乡村振兴和农业“一带一路”大协作蓝图展开

蜚语

两千多年前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华文明与世界链结在一起。当我国的瓷器、丝绸、“四大发明”等物产和技术传出去的同时，大量域外农作物也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而被陆续引入，对中国的农业生产和人们的饮食结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国现有的农作物中，凡名称中带有“西”“胡”“番”的，基本上都是“外来货”。

两千年后的今天，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传统农业往来早已发展成为以科技、人才、商贸、基础设施等为重点的全方位农业大协作，一张农业“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正在徐徐展开。

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吴孔明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空前紧密，利益共生不断深化，国际社会愈发需要增强互信、协同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自然资源匮乏、人口不断增长等诸多挑战，为保障世界农产品有效供给，推进“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意义重大。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农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老百姓实现了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转变，如今更要吃得健康，中国老百姓对肉蛋奶以及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拥有丰富的水土资源和优质的生态环境，粮食生产潜力巨大，市场合作空间广阔，农业技术需求强劲。随着全球农业发展趋势的变化， 开展‘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有利于促进区域内农业要素有序流动、农产品市场深度融合以及农业发展经验的交流共享，发挥沿线各国的比较优势，挖掘农业发展的潜力，从而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互利共赢。”吴孔明告诉记者。

此外，“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有助于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两类规则，促进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深化国际产能合作，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施行，加快推动农业向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转变。

2014年，涵盖多个政府部门、科研单位和涉农企业的农业对外合作部际联系制度由农业部牵头成立。2017年，农业部等四部委联合出台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为新时期农业“走出去”做出了顶层设计。2016年1月，中国农科院组建成立了海外农业研究中心，设立了17个专业研究室和平台，把以往分散的农业对外合作科技、信息和人才资源集中起来，重点对“一带一路”的国家农业产业开展研究，提供农产品市场、贸易、投资、风险和科技等方面的专业分析评判，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详实可靠的信息。

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贡锡锋介绍说，目前，农科院已有60多项农业技术走出国门，中国的种子、动物疫苗、农机和植保技术，帮助“一带一路”国家提高了作物产量，增加了农民收入，提升了农产品竞争力。

实现互利共赢

吴孔明表示，构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农业合作长效发展机制，需要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使沿线各国人民将实实在在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尤其是农业技术的输出，需要基于各国的文化特色、产业需求、技术现状、以及政策可行性等实际情况进行整合优化，提高在当地的实用性和可持续性。

“‘一带一路’沿线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科技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提高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是它们共同的主题。”吴孔明如是说。

水稻是人类最重要的口粮之一，早在2008年，中国政府和盖茨基金会资助、中国农科院牵头实施了“绿色超级稻”项目。共有300多名来自育种、基因工程、栽培、植保等领域的科学家，历经10余年努力，在东南亚和非洲15个国家，通过基因测序、育种研究和栽培管理技术研发，实现了60多个“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绿色超级稻”品种在亚非国家通过品种审定并推广。在菲律宾，超级稻品种比非超级稻品种每公顷平均增产约一吨，农民增收200多美元；在孟加拉，新推广的品种比地方当家品种平均增产30%，农民每公顷增收300多美元。

中国农科院饲料所研发的适宜于饲料及畜牧业应用的综合性能优良植酸酶，获得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的专利授权保护，并进行了相关专利的多重授权保护。专利许可给多家国内外企业，许可费4230万元。产品出口到美国、欧洲、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3.81亿元的出口额。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农业合作背景下，我国农业科技不仅实现了“走出去”，而且实现了“引进来”。贡锡锋认为，这二者同样重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物多样性丰富，其生物遗传资源对丰富我国种质资源基因库，筛选特异、优质的种质有重要意义。

以棉花为例，我国虽不是棉花原产地，野生或原始资源材料都是泊来品。而中亚和非洲是棉花最大的原分布地，品种资源丰富，种植条件优越。中国农科院通过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联合实验室，形成了全套栽培棉种质资源材料引进方案，在东非也进行了野生棉资源调查布局。

建设国际化人才队伍

在中国农科院院内，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和科研人员，他们都在为我国或国际的科研项目默默地做出着贡献。

