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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证据:揭露香港乱像的幕後黑手》
第三章、占中的策源地:华人民主书院
第二节:狐朋狗友?民主斗士?(中)
2 . 书院董事会主席 — —王丹
华人民主书院在三人组的积极运作下,於 2 0 1 1 年 3 月 3 0 日在台北成立,总部设在香港,分部分设台北和纽约。书院由背景各异的董事会成员组成,绝大多数人员是仇视中国政府、反对中共统治的学者以及政客,包括海外中国异见分子、香港泛民政党和台湾民进党的成员等。
由於何俊仁与民运人士王丹联系密切,故王丹也是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他是与中共政权对抗的“ 偶像级 ”人物。他的身份从 8 9 年六四事件被通缉後变得尤为突出。王丹主要起到“ 标杆 ”作用,激励年轻一代参加社会运动。近来,他总被泛民阵营媒体用来和新一代学生领袖进行比较。书院成立之初,王丹对书院具体工作建议较少,但却差点导致书院解散。
2 0 1 2 年,在书院驻纽约分部,当时王丹和其助手金岩利用职务之便,要求美国的“ 中国民主党 ” 向在纽约的华人民主书院办公室提供美国留美大陆学生资料,从而向大陆学生推广书院及便於宣传招生,并且要求申请入学学生每人缴纳 3 0 0 美元,用以帮助学生申请绿卡和获得在美国延期居留的特权。之後,书院按照每名学生 1 0 0 美元,给“ 中国民主党 ”回扣。
在书院台湾办公室通告此事後,郑宇硕以书院院长的名义要求杜绝此类事件,他认为这样不利於书院的长期发展。於是,郑宇硕向董事会发出了一份书信如下 :
“ 各位董事,金岩先生 :
接到来信,谢谢。我视我的身份为义工,故此没有上司下属的关系。我重复我的基本立场,我多年来一直不打算对海外民运人士作什麽指控或批抨。我听到一些不利书院的传言,所以要求停止收费的行动。我的感受不是想介入,而是我想退出。中共阴谋的话,是因为书院主要管理人王兴中七月三十日来港见面,说杨建利先生给我们的信是中共伪造的,旨在挑拨书院内部关系。阴谋的话,只是指此而言。
我也谈不上有甚麽缜密的调查。如前信指出,在香港碰到杨锦霞小姐 ( 是第一次见面 ) ; 也与两位来自香港住在纽约的新闻界朋友通过电话 ; 最後见过高律师。
高律师是杨女士陪同来的。他具体的说法是您曾向他要求提供中国民主党党员的资料来作书院招生用途,愿意提供每一学生一百美元的回扣。当时杨小姐在座听到,也感到震惊。
杨锦霞女士与两位香港朋友均表示听到华人民主书院招生收费的消息,而收费与寻求政治庇护和移民有关。他们一致认为收费 3 0 0 美元不可能纯粹是为学习,对书院名誉不利,故此我要求书院停止收费。
所有通讯都有同时转给您,不能说没有沟通。有些话本来不想在信上说,您既有要求,我只好回应。
前信我要求收回对我批评的话,原因很简单,我不认为是合理,不接受。如果不收回,我再引述一些司徒华先生的话,和提出一连串的批评作回应,那就没完没了。我不希望这样。招生收费的事是请王丹主席先向董事会提方案才开办的,这是董事会的决定。
祝
夏安!
郑宇硕 ”
郑宇硕显然不信任海外民运人士,他主动找人调查了此次事件。他也没有怀疑杨建利的动机或是海外民主人士间的矛盾,他关心的是书院的声誉问题,因为作为校长,筹办人,在学术上已经声名狼藉,他想把这个反共的的组织谋划好,不愿再出问题。
不过他找的是高光俊,这次让王丹有理由发挥了。王丹先是攻击了杨建利一番,反过来说,“ 杨建利自己才是搞政治庇护的,才自觉的以为别人的行动都是和他一样 ”。如此这般,杨建利揭发王丹,王丹便反咬杨建利。
之後,王丹开始把事情的焦点转移到了董事间的相互信任问题上,下面是王丹发给郑宇硕及书院各位董事的辩解信:“ 郑校长,各位董事,各位工作人员:前不久,中国海外民运人士杨建利致信给书院工作人员并转告郑校长,说我们在纽约筹备本院分院的工作,其实是在通过办理政治庇护来赚钱,并建议香港这边跟我们划清界限。我也了解到,郑校长听说之後非常担心,已经找一些纽约地区的民运人士了解情况。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已经关乎华人民主书院的顺利发展,所以,我代表民运人士方面的王军涛、胡平和纽约地区工作人员项小吉、金岩,表达意见如下:
第一,杨建利所言之事百分之一的事实都没有,完全是恶意编造。我们纽约地区的筹备工作刚刚开始,计划中只有收取学费一年 3 0 0 美元之事,且只有一名学生报名,我们如果要办理政治庇护,区区三百美元这可能吗?事实上,杨建利自己本人才大张旗鼓地搞政治庇护,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主观上认为所有别的活动都是同一目的。这一点我们要向董事会和郑校长郑重声明,以扞卫我们的人格尊严。
