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墓陶塑 拙中见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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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彭山汉代崖墓、砖墓发掘人员合影。1941年摄于发掘驻地。左起：吴金鼎、王介忱、高去寻、冯汉骥、曾昭燏、李济、夏鼐、陈明达

　　四川彭山江口汉代崖墓古墓葬群是中国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纪年墓，三十点四平方公里现存崖墓四千五百八十座。自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英国传教士陶然、法国人色伽兰、美国人葛维汉，中国着名的学者梁思成、吴金鼎、李济、夏鼐、陈明达、曾昭燏等，先后对崖墓进行了系统的发掘与研究。南京博物院现藏有一批民国川康古蹟考察团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从七十七座崖墓中发掘、清理出，并存放于前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的陶塑文物珍品，塑像古拙天真，线条夸张简练，标志着汉代造型艺术的巅峰。

　　南京博物院的前身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于一九三三年在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倡议下创建。南京博物院大殿为仿辽代宫殿式，由民国着名建筑师徐敬直设计，经建筑大师梁思成修改。当时通过收购、拨交、发掘，集中全国第一流珍品约二三十万件，其中包括绘画中的《历代帝后像》、《唐人明皇幸蜀图》；铜器中的毛公鼎、后母戊鼎等稀世国宝。

　　拟人陶蛙座独一无二

　　自一九三○年代中期起，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或独立，或与中央研究院合作，对四川、云南苍洱、贵州、云南丽江、甘肃敦煌、新疆等地的民族、民俗、古蹟、民间艺术、手工业等，做调查、发掘和研究，并对四川彭山汉墓作科学发掘，收集整理了一大批实物。

　　崖墓，是汉代流行于岷江流域凿山为室的墓葬形式。距离成都约七十七公里的彭山县，为四川汉代崖墓分布的重点地区之一，在南宋时期便有记载。十九世纪初，外国人纷纷来彭山调查崖墓，由于频繁而无科学性的调查和发现、崖墓长期无人管理与保护，加上古董商大量收购出土文物，致使彭山崖墓遭到严重破坏。

　　一九四○年，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联合组成「川康古蹟考察团」，由吴金鼎任团长，制订了详细考察计划，将四川分为六个工作区，并于一九四一年自第二区起，选择彭山县江口一带的崖墓为考察重点。

　　川康古蹟考察团自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四日至一九四二年三月七日，对江口附近墓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在寂照庵、石龙沟、丁家坡、豆芽坊沟、李家沟、王家沱、砦子山等八处，共发掘崖墓七十七座、砖室基二座。七十七座崖墓中，共有四十四座墓出陶器、铜器、铁器、玉、石、骨器及货币等随葬品，其中陶器数量居多，绝大部分为专门作为随葬之用的明器。

　　出土文物被陆续运往四川宜宾南溪县李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驻地保存。在当年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由曾昭燏主持文物整理工作。

　　在南京博物院所藏的彭山崖墓文物中，有一件东汉陶蛙座，为一九四二年重见天日的那批陶塑明器中杰出的珍品。考古专家表示，这是全国出土的汉代明器中独一无二的立体陶塑蟾蜍插座，为稀有文物。

　　这个蹲坐着的大型陶蛙座的质地是泥质灰陶，器身总高三十九点五厘米，顶上有圆筒形插管，可供插物之用。作者抓住蟾蜍的主要特徵，大胆地夸张，创造成拟人化的形象，宽大的嘴巴，突出的眼睛，高挺的肚皮，肥大的乳房，双手按膝，昂然踞坐。这淳朴天真的形象，表现出汉代造型艺术质朴浑厚，拙中见巧，粗中见细，以简胜繁，以质胜文的时代风格。

　　南京博物院专家认为，这件大型陶插座烧制得如此完美生动，毫不变形，卓越的表现力令人叫绝，显示了东汉制陶工艺的高超技艺。

　　专家说，从这件陶蛙的造型、神态、气魄和用途来看，不能与青草池塘里的群蛙相提并论，而应是蛙属中有相当地位、或古代民间神话中的角色，才会把它塑造得具有人类生气勃勃的精神状态。因此，「这个蛙的正名应为『蟾蜍』，为神话王国中的蛙中巨擘」。

　　关于蟾蜍的神话，在秦、汉之际即已流传，吕不韦所撰的《吕氏春秋》中，有「尚仪占月」的记载。清代毕沅注释：「尚仪，即嫦娥」。其后又附会为嫦娥奔月，化为蟾蜍。西汉初年刘安的《淮南子．览冥篇》也记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后汉书．天文志注》也引用前人之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在这段辗转相传的神话故事中，蟾蜍成了月亮的代称，月宫也称为蟾宫。外形丑陋的蟾蜍，成为美丽嫦娥的化身，被赋予浪漫诗意。李商隐诗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情意缠绵。杜甫的咏月之作「刁斗皆催晓，蟾蜍且自倾」，特别提到蟾蜍。在古人心目中，蟾蜍已是与月亮共同出没，备受人倾注和赞赏的「神物」了。

　　汉代艺术对于神话题材的描写，正是通过想像力以征服自然，并大胆采用夸张的手法，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

