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8.9的《人生一串》火了，它烤出了真正的人间烟火

蜚语

夜幕降临，人们开始渴望美好而放松的一餐，从炕头小酒，到酒店大餐，这个庞大的选择体系里，很多人钟情于街头巷尾，市井里弄。大家其实很懂生活，没了烟火气，人生就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这话，简直就是为烧烤量身定制。”

《人生一串》第一集开场，70后总导演陈英杰用他说书人的京腔说出了这段旁白。

《人生一串》是最近这段时间最火爆的纪录片之一，节目组走访了全国32个省市、近500家街头烧烤摊，最终将镜头对准了其中的三十家。在B站刚结束第一轮首播，播放量已超三千万，豆瓣评分高达8.9分。网友纷纷感叹，《人生一串》拍出了中国人最熟悉的深夜食堂。

“我们一开始以为B站上喜欢动漫的小孩居多，没想到他们对烧烤纪录片也这么感兴趣。”总导演陈英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岳明是《人生一串》的分集导演之一，《人生一串》刚播出不久，一些在外国生活的、许久未曾联系的老同学陆续发微信问他，“这个节目是你做的吗？”张岳明这才意识到，节目是真的火了。

“烟火气”是人们看完《人生一串》之后一致的感受。“烟火气本身就暗含生活最自然最热闹的状态，同时烟火气又是烧烤摊上的物理特征，这三个字恰好把我们想表达的东西都涵盖了。”《人生一串》总制片人王海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美食是经得起考验的节目类型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前一天，《人生一串》第六集刚在B站上线，这是最后一集。前一天晚上，陈英杰和张岳明刚刚结束了一周的闭关剪辑工作，走出机房，他们回家睡了一个安稳觉。

制片人王海龙是旗帜传媒的总经理，2016年，他计划为公司开发一档独立的美食节目。 “美食的方向是一开始就定下了，这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节目类型。”但是具体做什么，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呈现，他都还没想明白。

至于节目的总导演，他想到了陈英杰。陈英杰在央视工作，从事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已有多年，不过，《人生一串》是他第一次拍美食类纪录片。王海龙相信陈英杰，有他的理由，“他生活中就喜欢吃，经常在街边撸串，此外，他自己又一直在从事纪录片的创作工作。”王海龙说。

2016年1月份，王海龙把陈英杰约在了北京簋街的一家烧烤摊，当时他拿了四页纸，上面写着四个拍摄想法，都是美食纪录片，题材不同，那次聊完之后，基本确定了烧烤主题。“现在路边烧烤摊越来越少了，可能再过些年，它就消失了。又没有人专门为它拍过纪录片。”王海龙回忆。

确定了烧烤这一主题后，主创团队开始了前期的文案工作。这部分工作由王海龙、陈英杰和张岳明三人负责，耗时三个多月，基本完成之后，陈英杰开始组建导演团队，有纪录片的拍摄经验，并且能够适应《人生一串》所需要的去模式化的灵活表达，是陈英杰对分集导演的基本要求。

张岳明的情况有些特殊，《人生一串》是他第一部导演作品。 “实际上我们用他有一些冒险，但是这个项目他是一开始就参与进来的，烧烤里面的种种门道，烧烤摊在全国的分布情况、每个地方对烧烤的不同讲究，以及我们最终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片子，他都很清楚。”陈英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骨头那集，要有战斗感，有撕扯，这集的导演就是比较硬朗的一个哥们。牙的抗议那集，强调的其实就是讲究，这集的导演生活中就是一个讲究人儿。”他补充说。

在选择播出平台时，《人生一串》的制作团队想到了B站，给对方看了前三集的粗剪，一周之后，收到对方答复，觉得气质相投，合作达成，B站成为《人生一串》独家互联网首播平台，并担任联合出品方，分担一部分成本。

寻找市井烟火气

2017年1月份，分集导演开始为各自负责的主题寻找最适合的拍摄对象。对于烧烤摊的选择，陈英杰最开始就定下了自己的标准。

比如，必须是街摊，不要那些现代化的连锁店。“那些看起来比较高级的店，没有我们要的那种市井烟火气。”陈英杰说。

“店的年头得长，积累了一定的食客，年头长也意味着它很多指标是过硬的，经过了时间检验的。我对于味道还是挺在意的，这是首要因素；其次老板个人得有意思，有追求，对吃是有他自己的执念的。”分集导演之一金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老板符合总导演陈英杰在开会时反复提及到的“平民英雄”，而《人生一串》要呈现的就是烧烤江湖那些平民英雄和普通食客所呈现出的人间烟火。

前期的案头工作集中在网上，张岳明说，当地人的论坛和贴吧是他找线索的主要渠道。他在网上看到一则报道，讲述了扬州中学旁边的一家烧烤摊送走了150个博士，他好奇这是怎样的一个烧烤摊，通过写那则报道的记者，找到了那家烧烤摊。

“有的时候，具体的选题是老天给的，你得去碰，碰对了，就行，碰不对，拍出来就没意思。”陈英杰说。和烧烤摊一样，最地道的食材往往在网上是找不到的，需要去亲自寻找。陈英杰把目光锁定在了中国的三四线城市，舍弃了诸如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在北京，其实所谓的正宗已经脱离了原来的那个味道。

我们首先是一个美食节目，希望去食物的发源地，寻找最地道的美食。”“网上会给你一个方向，一个线索，你需要像侦探一样把根给刨出来，也得有点运气。”比如，其中一集描述的烤豆皮的发现就全靠运气。

