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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专栏作家岑逸飞
英国科学家霍金年前逝世,举世哀悼。患了「渐冻症」的霍金在生时有人问「如何做到身体残障却能保持乐观?」霍金答:「不能忍受身体和精神同时残障。」又有人问怎样面对残酷的命运,他答以「人生总可有作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我联想到吾友岑逸飞。
逸飞兄自幼聪颖,在皇仁中学(孙中山先生曾在此就读)毕业,一九六四年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读书,第一年读的是生物系,第二年读的是化学系,第三年读社会系,第四年才转读哲学系。四年读四个学系,这是一个异常的纪录。他兴趣多是个原因,转读哲学系,则与其健康有关。一九六六年二月他参加大学的访问团往台湾旅游,不幸在台北染上类似小儿麻痹症的病,同样是过滤性病毒侵袭脊髓,名为「横置脊髓灰白质炎」,特点是会令双腿肌肉无力。他说:「此事对我一生影响重大,从此残废,不良於行。」
不良於行使他更敏於思。他自此勉力写文章、做编辑,大学毕业後持续编与写,撰长文、写短章,发展成为专业的专栏作家。主业之外,他在几间大学兼职授课,在多个公私大机构的培训班讲学,以及在电视和电台主持各项评论性节目。他是香港一位杰出的媒体人。
一九九二年八月某日,我和他晤谈,得知当时他有四个天天见报的日报(如《信报》)专栏;另外有一个三天刊一篇的日报(如《明报》)专栏,有每周刊一篇(两千四百字)的日报专栏,还有每周四篇不署名的日报社论。此外,一些周刊和月刊,包括《花花公子》中文版,也有他的专栏(准确地说是「专页」)。他告诉我,每天平均写稿四千余字。一九九○年代上半期,大概是专栏作家岑逸飞的全盛时期。根据一九九二年八月的结算,他的文字产品成书者已有《直捣黄龙》、《男.女.性》、《岑逸飞的文化探索》、《福建奇秀甲东南》、《赛车手之死》等十四种,其中有时事评论集、杂文集、游记以至小说。
二○一七年初再来一次统计,其已出版的着作有多少十本,难以「精算」了。从儒道释诸子百家华夏文化到西方文化,都在其研究和着述范围:他看到《易经》的领导智慧、《鬼谷子》的谈判策略,他比较东西方的管理文化,如此等等。近年他推出《另类国学》、《另类佛学》诸书。他是不在大学正式任职的「博文教授」(professor-at-large),是个知识广博的大杂家。
他还是个大旅行家。岑逸飞是笔名,本名是岑嘉驷。驷者四马,一辆车由四匹马驾驶,又快速又威风;一九六六年他得病不良於行後,面对「残酷的命运」,认为不能对它低头──香港人说的「跪低」,而要昂首向前,要奋飞;於是以「逸飞」为笔名,由奔马变成飞龙,把我国成语「龙马精神」化为龙马行动。当年在《信报》长期撰写的专栏,他定名为《磨砺精神》:磨砺精神,磨砺文笔,更磨砺行脚。不良於行的逸飞兄,「行脚」四方,由妻子陪伴,坐着轮椅,撑着柺杖,周游中国以至全球各地。他观察风土人情,探寻文化底蕴,其海陆空旅行的「迈里」(mileage)不知是古代徐霞客的多少千万倍。
岑逸飞已出版的游记,前面提过的《福建奇秀甲东南》之外,还有《山岩上的古堡─游访英法》、《极地的子夜太阳─游访北欧四国》及《丝路文化之旅》。今年一月下旬在商务印书馆举办的「岑逸飞、黄维梁、潘铭燊三人行」香港文学座谈会上,我特别举例称述《丝路文化之旅》一书。最近几年,「一带一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倡议和施行,广为人知,广受重视。岑逸飞此书对丝路文化之旅,提供亲身经验,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有导游作用,更让我们体会到作者不避艰辛「探寻文化底蕴」的旅行家精神。
丝路上的敦煌,是丝带上的明珠宝玉,其莫高窟更是重宝之地。莫高窟的第一百五十九窟之壁有《维摩诘经变》,非「面壁」亲睹不可。对不良於行的当代徐霞客来说,入窟参观的难度极大:怎样通过幽暗狭窄的甬道爬到窟的最高处呢?岑逸飞不能逸,更不能飞;他「坐在地上,一阶复一阶的用手支撑上去,……满手满身都十分污秽,糊着淋漓的汗水」,终於到达高处──这既是土地的,也是精神的。为了对这个自然界和人世间的认识和爱惜,他遍游天下名地胜景,其游记所述的艰辛行动以至艰险情况,有甚於是者。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歌中「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的积极进取精神,这位杰出的校友,从其着述、从其旅行充分发挥出来。
对这位专栏大家,我即使肯花时间读其全部着作,因为学问不及其广博,也绝无能力作公允全面的评价。只觉得岑逸飞的书写,中西古今知识贯串,行文清通,说理明畅,偶尔的抒情叙事,也可感可观。五十多年来他的写作和讲课等活动,在香港对文化的普及、对帮助市民在文化上的提升,大大贡献了力量。
岑逸飞的社会文化论述,是从文艺青年时期开始的,他曾经是文社的成员。在二○一三年八月十四日於香港理工大学举行、题为「香港七十年代的结社、出版与活动」的讲座中,他回忆道:
青少年的特点当然不只是关心时事,青少年也免不了伤春悲秋,有种「少年维特之烦恼」,所以最能触动青年人情怀的是文艺而不是政治……我又和朋友共组文社,叫「芷兰文艺社」,「芷兰」是南接洞庭澧水流域的野生兰花,其名字由来因屈原曾游历该处而留下绝妙诗句「沅有芷兮澧有兰」。不过芷兰文艺社的发起人不是我,而是就读新亚书院社会系的黄维波。芷兰文艺社的成员,除了黄维波和我之外,尚有来自新亚书院哲学系的李天命,来自新亚书院中文系的黄维梁,来自联合书院的古苍梧(原名古兆申),来自崇基书院数学系的李洁琛以及当时写小说薄有文名的陈炳藻。陈炳藻曾在《芷兰季刊》以笔名「丙早」发表五千字的短篇小说〈里外流〉;古苍梧以「蓝山居」笔名写过〈新诗没有根吗?〉;黄维梁以「游之夏」笔名写了不少散文;而我则写过五千字的长文〈五四文学概论〉,是我看过许多五四作家所写作品的读书报告,我用的笔名仍是「四马」。「岑逸飞」这个笔名,是在一九六七年才面世的。
一九六○至七○年代的文社,参与者都是青年,日後很多香港作家渊源於此。吴萱人主力编撰的《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顾专集》在一九九八年出版,上述的史料,自然没有收录。
一九六六年岑嘉驷染病,从台北回港继续疗养,在亚皆老街的九龙医院。上面提到的文化青年,当年常常到医院探病,和坐轮椅的嘉驷聊天,青草地上举行文艺沙龙。轮椅也与霍金离不开。霍金的科普读物《时间简史》行销全球,听说此书其实很难「啃」;岑逸飞的人文学科书写,好懂得多,普及容易。回忆旧友和往事,在九龙医院的青草地上,我们这些学友文友,和轮椅上的逸飞,谈办杂志,谈写文章,谈国事天下事,生活简朴而逸兴思飞。亚皆老街。不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那种偕老,而是众青年现在偕老了。Those Were the Days!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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