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狭隘概念探究 内涵偏差沿袭乾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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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根据福建泉州後渚港出土文物复原的宋代中型海外贸易船，排水量三百七十吨

　　近年来，“国学”热在内地乃至两岸四地方兴未艾，凡是念过几天书的人，都要讲几句“国学”，若能跻身“国学大师”，荣莫大焉。但冷静思考下，“国学”这个概念有点似是而非。笔者领会现行此概念，本意是“国之学术”;但实际的内涵，主要是关於中国古代人文历史的学问，基本上就是清代“乾嘉学派”涉及的范畴而略有扩大，但功力有所不及。那麽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国学”之外，坐实了传统中国人不讲科学。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而且引起一些问题。例如：孔夫子如果活在今天，算不算“国学大师”?而近年来被称为“国学大师”的一些学者，并非只研究中国古代人文历史。例如季羡林学术成就卓着，研究范围跨越中外。

　　笔者还认为，“国学”作为近代以来出现的概念，是在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思潮下，由被攻击对象的“国故”、被冷嘲热讽的“国粹”演化来，本身就很悲剧。如今被称为“国学大师”的旧时代学者，一部分当时背负着“旧学”包袱，例如罗振玉、王国维;一部分根本就是否定“国学”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急先锋，例如顾颉刚甚至胡适。如今新时代如果一定要讲国学，自然应该是“新国学”，而不是对旧一套因陋就简，更不是复古“乾嘉学派”。在这方面，由旧中国走来，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国学大师”，例如启功，或同时期在港澳台成长起来的“国学大师”，例如饶宗颐、金庸、钱穆，其各不相同的治学之路，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而不可复制的，但他们的成功经验却值得我们借鉴。在笔者看来，金庸所说，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本能的爱”，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是其基本要素。如今有志於祖国传统历史文化研究的人，应该以国家民族和时代使命，为安身立命根本，而非热衷於成为“大师”。

　　孔夫子授“六艺”范畴广阔

　　明清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鼎盛期。清雍正、乾隆时人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马二先生说：“举业(科举考试)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孔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如今读书人以“国学”为尚，按马二先生的逻辑，若是孔夫子老人家在，而今也要讲“国学”，开“国学大讲堂”的;毕竟他老人家主讲的“杏坛”，是历史上第一家大讲堂嘛。更重要的是，“国学”最基本的内容肯定是孔子学说，而且有一位“国学”後起之秀，更是以开讲“伦语”(不是《论语》)风靡一时。可问题是，孔夫子教学开讲的内容并不符合如今“国学”的内涵。他讲的是“六艺”：礼、乐、射、驭、书、数。礼，类似如今德育;乐，不但是音乐，而且是乐律，黄帝和尧舜禹以来，“同律度量衡”的科学体系;射，射箭甚至骑射，是军事训练;驭，驾驶马车甚至战车技术;书，从识字、写字到文字学，由浅入深，还有《尚书》等人文历史课;数，数理，按汉之前小百科《广雅》解释：“数，术也”，包括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六艺也是《周礼.保氏》规定，周代教育贵族子弟的六门课程：“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并细分为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

　　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班固《汉书》记载以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六艺”，六经不是孔夫子当初教学生的“六艺”。而且即使这六经，比如《易》，也包含着二进位制的中国上古数学理论;《易经》内容是数学与术数相结合的。而当初孔门修齐诗、书、礼、乐的弟子，大约三千人;能兼修礼、乐、射、驭、书、数“六艺”并且合格毕业的，七十二位而已。就是西汉早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统计：“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大约)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夫子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一在於能够集他之前历史文化大成，二在於提出自己的学说，而成为其後两千年中国人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故称“大成、至圣”。从“国学”鼻祖所传真正国学可见，如今“国学”概念实在太狭隘了，简直是倒退。

　　百家群科推动灿烂文明

　　中国古代旧“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新“四大发明”：丝绸、青铜、瓷器、造纸印刷，或丝绸、中医药、雕版印刷、十进位计数，以及未列入“发明”的水稻种植、玉石器、中国建筑等等，实际上都是科学技术，而不是狭义的人文历史。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民族。没有灿烂文明，历史再悠久也暗淡无光，就如宋代朱熹、蔡季通形容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灿烂文明首先是科学技术不断发明并发达，否则也无法灿烂。

　　“杂交稻之父”袁隆平说，中国人工种植水稻已经有五千五百年历史。而湖南玉蟾岩遗址发现的古栽培稻，经科学测定距今约一万四千至一万八千年，体现了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原始性状，是世界上已知最早人工栽培稻。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碳化稻谷，距今七千二百至六千二百年。战国“诸子百家”，《汉书》列有一百八十九家，留下四千三百二十四篇着作;《隋书》列有上千家，主要有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等等。按现代学科分类，既有自然科学，也有社会科学。像诸子名着《管子》主要是讲科学技术的，包括水利、建筑、机械。《墨子》看似讲意识形态，而现代研究表明，墨子是古代科学家，最早提出光线沿直线传播的观点和比较原始的粒子论，而且进行了小孔成像实验。因此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我国发射的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命名为“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至於扁鹊、华佗、张仲景等战国至秦汉医药学家，被中外兵学家奉为兵书经典的《孙子兵法》等，不胜枚举。东汉发明地动仪的科学家张衡，同时是文学家，他的《两京赋》、《归田赋》等“辞赋”，都是古典文学名篇。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秦、汉、唐、元、明等强大王朝，都是以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支撑的，而不是仅靠文化艺术支撑的。宋代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都高度发达，只因国防实力不足，而受尽屈辱。人文历史、科学技术，都应属於“国学”的内容。

