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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闫非与彭大魔正在筹备他们的新剧本《资本接班人》,俩人闭关写了一年,中途投资方找到俩人,说要做一个“一个月花光十亿现金”的故事,俩人一听就立马来了精神,想着改编一个故事应该挺快,于是俩人就改变了创作方向,结果一做却做了两年。
这个故事最早源于好莱坞1905年的一部小说,叫做《酿酒师的百万横财》,至今为止已被改编成电影八次之多。今年终于迎来中国版——《西虹市首富》,这部电影半天票房破亿,首日票房破2亿,在同期电影的竞争下,《西虹市首富》势如破竹,上映两天已破5亿。
和《夏洛的烦恼》不一样的是,这是一个关于“花钱特烦恼”的故事。日前影片的编剧兼导演闫非、彭大魔在“西虹市”接受了编剧帮(bianjubang)的独家专访。畅谈关于电影与造梦,喜剧与理想,以及电影里绕不开的金钱与人性。
金钱与人性
我们电影最大的职能就是造梦
其实说到金钱与人性,我们始终给不出一个客观的参考答案。可是命题已经给到了,至于怎么去做,怎么去探讨,这些都关乎于“理智与情感”,也许“西虹市”就是一座造梦的城市,他还有更多的故事等待闫非与彭大魔去挖掘。也许很多的感悟都来自于梦醒时分,有些沉重的话题也可以放下,心态决定一切,故事讲到了这里,生活还得继续。
编剧帮:“一个月花光十亿现金”这样一个故事核所探讨的关于“金钱与人性”的问题二位在创作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关于现实主义层面的探讨又是怎样的?
闫非:刚开始我们只是对“一个月花光十亿现金”这个概念特别感兴趣,只是说如果这样的idea放在我手里继续探讨、深挖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挖得更深一点,是不是能把金钱和人性的这些东西挖到极致。
彭大魔:其实我们真正想说的是一个关于心态的事。现在社会发展那么快,大家越来越有钱了,对钱的看重也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用这样一个白日梦去给观众造梦,让大家在短时间内去感受这个过程。我们希望观众也进入到这个世界里来,这时候你的心态会发生什么变化?体验过了以后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会看开,有些东西会释怀,我们希望寻求是这样一种过程。
编剧帮:为什么把这个城市命名为“西虹市”,它传递怎样一种概念或者情绪?
闫非:我们希望把所有快乐的、好玩的事情都放在这个城市里面,但又快乐又好玩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些烦恼。我们希望西虹市描述的是我们小时候故乡城市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手机,路上也没有那么多出租车。外面下着雨,雨后有彩虹,几个小伙伴踩着泥泞的路不愿回家。就是这种来自人小时候对故乡的感受,才让那个我们对西虹市有了这样一个概念。
彭大魔:我们希望以后做的电影里,各种好玩的,奇妙的人、奇妙的事都发生在这个城市里。
编剧帮:在预告中有这样一幕,王多鱼霸气喊出了“钱是王八蛋,我们要尊重梦想”的口号,有业内人士说这似乎是一点“现世童话”的感觉,二位如何看待“现世童话”这个词儿?
彭大魔:不能根据一个词去理解,都是言不由衷的,都是反着说的。我们的电影本身最大的职能就是造梦,我们希望用电影这个手段、用电影这个载体把我们想好的一个好玩的故事造出一个梦,让大家一起去感受,大家来看我们电影感觉就是做了一个特别美好的梦,梦醒了增加了幸福感,这就是大造化。
闫非:这句话对本身的情节来说是一个反向作用,他说这句话其实是言不由衷的。其实他想把钱都败出去,就有了很多各种各样不靠谱的梦想,但是客观上它实现了这些人特别不靠谱的梦想,让大家得到了快乐。其实他无意中是做了好事,但是他仍然不知道。我们要说的就是这种反差。
编剧帮:二位的前作《夏洛特烦恼》改编自同名话剧,无论是喜剧包袱还是剧情设置都经过了千锤百炼,这次尝试另一种程度的改编有哪些不同?二位如何理解曾经舞台剧创作所带来的“经验主义”?
闫非:我们俩拍话剧拍的时间太长了,在《夏洛特烦恼》之前都做了十多部话剧,也经常看观众对我们自己作品的反应,所以多多少少会培养一点嗅觉,观众看到哪些会觉得好玩、一个包袱该有怎样的节奏观众会笑等等。但《夏洛特烦恼》是被验证过无数次了。这个片子不同,它没有验证,所以才会需要我们能够运用一些技巧和以前掌握的经验。
彭大魔:在舞台剧《夏洛特烦恼》没有公演之前,我们一直都在做这样的努力,90%的笑点还是比较准的,基本上演出之后调整的地方比较少,好多的笑点也得益于我们直面观众这一点。有一些是很自信的,但是也有很多尝试和挑战,因为我们也必须不断地去改变与创新。
不拘泥于类型,把故事讲漂亮最重要
对于喜剧创作者来说,“喜剧包袱”可以说是他们的“续命水”,如果笑点不够密集,包袱不够脆,观众就会直接给你反应。剧场创作好似春晚,观众离你很近,你所创作的人物的一言一行,都牵动观众的脑神经。因此也给了俩人非常大的“包袱压力”,从而也使得传递情感的难度越来越大。
每每做出关于“传递情感”的尝试,观众反应又很冷淡的时候,二位就会特别有“挫败感”,为什么观众不买账?“包袱”与“戏剧”之间应当做出怎样的平衡?那些所谓的分寸感又该如何把握。这些都是难题。“我们也不敢保证我们整个电影中每一个包袱、每一个段子分寸都把握得恰到好处,肯定也有使劲使大的,也会有劲没使到的。”彭大魔说。
编剧帮:其实喜剧包袱更密集的时候会一定程度上伤害到整个故事的叙事,二位对此有什么想说的?