最开始，他在网络上查找锦州的豆皮，发现几乎所有的文章里都会提到一个地名，叫虹螺县。沿着这个线索，陈英杰带着妻儿，开车去了趟虹螺县，同行的还有这一集的导演张岳明。他们先来到了虹螺县的大市场，没有找到卖豆皮的摊铺。打听之后得知镇上药店门口有几家豆皮比较地道。随后，他们来到镇上，找到了那里最地道的一家。老板是位老人家，当陈英杰提出想去他家里看看豆皮的制作过程后，老人把自家地址告诉陈英杰，让他自己过去。

陈英杰找到了老人家的地址，敲了十几分钟门，无人应答。“后来我们就站在前面的一处高地往里面看，看到有人在走动，那不能放弃，得继续敲门。”陈英杰回忆，后来门是敲开了，不过那家豆皮制作已经全部采用了机械化，而陈英杰要寻找的是一家手工豆皮作坊。那家的女主人告诉他，有一个特偏僻的村子，叫砖瓦窑，只有那里还有人做手工豆皮。

车子摇摇晃晃，驶入砖瓦窑。进村后陈英杰发现，好多家都做豆皮，他和张岳明走进了其中一家，那家环境有些脏乱，他们并不满意。车当时停在外面，他的小孩睡着了，他的妻子就留在车里照看孩子。“跟您打听一下，你们这村子，谁家豆皮做得好啊？”正好看到有位老人经过，他的妻子随口问了句。“我做得最好。”老人微笑着对她说。最终，这位老人的儿子成为了《人生一串》的拍摄对象。

“他做豆皮的时候，眼睛要看得特别准，需要极强的光线，年复一年，他的脸被晒得特别黑，但是他那种心无杂念的状态，特别打动人。”陈英杰回忆。“老张很黑，他做的豆腐很白，他的生活却是没黑没白。”张岳明后来把这句话写进了解说词里。调侃之余，张岳明也希望表达他对老张的敬意。

普通人的高光时刻

张岳明和陈英杰同为《人生一串》的总撰稿，陈英杰负责把控片子整体的基调，张岳明负责用调侃的语气表达市井生活独有的那种幽默。而陈英杰同时兼配音工作。

《人生一串》播出后，不少网友在评论中感叹：就像烧烤店老板自己在讲述，听到他的声音就有食欲了。事实上，一开始，《人生一串》也请来了一位专业的播音员，他试着配了一段，大家听完觉得味道不对。“一个是他的声音太干净，再就是我们写的解说词有很多有味的地方，他读的时候未必能捕捉到那个点。”陈英杰说。“会形成一种疏离感。”王海龙回忆。

片子赶着进行粗剪，王海龙提议让陈英杰先配一版，方便剪辑顺利进行，之后再把他的声音替换掉。配完之后，王海龙发现，“好像还可以啊。先不说音色，情绪和节奏都很对，他有点小烟嗓，比起一个特别滑溜的声音，他的小烟嗓可能要更合适。”

正式拍摄开始后。在地图上，以北京为起点，主创团队将要拍摄的城市用两条线串起来，导演直接前往各自要拍摄的目的地，摄影团队兵分两路，分别沿着两条线路进行。每到一处烧烤摊，拍摄团队会先去吃几顿，喝点酒，跟老板混熟，再提拍摄的事情。

避免宏大叙事，不刻意煽情，是主创团队的默契。为片子取名字时，也刻意回避了“中国”这类字眼。

“给每个人一个交代，撒一点人情味的料，一点就行，不能多，多了就煽情了。”张岳明对“煽情”是拒绝的，“烧烤本来就不是大酒楼那些精致的菜品，它是一种平民化美食，老百姓吃东西的时候也不会端着，所以我们绝对不走宏大叙事的路线。而煽情往往存在于一些宏大叙事里面，情感没到那儿，非要故意做成那个样子。”

宜昌的茄子妹是张岳明选择的拍摄对象，这是一个在街边卖烤茄子的年轻姑娘，和隔壁卖烤生蚝的小伙子相识相恋，结婚之后，小伙子放弃了烤生蚝，辅助茄子妹一起经营烤茄子的小摊。在镜头前，这对年轻的小夫妻一起去买菜，一起做蒜蓉酱。“那条街整体面临改造，他们目前的经营其实挺费劲的，但两个人的状态比较乐观，我想把他们那种小日子展现出来，就是平常人的喜怒哀乐，笑中带泪，还有一股生存的力量，我们把它展现出来就够了。至于人生的复杂性，留着观众自己去体会。”张岳明说。

“人的生活就是自然流淌的，我们拍的这些人，我们去见他的时候，他从事着自己的行业，努力生活着，这本身就是感人的。当然每个人都有不高兴的事情，都有自己的辛苦，但他自己没有老念叨这个东西，我们拍摄的时候，就没有必要过度呈现那一面。”陈英杰说。

对于如何有节制地表达情怀，王海龙给出了更理性的解释。每一集的篇幅是事先定好的，70％讲食物，20％讲人，最后留10％讲事。“还是得先把食物这事讲透了，再谈其他，如果大家都没有接受事物，上来就谈其他，会相当空洞，不扎实。”

《人生一串》临近播出之前，陈英杰建了一个微信群，把所有的拍摄对象都拉进这个群里，最初是为了方便告诉节目的播出时间和平台等信息，如今，大家也会在这个群里切磋烤技。最初，当《人生一串》将镜头对准他们之前，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值得被记录的。而《人生一串》想要传递的，就是他们作为普通人的高光时刻。

来源：百家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