　　“国学”内涵偏差 沿袭乾嘉学派

　　古代中国偏离了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并重的传统战略，正是始於上文提到的“马二先生”生活的明中後期。明代中期即十六世纪起，西方文艺复兴开始，思想解放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但当时万历皇帝等统治者，未能体察世界发生的变化，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由遥遥领先世界而逐渐缩小差距，终至落後於西方。但此时仍出现李时珍《本草纲目》、晚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几何原本》、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宋应星《天工开物》等自然科学名着，说明明人未改重科学的传统士风。

　　清代乾隆、嘉庆前後大约一百年间，中西科学技术发展的巨大差距拉大。而这时正是清代以人文历史考据着称的“乾嘉学派”风头无两时期。如今“国学”把人文历史当成“国之学术”，实际上沿用了“乾嘉学派”的内涵。五四新文化运动扫荡的“旧文学”、“旧文化”，其实主要是清中期以来的主流文化。例如“文选(派)妖孽”、“桐城(派)谬种”、“八股文”等等。在新文化倡导者看来，正是他们造成中国落後挨打。

　　有研究者考证，当前流行的近代“国学”概念，大致分四个出处。其一是黄遵宪於一八八七年提出;其二是梁启超於一九〇二年秋提出;其三是吴汝纶於一九〇二年八月，接受日本人意见采用国学概念;其四是屠仁守於一八九七年，借鉴日本近代意义国学，为中国近代意义“国学”。

　　笔者认为，重要的是近代“国学”提出的背景，其实并不像今天我们想像的那样光荣。面对晚明以来“西学东渐”，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後，尾随西方帝国主义枪炮之後，西方文化强力介入，中华传统文化从只有招架之功，到毫无还手之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那时兴起的“新学”，强调科学方法。在新派人物看来，中国传统人文历史完全是一本糊涂帐，尧舜禹只是神话传说。顾颉刚“敢问禹是何物”，结论禹是虫;直至形成“疑古”思潮，钱玄同改名为“疑古玄同”。这些都有意无意帮了西方某些以诋毁、消灭中国文化为目的人的忙。这种现象的出现，源自那时在“文化自信”上出了问题。那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倾向，与之前良莠不分的封建“旧文化”，同样不科学。中华民族近代经历百年苦难，复经新文化运动洗礼，痛定思痛，终於逐步认清了哪些是优秀传统文化，哪些是封建糟粕。

　　深耕中华文化 大师成长道路

　　与学术思潮弄潮儿相反，这时期在中华文化土壤里默默深耕的一部分人，最终成功了。

　　以分别从一九一三年、一九二四年筹建的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为例。古物陈列所从创立人朱启钤，到智囊金北楼，曾任所长周肇祥、钱桐，专家学者陈师曾、容庚，导师张大千、黄宾虹、于非闇，培养出的学生田世光、俞致贞、郭味蕖、李树萱等，都是传统文化、传统艺术、传统学术。新文化运动中成立的故宫博物院，第一代学者主要是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如胡适、钱玄同、周树人、沈尹默、俞平伯、刘半农;或者是革新派人物，如南社诗人陈去病、黄节，文学研究会孙伏园，以及新兴的甲骨文与古文字学家董作宾、魏建功等。在博物院壮大成长的专家学者包括易培基、马衡、沈兼士、袁同礼、唐兰、启功、罗福颐、陈万里、单士元、朱家溍、徐邦达、冯先铭等。他们不论是新学还是旧学，都殊途同归，在各自领域取得成就。这说明只要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同的治学方法都同样会取得成功。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後，启功受聘故宫博物院文献研究和古书画鉴定“专门委员”，参与战争中散失书画回归的鉴定。他在《故宫书画给我的眼福》里，回忆受前辈专家学者耳濡目染、切磋成长的体会。一次收购古书画鉴定会，有院长、青铜器专家马衡、历史学家陈垣、档案文献学家沈兼士、工学家张廷济、史学家邓以蛰、画家张大千、古文字学家唐兰。见到一卷宋缂丝米芾大字卷，张大千就指给他看，说：“这卷米字底本一定是粉笺上写的。”说的是明代有一批伪造宋代米芾字，常是粉笺纸上所写，只说“粉笺”二字，行家都不言而喻了。

　　又一次收购鉴定会，上次各位除张大千出差，又增加了故宫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和胡适、徐悲鸿。有一件据称明代夏昶《墨竹卷》，胡适指给徐悲鸿看，问这卷的真假。徐悲鸿回答：“像这样的作品，我们艺专的教师许多人都能画出。”胡适似乎恍然地点了点头，有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之感。

　　国家民族使命 安身立命根本

　　新中国成立後为抢救流失文物，文化部文物局由上海请来书画鉴赏家张珩、谢稚柳、朱家济、徐邦达共同鉴定，特别是收回不少面临流失的文物。其中包括从香港滙丰银行赎回，被古玩商郭宝昌之子郭昭俊抵押的“三希”之二：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

　　此事经呈周恩来总理，总理批示，请专家首先鉴明确为“三希”原物。当即由出任华东局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的古书画专家徐森玉把关，最终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当期届满之前，以港币五十万元赎回。此时新中国成立刚满一年，国库里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外汇。面对濒临流失的文物，怀揣仅有的外汇，他们心中只有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不久，徐森玉又把自己珍藏的文物，也全部无偿捐献国家。这是老一代“国学大师”们德艺双馨、德高望重的根本所在，也应是如今不能忘的安身立命之本!

　　(来源：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