吴孔明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的拓展和深化，对国际化的人才需求越来越大，一方面，要培养一批我国的懂外语、懂技术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同时，也要积极吸引国外的人才“为我所用”，为今后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储备对华友好的高水平人才库，促进交流往来的互联互通。

据贡锡锋介绍，近年来，农科院依托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生项目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加快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农业人才。2017年，累计超过100人走出国门开展留学和访问；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质生源来华留学交流，目前，在校留学生规模达395人，其中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占到七成以上。

此外，依托农业对外合作科技支撑与人才培训基地，农科院打造农业国际化的企业家、科技专家、政策资讯、行政管理、外交官等5支队伍；依托商务部、科技部、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委及国际组织的涉外培训项目，每年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100多个国家近3000人进行培训，涉及技术工程、作物育种、生物防治、果蔬栽培、跨境疫病、农机装备和沼气技术等领域。

在科技合作方面，中国农科院已在全球11个区域，38个重点国家和25个涉农国际组织分步推进国际合作布局工作，积极打造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海外农业科技联合实验室。仅去年一年就新建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农业科学联合实验室、中国—印尼禽病控制联合实验室、中国—乌兹别克斯坦棉花联合实验室、中国—巴基斯坦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平台等23个国际联合实验室（平台）。

除此之外，以乡村振兴战略来应对全球危机，本来是21世纪中国内涵最丰富的领域。但现在关于乡村振兴的大多说法是想当然，尤其是误解了改革以来这三四十年的三农发展，以为靠的是在农业领域中推进市场经济缓解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贫困等等。

乡村振兴首先要转变一产化思维

以乡村振兴战略来应对全球危机，本来是21世纪中国内涵最丰富的领域。但现在关于乡村振兴的大多说法是想当然，尤其是误解了改革以来这三四十年的三农发展，以为靠的是在农业领域中推进市场经济缓解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贫困，靠市场经济发展了农业规模经济等等。这些说法似是而非，都还是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西化意识形态。

各地农民和基层干部长期被我们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农业一产化的宣传所束缚，很难跳出“是农民，就只能搞农业”的束缚。借鉴国际经验可知，惟有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贯彻城乡融合、促进市民下乡与农民结合，才能真正把农业当成经济回嵌社会、人类回归自然的社会化生态农业。由此，才能发育乡土知识为基础的多元文化、据此开展本地化教育，才有参与式的体验农业为内涵形成自然教育、亲子教育，及其派生的四季景观为基础的旅游、休闲等三产化农业。只有以这些城乡融合的社会经济演变为条件，才能进一步形成“医养农业”的养病、养生、养老等。总之，这些属于乡村经济一二三产业融合为基础，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六产化农业，很大程度上是靠市民下乡带出来的。

这个从一产化向六产化演变里面，我有一个多年来强调的重要观点，去年也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采用了。我们长期强调中国是世界上中产阶级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实际上真正逆城镇化的、有下乡愿望的，主要是城乡中产阶级有一定文化品位的群体，要追求的是定制化个性化消费。中产阶级下乡本身是一种文化下乡，是一种城乡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一种新文化新业态的重要的推力。

另一个说法也有道理，主要是有人多年强调职业农民的人才培养，虽然这仍然是坚持把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一种思路。不过，这次19大把乡村振兴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提出以来，中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一产化的农业上升到三产化，甚至六产化。我还是希望那些坚持搞职业农民培养的人也愿意在官方资源支撑的技术培训中加入社会化、生态化和六产化的内容。

我们看了很多地区，都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中华万年农业文明延续至今从未中断，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当前，尤其需要我们换思想，把过去工业化时代的农业一产化的思维换成生态文明时代的农业三产化思维。现在也许还不能要求大家换成六产化思维，但要了解什么符合生态文明的农业六产化。

如果说景观旅游休闲是三产化农业，发掘文化教育内涵则是四产化农业，回归自然的养生养老是五产化农业；那么，所谓农业是第六产业，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种生态历史观意义上的自觉性：任何中华民族的一员，都要自觉地延续我们这个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那，农业六产化中的第六产业也就是2006年一号文件提出的农业具有历史传承功能。即使文化教育可以商业化，万年农业历史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作用怎么商业化？因此，所谓农业六产化，应该是一种人体现人类自觉的精神升华；通过参与农业，可以把这些一天到晚红着眼睛去追求各种利益的短期行为和心态调过来，那才可以说中央所讲的这个生态文明转型之下的乡村振兴是21世纪内涵最丰富的领域。