闫非:我们俩也一直在总结这个问题,有一些包袱和主线与故事无关,我们在拍的时候都会拍,但是在最后剪辑、编排的时候,能符合剧情推进、能符合这个人物成长的东西我们会留下。比如说你会去考虑这是不是人物该说的话,是不是在推进剧情。这种考量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彭大魔:做电影跟做话剧毕竟还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话剧在现场需要不断地给到观众某种感官的刺激,需要用一个又一个喜剧包袱让观众不断地去笑。
但做电影,这些喜剧包袱以及一些幽默感只是我们的一种风格跟手段,不可以很密集的去堆砌它。我们不能按着“包袱”走,而是得贴着人物走。这样的喜剧才会真的好看。
编剧帮:二位对喜剧类型片这个词有怎样的理解与看法?
彭大魔:这两年的趋势也是各个类型都在逐渐被接受,我觉得百花齐放是最好的,不拘泥于类型,什么类型都有特别好看的,喜剧看完之后也会收获幸福感。包括沉重一点的,你看完之后也会有一些感悟、一些释放。其实我觉得只要大家看完之后情感波动很大的,应该就是好电影。
闫非:什么类型的片都有好故事,本质上都是致力于把一个故事讲漂亮。
编剧帮:前两年二位在我们的采访中曾说道:“喜剧需要天分,乐观需要态度。”二位可否结合本片聊一聊关于“喜剧需要天分”这件事?后天的培养又体现在那些方面呢?
闫非:看来前两年的我确实不太成熟。(笑)我觉得如果仔细琢磨天赋这个事,其实会发现这和我们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就拿腾哥(沈腾)来举例子,他在他们班一定不是专业最好的,也不是特别认真的那种学生,但是他一上台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天赋。所以很多情况下天赋是环境造就的,也许是他父母对待他的方式,或者是他身边的朋友对他的影响等等。其实你身边的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的塑造你自己。而对于我们来说,创作喜剧可能就是我们的一种天赋。我上学的时候就特别爱在课堂上“接下茬”,东北话叫“晒脸”,这也导致了我如今有这么一个性格。你说天赋是什么?可能就是跟环境中这样的一来二去有关系。
彭大魔:我觉得天赋着这种东西一定要尽早发现比较好。就好比有些同学到后半夜还在学习,可就是考不了高分,但你也不能说他笨。可能他的天赋在别的地方。当你们在比功课的时候,也许这个人在其他方面比你更出色。
一气呵成固然好,杠精上线知多少
俩人对于创作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大多时候比较随性。下笔并不难,难的是有没有把故事聊透,有没有被假兴奋所蒙蔽,这些才是创作的重点。说到创作习惯,俩人不约而同的说自己是“杠精”,开机前一个小小的创作问题就能上升到“中西医疗制度、量子力学与百姓的生存哲学”。这在闫非看来是一种有一个伴儿的乐趣。说到创作上的互补、感性与理性的问题。闫非则打趣道:“我能抬的杠他能给我抬回来,他抬的杠我能接得住。”
其实所谓的互补,更多的是创作理念上有着与对方不同的理解,但又能互相说服对方,抬杠只不过是一种乐趣。正如闫非所说“合作的最基础的要求就是臭味相投,不是明知道自己不行,我非说自己这个东西对,那个东西不成,最好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一定会有妥协的一方。”
编剧帮:二位的创作模式是怎样的?写剧本的过程中有哪些特别的习惯?
闫非:我们一般是先聊,把剧本梗概先聊出来,人物在哪个阶段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得聊得特别透。但是还是先不写,因为需要琢磨一段时间,然后继续聊。我觉得创作有的时候说一气呵成很好,但是一气呵成要经得起反复推敲,因为很多聊得时候会产生一种“假兴奋”。所以剧本真的不能急于求成,我们不管对待改编还是对待原创都得在手里焐很长的时间。
编剧帮:二位如何看待“剧作中心制”?
彭大魔: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做电影就是要尊重故事,电影还是要故事为先,这个毋庸置疑。但现在这个生态确实不太乐观,所以这个博弈会一直存在。演员也该敞开心扉,听听大家的意见。总之,剧作不成熟不要开机。
闫非:比如要拍一部电影,在拍摄过程当中是围绕着导演,但是在你没有开拍之前,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资源都要围着编剧(剧本)走,因为这个阶段故事就是最大的。
当然我也不建议编剧跟导演、演员竖敌。学会围读剧本,大家一起去创作,尊重每个工种的专业性。
编剧帮:对正在尝试或者刚上手的新人喜剧编剧有怎样的建议?
闫非:做喜剧很枯燥,也特别累,我们整天就是研究各种包袱,研究各种笑点,真的会把自己的笑点磨得特别高,所以建议大家要耐得住性子,同时给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定位,真的不适合做喜剧就别逞能。
彭大魔:我当年就想去当科学家,我要真去当科学家那不就完了吗?我这一辈子就废了,因为根本不适合。建议就是,希望编剧们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故事上,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抖机灵上。
来源:百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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