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岑仲勉敏学好诘

Mary

　　

　　图：岑仲勉在其论文集内的照片

　　「认识」岑仲勉，与之前在本栏提及的邓广铭、王仲荦、方豪、白寿彝、向达等历史名家一样，始於上世纪七十年代我高中及预科时，而当年第一本阅读他的书，是《隋唐史》。

　　《隋唐史》设计与别不同

　　岑着《隋唐史》与其他同类断代史参考书，设计铺排上很不相同，既不分章，更没有分篇；只把全书分成隋史十九节及唐史六十八节，而每节都是一个特定选题。这种写法好处在於自由不拘，让人看来不像一本经过精心规划的书，而像一本多年积累的文章汇编。然而，这种写法失於松散，读者不好检索。

　　试想，全书隋史十九节及唐史六十八节的标题，平线列於目录而不按范畴分篇分章，读者难以按类翻阅。举例说，书内第四十五节写「牛李之李指宗闵」；下一节即第四十六节却写「吐蕃之衰及河陇恢复」；下一节即第四十七节续写「西北之内附部落」；再下一节即第四十八节则写「外族之徙入与汉化」；可是到了第四十九节则写「唐末之一瞥及其史料」，而第五十节则写「农民受严重压迫及其反抗」。

　　乍看来，书内节与节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干连。然而，细心一看，书内结构并无松散杂乱。以第四十五至五十节为例，第四十五节讲牛李党争，与随後几节无关，而随後几节即第四十六至第四十八节是以西北外族为重心。至於第四十九节是随後几节的开端，先写唐末的一般情况及可予徵引的史料，然後按不同议题写唐末历史。

　　综观全书，确自有脉络，大抵由初唐讲起，一直讲到唐末，只不过在每个不同分段按需要叙述制度、经济、赋税或文化议题。 　　其实这种不拘成式的写法本无不妥，反而有点别出机杼。不过，若干节的安排确有可议之处。例如把「盛唐、中唐、晚唐之诗人」放在第二十四节，但把「安史之乱」放在第二十七节，确有颠倒之弊。

　　议论精辟深得认同

　　一如前述，这种缺乏以篇章作为归类的写法，对读者特别是以此书作为主要参考读本的学生来说，颇感不便。先不论书内所载资料如何翔实，所提论点如何精辟（书内对於租庸调、均田制、黄巢等议题，确有独特见解），单就检索翻阅，已经逊於其他同类断代史。难怪七、八十年代在香港修习历史的学子，在选择隋唐史参考书时，宁取黎杰或吕思勉而不大爱看岑仲勉。

　　不过，大家必须明白，岑仲勉《隋唐史》的学术成就之一，原来在於敢向前辈陈寅恪诘问，质疑对方治唐史方面的一些错误论据，而他指出者，确实得到陈寅恪默认。关於这课题，他日或可另文专述。

　　岑仲勉的着作，当然不止於上述《隋唐史》。事实上，他历年已予刊行的专书，超过二十种，而已予发表的学术论文，接近两百篇。单以坊间或网站可以购得的着作而言，大抵有以下十多种：《两周文史论丛》、《隋书求是》、《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唐人行第录》、《唐史余渖》、《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金石论丛》、《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突厥集史》、《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外史地考证》及《黄河变迁史》。此外，他历年所写的文章，部分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及其《续集》。

　　表面看来，上述书种，虽不算少，但未必算得上很多。然而，岂不知上述某些书种，其实是书中有书。例如《两周文史论丛》，内连《西周社会制度问题》；《唐人行第录》内，除列述唐诗所涉人物的排行及次第之外，还包含三本书，即《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唐史余渖》则连《府兵制度研究》；《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内连《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登科记考订补》；《中外史地考证》，内连《佛游天竺记考释》。 　　从上可见，书种比骤眼所见多很多。

　　《黄河变迁史》精心之作

　　碍於书种太多，下文仅可酌选两本较为特别的着作，稍予介绍，即《黄河变迁史》及《突厥集史》（上下集），两者以《黄河变迁史》书成较早，初稿於一九五一年写就，经两度订稿後於五五年完成，五七年初刊。