第二,杨建利做这样的事情,令我们很痛心。他对我们有意见,应当找我们沟通,表达看法,他前两个月跟我见面,热烈讨论合作的事情,当时并未问我任何有关书院的工作; 然而,转身就写这样的黑函,充分表现了人品上的缺陷。对此我们很遗憾。
第三,对於郑校长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我个人公开表达不满。海外民运错综复杂,内斗严重,以华叔的政治智慧,都一再希望香港同仁不要介入海外民运的是非。郑校长听取杨建利的黑函,并找其他民运人士调查我们,这样的行为已经介入了海外民运的是非,对华人民主书院的独立地位是非常不利的。更严重的是,我们董事会九名董事,既然愿意坐在一起做一件事情,彼此之间的互信是非常重要的,倘若彼此有对对方人格上有怀疑,这样工作很难顺利进展。郑校长如果真的不信任我,听到这样的黑函,虽然应当在内部进行通报,要求我作出解释,如果不能接受我的解释,再去背後调查也是可以。但是现在郑校长完全不跟我核实相关情况,却背後开展调查,我个人认为这严重违反了集体合作的伦理。
第四,以上意见,表述上或许非常直接,但是这就是我们的行为原则,有任何不同意见,都公开拿到桌面上来谈。如果有令郑校长觉得冒犯之处,请校长明白我们是对事不对人的。郑校长为书院付出最多,这次的事情完全不会影响我们对郑校长的尊重和合作。我们只是希望郑校长在书院的发展上对我们多一些人格上的信任。
最後,我希望各位董事和工作人员相信我们美国的团队,我们这些人经过长期考验,是有一定的信誉的,我们是不会利用民运给自己赚钱的。这样指控和怀疑实在是太过了,希望以後不再有。
谢谢。
王丹 ”
郑宇硕这个业余校长这次是两头受气。但他还是坚持要让陶君行去日本亲自向王丹了解情况,另一方面也拜托杨锦霞了解美国的具体情况,并再次解释说“ 王军涛也批评金岩的做法,自己为了证实此事,更好的维护书院名声才不得已而为之 ”。他亲自回复王丹的信中写道:
“ 王丹主席:我是经工作人员转达收到杨建利的信,香港的董事也收到。我的确非常担心,并采取下列三项行动:请主席及纽约方面的人士立即停止收款行动,当然,我希望能直接迅速听到有关实际情况;立即与何俊仁及陶君行商议,请陶君行与主席联络,陶君行安排赴日本见主席;因与吴謦然( 华民工作人员 )安排赴美之行,与香港支联会在纽约的杨锦霞联络,并经她了解书院人士在美收款情况,就此在陶君行见主席之前通知陶君行; 我亦致电纽约向两位华人社区新闻界朋友查询;王军涛董事趁其律师朋友访港之便要求和我见面; 他是由杨锦霞陪同来的,他对金岩的做法也有所批评。
我是先请王兴中与主席联络,四五天後没有回音才找与海外民运人士无关的人查询的; 也没有与杨建利联系。这与信任无关,我亦与何俊仁及陶君行商量後请陶君行尽速与主席见面。
我坚信自己绝对没有违反集体合作的伦理,也不是在背後开展调查(当然如果王丹兄能造作解释就更佳)。请王丹兄收回上述说话,我坚决提出这样的要求。
正如建元兄所言,我是一直拒绝介入海外民运的是非。我一贯绝对没有公开谈论这些是非。我只是非常关心书院的名誉。既然主席停止学院收款的筹备活动,听来的很多事情就不宜再谈了。当然,如果王丹兄能早作解释就更佳。对书院不利的传言既然在纽约及美国其它城市流传,我有责任去了解。
我会继续为书院的发展努力。
宇硕 ”
王丹在收到郑宇硕的回信後,一个不小心就“ 激动了 ”,慷慨陈词,针对郑宇硕的回信一一反驳。直言自己早就告知书院这个事情了,只是讲的比较隐晦,校长和董事当时没有注意就不要怪我啦。还有校长不通知我就开始调查,这是绕过当事人,完全不信任我,却一再相信“ 传言 ”,还谈什麽一起反共,反政府的大计。
另外,直指郑宇硕乱介入海外民运人士的内部斗争。似乎王丹被逼急了,直接回应道:“ 关於校长本人,我听到的传言也不少,但是我从来一笑置之,更不会去开展调查 ”,言下之意是说别人传言你郑宇硕的事情更多,我都没说你,你还调查起我了。王丹的慷慨陈词如下:
“ 郑校长并各位董事及工作人员:
谢谢校长针对我的问题所做的回复。校长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我愿一一说明:
1 . 校长反复说“ 如果王丹兄早作解释就更好
了”,这是违背事实的。事实上,校长的担心从很早就开始了,而我就此问题与校长沟通过两次 : 一次是跟校长在台北办公室周围的一家小餐馆,专门谈到海外的政治避难的问题; 另一次是在台北的董事会上,我公开跟各位,包括校长在内,再次讲到这个问题,当时还曾经提到信任问题,有各位工作人员和董事现场作证。而那两次谈话,校长最後都表示了对我的说法的接受。校长怎麽可以说我没有“ 早作解释 ”呢?如果校长说我不早作解释,指的是具体关於纽约的问题,那这个指控就更可笑了。因为校长并未找到我本人说明有何指控,而是迳自展开调查,我都完全被蒙在鼓里,这样要如何“ 早作解释 ”呢?