　　至于这件陶蛙座的用途，专家分析「有可能是烛台」，顶部圆管孔径仅一点三厘米可供插烛之用，「在月夜的银蟾照耀下，高烧红烛，静对良宵。」

　　中国最早的佛造像

　　美学家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汉代艺术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第一次得到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华帝国的繁荣时期的艺术。」「而粗轮廓的写实，不要细部的忠实描绘，便构成汉代艺术的『古拙』外貌。」一九四二年出土于四川彭山东汉崖墓的一件泥质灰陶制成的陶佛像插座，质地坚硬，后半部已残。通高二十一厘米，圆筒直径七厘米。下部圆形基座，雕青龙白虎衔璧，座上塑一佛二脇侍佛造像一组。

　　仔细观赏这组人物造型，粗轮廓的写实形成的「古拙」外貌，简洁生动。南京博物院专家认为，这组静止状态的宗教塑像，在粗糙、简单和拙笨的外貌中，蕴含着雄浑厚重的动势。处于主尊位置的释迦佛，庄重谦和，微启齿，似在讲经说法，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表示了佛陀不畏外敌，普度众生的慈悲之心。左右二脇侍一个头部侧向佛面，似在聚精会神地聆听；一个头部微仰，似在揣摩品味，弓腰曲腿，双手自然曲举，似已心领神会，极具动感。整个造型主次、大小、动静有机地组合成一幅释迦说法图。常见的汉代服饰、粗轮廓的写实手法，凭藉着想像力的驰骋和变化多端的形态，体现了汉代艺术表现人物所具有的浑厚豪放的艺术特色。

　　经考古专家研究后认定，这组为以前汉俑所未有的造型形式，是佛教艺术在中国内地出现的最初的一件艺术品。季羡林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写道：「当佛教传入中国时，正是纤纬之学盛行的时候。在一般人心目中，佛教也纯为一种祭祀，它的学说就是鬼神报应。他们认为佛教也是一种道术。许多人，包括汉桓帝在内，并祭佛老二人。佛教就在这样的伪装之下，在中国社会里生了根。」

　　当时的画家或工匠，凭着对佛教的一知半解，偶有所见，便采入作品之中，因而出现了着汉代服装的人物，或头绕佛光，或手做佛手印相，或头有肉髻等不同的形象。从历史的角度看，彭山崖墓这件陶佛像插座上，头有肉髻，身着健驮罗式通肩大衣，手作无畏印相的坐佛取代了以往是西王母等神仙的位置，并与两侧侍立者构成了一佛二脇侍的一组形象，应该已经是早期佛教艺术中十分典型、确定无疑的佛造像。这表明佛教传入内地的时间较西域为早。彭山东汉崖墓出土的这件陶佛像插座，无疑是现存最早的佛造像实物。

　　飞羊乘人钱树座 古拙灵动

　　在四川东汉中晚期崖墓中出土了一件陶制的插座。此件泥质红陶插座，通高64厘米。因为是随葬明器，烧造时火候不高，陶色浅红，胎质疏松。全器由左右两半模合制而成，内空。造型为下大上小的梯形结构，器表浮雕着羊、蟾蜍或其他神兽，还浮雕出坐于龙虎背上的西王母、骑羊的人，持竿打钱树的人等。除兽首部分用高浮雕手法外，其余均系弧面浅浮雕，画面采用镜面对称法，显示了汉代艺术品的古拙稳重风格。

　　据南京博物院专家介绍，一九四二年春，民国考古学家吴金鼎、夏鼐、曾昭燏、高去寻等在四川彭山发掘汉代崖墓，在发现这件陶器时，它的近旁散乱着一些铜铸的树，树上铸着西王母、猿、钱等。他们认为，这些铜铸的树，原本应是插在这件陶座上的，这件陶座即为钱树座。由于四川东汉崖墓大多被盗过，不仅未出土过完整的铜钱树，连完整的陶钱树座也不多见。这件钱树座，可算得是钱树座中的佼佼者。

　　插座全器从上而下装饰四组浮雕，最上一组为人乘飞羊，其下为驱鬼辟邪的双翼狮，又其下为钱树和在树下的打钱人，以及挑钱串的人。最下一组为青龙白虎争璧图。这四组画面各具风姿，最精彩的是第三组浮雕摇钱树。

　　钱树枝叶婆娑，枝头圆钱累累，钱座左右树下打钱挑钱各有三人：左边三人，一字排开，均穿裤而不着衣，显示出炎热的天气。中间一人左足蹬踏于树枝之上，左手托树，右手持一棍棒猛击树钱，前后两人争先恐后地拾钱。特别是最前边的那位，原来腰间也束着一根击钱长棍，此时根本顾不上击钱，而是忙不迭地拾钱。

　　右边三人，打钱完毕，正满载而归。前后两人左肩均挑着钱串担子，从两人左手挟杖而行的姿态看，可知左肩所负之钱重量不轻。中间那人，上身裸露，正左膝跪地，两手用劲捧筐上肩。细看，筐中果然也已装满了钱，画面动态感极为强烈。人物形象的塑造，动作造型的精准，瞬间表情的流露，无不说明作者具有熟练的表达动态和把握感情的能力，这在汉代的艺术品中难得一见。

　　钱树座在装饰内容上，反映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浪漫世界，集神话幻想、龙虎图腾、狮走羊飞、人与财富于一体，表现出作者非凡的想像力。而在艺术手法上，用浮雕塑造准确动作形象来刻画人物、动物，仅以粗糙轮廓的表现力，构成了汉代艺术独有的古拙灵动。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