　　早在汉朝以来，人民就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或作「利在一套」）的说法。从这谚语可以得知，黄河害处远超好处。谚语里的「一套」，是指河套。然则河套是指哪个地区，而河套是怎样形成的呢？

　　河套一般是指贺兰山以东、吕梁山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之地，覆盖之处包括今宁夏银川平原、内蒙鄂尔多斯高原以及陕西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黄河流经上述地区时，先沿着贺兰山向北流，但由於受阴山阻挡而回复东流，然後沿着吕梁山向南流。如此一来，这段黄河形成了一个「几」字型的流状，恍似一个布套。河套之名，因此而得。

　　由於河套地区乾旱，降水量低，河水便成为利便灌溉的「恩物」，造就了该区成为盛产稻米、小麦、大豆、高粱、玉米等农作物的主要农产区。黄河对当地人民的好处，尽显於此。可是，黄河过了河套，便对沿河地区造成很多灾害，而历代人民为了抗涝防滥，简直苦不堪言，而历朝政府修治河道的工作，亦成为我国地理史的重要部分。

　　岑仲勉虽然不是修河专家，但鉴於要有效修治黄河，便须了解黄河的症结。他在书内的「绪言」以治河比拟治病。要根治疾病，必须先确诊病因；同样道理，要根治河患，须先寻出真正患因，而叙论黄河古今变迁以至历朝（特别是明、清两朝）的治河历史，想必有助治河专家对症下药，找出最能根治河患之法。

　　为此，岑仲勉以治河门外汉的身份，着手研究历代相关史料，将之整理综合，写成这本长达五十四万字的《黄河变迁史》。

　　胪列史书及前人误差

　　岑仲勉把这本厚达七百多八百页的黄河史书分成十六节。头两节先後讲述「黄河重源说的缘起」及「重源说经过长时期而後打破」。虽然黄河的重源说到了岑仲勉写此书的年代即五十年代早已证实没有理据，但他仍以六、七十页的篇幅，报道历史上关於黄河重源的正反论据。他的用意是先把这个议题交代清楚，才开始缕述黄河的变迁。另一方面，他在第三节以「《禹贡》是什麽时代写成的？」为题，介绍《禹贡》这本书以及此书传统以来与黄河的关系，目的在於推翻此书，指其充满神话色彩而毫不真确，导致後人对黄河存有很多误解。

　　岑仲勉把黄河重源说及《禹贡》的谬说一一厘清後，才由第四节起按照朝代叙述黄河：由殷商迁都与黄河的关系，至周定王河徙所遗留的问题，两汉、隋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以至民国的河患及河防。岑仲勉在第十六节「结论」之後，载有四个附录，并附载十张地图。本文限於篇幅，只可简介两三处。

　　岑仲勉在书内先後提出他对黄河历代问题的论说：商朝初期由於尚处半畜牧社会，迁都之举，未必与黄河溃决有关；大禹治河只属神话，而周朝定王五年黄河初徙（初次改道）之说，并不正确；济水其实是黄河的故道；汉代贾让对治河堤详细提出上、中、下三策，当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不与水争地」；两汉已经懂得以铁和石筑堤，而东汉王景所采取的分流，「水门洄注」、减水、滞洪、放淤等治河方法，极为有效，以致黄河安靖八百多年而迄北宋；隋代复通的通济渠及新开的永济渠，不但有利於治河，亦带来莫大经济效益；唐宋两代把治河重点放在治理黄河的支流汴河，盖因治汴容易得多，可收分流、分淤之效，从而间接减低黄河正流的险患；明代河务办得一团糟，比历朝都差，唯一善策是万历年间在鲁南开通长达两百多里的泇河；清代治河，墨守明代的成规，成绩乏善足陈；清初治河，大体上是多筑减水闸坝，在海口筑堤，从当地河心取土，集疏濬与堤防於一身；但清初治河，缺乏通盘策略，竟然将黄河南游和东游分司而治，各不相顾，而两者之间，重南轻东，加上方法消极，只管逢决必塞，以及每年例必加高堤顶五寸；由於缺乏积极预防之策，河决、涡河、改道、冲入淮河、灌入苏北的情况屡有发生。