其次要重构乡村生产关系

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重建农村基层财产关系，实现村社共有自然资源的自主资本化。

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应该面对小农经济长期化的事实，强调以农户为基础重建村社财产关系，形成治理有效的基础。

乡村生产关系改革中被肯定的是“塘约三变”。需要注意：资源变资产的第一步，叫做原生价格在村社内部形成。英文叫做primary pricing by internal market，也就是乡村资源最初要搞村社内部定价，绝对不是一下子就提到外部市场去定价。很多人以为，我们推进市场经济嘛，那只要找了一个外部投资人，就可以来把我们这村里的自然资源定价了。不对。先应该形成的是“原初市场”内部的“原生定价”。既然要发展村社集体经济，中央就应该鼓励村社成员自主地把村域内的资源做原生定价，转化成农民共同占有收益的集体有价资产。

村社自主地在内部完成原生定价之后，如果村集体下面有人要办一个养生合作社，那村集体可以把本村定价之后的资源性资产作为股权投资在养生合作社。此外，可能还有旅游合作社、生态农业合作社等等，集体都可以把有价资源作为股权投资进去。于是乎，这个村老百姓无论多大岁数，老弱妇孺，都可以分享本村村域范围内的资源变成股权形成的资产收益。因乡村发展权被少数人控制而形成的贫困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不会因为占有的资源资产的差异而导致贫富差别。

我们的一带一路战略，如果推进农业走出去，所遇到的大部分是属于跟我们有类似的农业资源约束条件的原住民国家，也就是人口比较多，资源比较少。所以才要说，我们打算用什么农业走出去？难道是用那种殖民地才有的大规模农业吗？中国人在自己国内都实现不了。没有搞那种大规模农业的机会，那就除非离开一带一路去拉美，澳洲。假如那个资源市场不封闭，有可能搞在拉美和澳洲的大农业。可能还得提醒各位，如果想去北美，恐怕得掂量掂量，为什么呢？看看加拿大、美国有几个华人当农场主？

为什么农业走出去要关注文化壁垒？甚至可以说是要关注西方殖民文化在殖民地所形成的“非贸易壁垒”。因为，在亚洲，比如说在菲律宾，还有些大农场的农场主是华人或华人后裔，华人经济还可以在东南亚，甚至在有些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当然历史上也出现过几次大规模排华。但是，如果中国人在欧洲，特别是在老欧洲或者在北美，可能当农场主吗？我不想说那些关于人类学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拿去和人类学、社会学做交流，就可能会有新的认识。

为什么进不去？我曾劝过中国农业企业，看看中国农业走出去海外投资战略成功的是哪些国家？第一是东南亚的，像越南、柬埔寨、老挝这些地方。其次是印尼、菲律宾，还有泰国等等。这些其实是有相似文化的地方。泰国人的语言和中国傣族是一样的；柬埔寨和老挝很多民族语言跟我们西南少数民族是一样的；越南是在15世纪西方人殖民化越南之前所使用的文字和官方话语全部是中文。总之，东南亚长期是原住民为主体的亚洲文明本身的一个版块。

当我们进入到周边国家的时候，你会发现资源、人口等等这些基本情况有相似性。所以我们用什么方式在国内做农业，我们有哪些经验教训？这些能不能适用于周边国家？等等，都是要讨论的问题。如果都还没有讨论清楚则不宜盲目走出去，当年我们有些大型农业企业要进印度的时候，我劝他们不听。去投资的结果是血本无归。我们要搞丝绸之路促进农业走出去，但是一定要先做好前期研究。

我们去非洲也有很多失败。注意，一定得把这个社会介入和资本介入结合起来。有相当多的投资商进入非洲，以为可以靠着资本力量雄厚去圈地。根本不懂当年殖民者是怎样在这里横行霸道，因此很多中国人也被说成是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我们既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外投资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外投资损失国。所以需要有学者站出来告诉投资人，农业走出去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根据 人民网等采编【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