2 . 到底对纽约办公室的事情有何具体指控?我很希望校长能够公开说明白。我看到的建利的信,并没有任何具体的事实。校长据说也开展了调查,那麽请问调查结果如何?到底我们纽约的工作哪里处理不妥?是否可以请具体说明而不是一大堆的虚假指控?
3 . 校长强调自己不介入海外民运是非,但是你却听信高光俊律师的话,那麽请问你,你知道高光俊目前是纽约最主要的政治庇护生意的律师吗?你知道我们上次在纽约开会,高光俊因为承诺捐款而食言因而被金岩批评,因此他对金岩个人有意见的事情吗?有这样的背景在,他的意见能作为客观意见去听取吗?我相信校长对上面这些背景是不了解的,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偏听一方之言,选择相信一方而拒绝相信另一方,请问,这不是介入是什麽?
4. 校长再三提到传言,这一点正是我不满的地方。我们这个团队合作,是准备要依靠各种“ 传言”来进行的吗?还有传言说我是中共特务呢,校长是否也要调查一下?在海外,只要你做事情,背後就会有很多人制造传言,我相信,在香港也是如此。我们要是因为有传言就开始调查,那麽就什麽工作也不要做了,因为一旦事情做大,传言就会更多。事实上,关於校长本人,我听到的传言也不少,但是我从来一笑置之,更不会去开展调查,因为我对校长有基本的信任,也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海外各种传言很多,造谣、生是非的为主,这些传言我们最好还是回避,这才是“ 不介入 ”的立场。我最担心的就是校长对传言过於热情和主观相信。
5 . 校长说派兴中联络不上我才展开调查的,这一点令我更加不满。校长有什麽事,都可以像现在这样公开说给全体董事,不是吗?何况,所有董事都应当有权了解状况和进展,而我们作为当事人,更应该知道被指控和调查的事实。但是请问校长,你为什麽不肯和大家说明情况?更荒谬的是,校长明明收到建利的黑函,为何不找建利本人去核实呢?一个调查,既不找原告,也不找被告,却去找一堆别人来调查,这样的调查可能正确吗?
因此,很抱歉校长,我不能收回我之前说的话。
同时要求你针对以上五条作出公开说明。
当然,我想,华人民主书院现在正在进入发展的关键期,这时候应当以团结为主,不要搞彼此攻击和分裂。所以,尽管我们在纽约的工作完全没有一丝一毫做得不对的地方,但是我都主动表示停止工作,我想我已经用最大的诚意表示团结的愿望了。
希望校长适可而止,不要再去听信那些所谓的“ 传言 ”了。只要校长针对以上五条作出说明,我也不会在这件事情上继续纠缠了。
王丹 ”
很显然书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的,海外民运人士与香港反对派利益冲突也是很大的,只是彼此一致的目标是反对共产党而走在了一起,相互利用罢了。
事後王兴中在给王丹的回覆信中道歉道:“ 关於这件事情处理的过程,我也有疏失,包括在第一是时间没有警觉到建利来信的真实性,以及後续联络查证的动作慢了半拍。就此我郑重道歉。
当然我也必须说明,以上疏忽,前者实在是没碰过这种特殊状况,以致没有尽到事先查证之责;至於後者,则是在感到事态严重之下,为了通信保密,对於联络方法考虑再三,以致耽搁了时间。
相关的事情经过,目前已大致清楚,我恳请各位暂时不要再多争执。我周一将与校长会面,有关问题可以当面详谈。
至於高律师一事,相关细节,我也会当面向二位报告。
书院工作艰难,但已经逐渐开展,我也相信我们很快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前提是我们不自乱阵脚。敬请大家多注意通信保密,内部细节尽量不要长篇大论,以免遭人利用。
谢谢
兴中 ”
这次事件表明书院内部也是各为自己的私利,相互之间的猜忌和争斗常有发生。郑宇硕便咒駡他们道:“ 六四学生领袖和国外民运人士为过气人物,有破坏无建设 ”。
【作者:张达明 图文整理:华发网&伊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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