　　文字资料只可作为佐证

　　岑仲勉在书内「结论」提出，研究黄河变迁，要详细认真分析历代史料。再者，研读史料，不应拘泥迂腐。例如《春秋公羊传》提及黄河时，只说：「河千里而一曲也。」《尔雅》则云：「河出崑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前述两书，并非地理专书，描述时难免笼统含糊，毫不精准。其实，我们必须明白，黄河的变迁以至河道的治理，是涉及地理、水文及修筑工程等科学课题，至於文字纪录及相关资料，充其量只可作为参考佐证，断不可视为主证。

　　客观而言，以一条河的历代变迁作为题目而广引史料并以五十多万字论述，委实是罕有的伟大工程。当中所引史料或所提论据，容有商议之处，但绝对无损此书的价值。至於有人认为书内所引史料过於繁琐，未及精挑，那关乎现代的历史读者是否有耐性毅力细阅史学巨着了！

　　另一方面，岑仲勉在五十年代编整了一套关乎外族的史书，名为《突厥集史》。全书长达八十五万字，比前述《黄河变迁史》整整多出三十万字，初刊於一九五八年。今天坊间所售者，是在二十一世纪复印的版本。

　　编《突厥集史》以补空白

　　岑仲勉锐意编集突厥史料，是基於三十年代我国史地专家冯承钧将法文《西突厥史料》译成中文，岑看後有感於该集史料只涉西突厥而不涉东突厥，未免不足；盖因西突厥源自东突厥，如果只研西而不研东，便会失於以偏概全，无法尽窥全豹。此外，由於突厥与中国特别是隋唐时期的中国关系密切，「故整个突厥史之研究也是汉族源流史研究的一部分」（见书内「编後再记」）。他於是编集东突厥史，作为和应。

　　《突厥集史》一书，其实分为上下两册。上册除「卷首」外，载有十卷；下册则有六卷，即全集共十六卷，另备附录。上册「卷首」包含三部分：「引言及编例」、「编後再记」及「突厥史料参考书目」，而「卷一」至「卷十」，全属「编年」，由「卷一」的「西魏大统八年至北周大象三年」，至「卷十」的「唐开元十一年至天宝十四年」。所谓「编年」，是按照年份将关乎突厥的各种史料引列。例如「卷一」开首，他引述《周书》「宇文测传」的记载：「西魏文帝大统八年壬戌，东魏孝静帝兴和四年，梁武帝大同八年，（即）西元五四二年……十二月突厥从连谷入寇，去界数十里……」。

　　为「编年」加按语助研判

　　骤眼看来，「编年」内的史料，只属资料汇编，将不同史籍的相关资料并集而成，似觉枯燥乏味，而且学术意义不大。然而，岑仲勉在每则所编列的史料之後，例必加「按」。大体上，「按」可分两类：其一是提供补充资料，以便旁徵博引；其二是提出见解，协助读者研判分析。所以说，书内的「按」，才是全书精华所在。

　　试以上述引自《周书》的史料为例，岑仲勉在随後的「按」里写道：「此是突厥初见，且有年份可考者，则突厥之兴，更可上溯於魏也」。此外，他在同一「按」的下一段，回应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elliot）对於突厥Türk的译名问题。伯希和就是上文提及的冯承钧留学巴黎期间的老师。

　　至於《突厥集史》下册的六卷，有四卷属於历代史书内「突厥本传」的校注。当中既有《二十四史》里的《周书》、《北史》、《隋书》、《唐书》、《新唐书》，亦有《通典》、《太平寰宇记》。

　　另外两卷是「突厥部人列传碑志校注」及「突厥文碑（译文类）注释」。当然，每卷均有详尽注解及按语。例如他在「卷十四」校注《隋书》「铁勒传」时，在起首的「铁勒」一词之後，以一页篇幅，力证「铁勒」族并非属於突厥的一支；由於其分布极广，种族名称超过四十，因此怀疑是某些部落的合称，而似应是鲜卑之後裔。

　　尽管现代读者甚或习史学子对於本文所述《黄河变迁史》及《突厥集史》的史地及外族题材未必感兴趣，但当中岑仲勉的诸般诘问考证，绝对有助於训练我们的学术研判。

　　岑仲勉惜於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辞世。不过，这位广徵博引，遇疑必诘的史家，确实堪为典范。

　　【华发网根据大公报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