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剑恩仇录》与乾隆风流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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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登基之初的乾隆帝画像。供职清廷意大利画家郎世甯绘

　　金庸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奇迹，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文学史家的共识。不论从文艺作品为大众服务，还是从文艺作品的市场认受度来衡量，金庸先生都是最成功的范例，是那个创业年代「香港精神」的写照，也是如今香港人的骄傲。从一九四七年十月到一九五七年五月，金庸先生在《大公报》工作长达十年。此时，金庸、梁羽生（陈文统）这两位当代武侠小说大师同在大公供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闲暇时还经常对弈，切磋棋艺。二人连同「百剑堂主」陈凡，在《大公报》开设「三剑楼随笔」专栏，共同见证了《大公报》又一辉煌时期。

　　十年前笔者为编写《金庸图录》，与查先生（金庸）相识并蒙赏识和指教。此後深入研读他的着作，结合自己的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发现他的一系列武侠历史小说，实际上是通过人物性格塑造，从文学的角度去解读历史，与史学家殊途同归。史书记录事情的梗概和结果；他的作品故事於史有据，笔下情节和人物心理活动，却往往是史书所无法记载的。例如《射鵰英雄传》开篇，书中人就说妥协投降、杀害岳飞、枱底下不希望打败金国救回徽、钦二帝的，恰恰是当朝皇帝宋高宗赵构，而不是人人痛骂的秦桧。因为二帝还朝，秦桧可能照样当宰相，赵构却一定失去皇位。他的论文《袁崇焕评传》揭示，袁崇焕的遭遇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典型案例。

　　男婴调包女婴，乾隆身世传奇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起，至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止，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在《大公报》所属《新晚报》上连载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书剑恩仇录》是我所写的第一部小说。」「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了的。」「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

　　书中故事围绕乾隆皇帝，与民间反清组织「红花会」总会主海宁人陈家洛，这一对实际上的同胞兄弟之间展开。当时在海宁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康熙後期，众皇子争夺储位，各显神通，其中一项就是生个好圣孙，为自己加分。有一天，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府中（即今北京雍和宫）福晋（正妻）生下一女婴，恰好好友内阁学士陈士倌（一六八○至一七五八年）夫人生下一男婴。亲王府要陈家把孩子抱来看看，等到看完送回，陈家傻了眼：男婴变成女婴。陈士倌知道兹事体大，密嘱家人不得声张。这位男婴就是胤禛四子弘历，果然获得康熙帝宠爱，养育宫中，胤禛最终胜出，二十五年後弘历接雍正帝的班继位，就是乾隆帝。

　　弘历长大後，从乳母嘴里得知此事。登基後於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就将陈士倌由内阁学士，擢任左副都御史（副部长级）；不久升任工部尚书（部长）；六年（一七四一年）再授文渊阁大学士（正一品），故而人称「陈阁老」，深得乾隆帝倚重，两次指派他担任会试（礼部举行的进士考试初试）主考官「总裁」。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七十八岁的陈阁老以年老请求退休，乾隆帝又为他加「太子太傅」荣誉职衔。他在荣归故里翌年逝世。乾隆帝从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第三次南巡起，便借机到陈氏夫妇墓前，行孝子三跪九叩大礼，为掩人耳目，用黄幔遮着。

　　这些在京城和海宁一带流传的往事，民国以来有孟森等清史专家考证，结论是子虚乌有。金庸在自己的小说後记中也引述了这一结论。但正如当代清史专家、雍正皇帝十世孙启功先生所说：後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看到这样的名称，就不禁令人失笑─人们每日饮食，还用特别强调「吃真饭」、「喝真水」，这不是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史书自名「实录」，正是首先恐人疑其不实。比如实录开卷先写帝王谥号，本来是昏庸无能者也说是「神圣」，根本就是傻孩子却说成「文武」（能文能武），从第一行即已告诉人「实录不实」。根据正史资料考证，是得不出另外结论的，当初修史的官员，早已把事实真相特别是敏感事情修改得无影无踪（香港商务印书馆《启功口述历史》第一五页）。

　　民间众说纷纭，密档「小条」现世

　　实际上从乾隆帝在世的时候，关於他出生、身世以至生平事迹的传说就很多。比如说他的生母是雍亲王府的普通侍女，後来他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康熙帝分给胤禛的「狮子园」草棚里。奇怪的是，乾隆帝对於这些流言蜚语似乎司空见惯，并不介意，有时甚至推波助澜。比如紫禁城御花园东北角，存放《四库全书提要》的攡藻堂西山墙外的古柏，传说乾隆帝一次南巡出发前，发现这棵古柏无疾而终。後来他在南巡途中，每当烈日当空，头上便有一棵柏树，像伞盖一样为他投下清荫。南巡回宫後不久，人们发现这棵已枯死许久的古柏又复活了。乾隆一想，这不正是为自己护驾的那棵柏树吗？於是，赐封它为「遮荫侯」。这虽是传说，但事出有因。因为乾隆帝在《御花园古柏行》中确实称赞其为神仙，这首诗摹刻上石，镶嵌在藻堂西山墙上：「攡藻堂边一株柏，根盘厚地枝擎天。八千春秋仅传说，厥寿少当四百年。……」乾隆帝认为它植於永乐初建紫禁城时，洪熙、宣德的承平岁月经历了，甲申李自成攻入北京城的战火也经历了，岁久成仙。

　　乾隆帝对自己身世之谜，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福康安是自己的私生子的传言，则一定龙颜大怒。可就在乾隆当时，这一传言就不胫而走。综合私家笔记和民间传说，大意是：乾隆孝贤皇后富察氏的娘家弟弟傅恒的夫人，到宫中探望大姑姐，被乾隆帝迷上了，乾隆帝於是托词传这位小舅媳妇进宫。後来为幽会方便，乾脆派小舅子傅恒出长差，诸如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率兵到西南平定金川；十九年（一七五四年）进军西北伊犁，平息准噶尔部叛乱；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年）督师云南，次年征缅甸。就在十九年，傅恒夫人生下了儿子福康安。

　　於是就有传言，说他是乾隆帝与傅恒夫人的私生子。另一种说法是，孝贤皇后连续生了两个皇子：永琏、永琮，乾隆帝还密立永琏为太子，无奈两位嫡出的皇子相继夭亡。福康安是孝贤皇后的内侄子，是永琏、永琮的表弟，乾隆帝在他身上看到永琏、永琮的影子，所以格外亲切。但不管哪种说法，事实都是乾隆帝把福康安接入宫中，亲自教养，视同己出，长大後让他立功疆场，六十年（一七九五年）封为「贝子」，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逝於征战途中後，追封「嘉勇郡王」。贝子、郡王，都是皇室子孙才能得到的封爵，乾隆帝如此固执，人们不得不怀疑其为乾隆帝血肉。其中言之凿凿的证据是，乾隆帝有多位公主，都下嫁给满族少年英俊。唯独大家建议让福康安「尚主」（招驸马），乾隆老爷子却严词拒绝。人们更怀疑他与公主们，实为同父异母。这些政治谣言捕风捉影，不可能确证。但启功先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整理档案，却无意中发现重要物证。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启功口述历史》第二三一页：

　　「在文献馆还发现很多看似价值不大但很有趣的线索。如有一张傅恒傅四中堂的太太写给乾隆皇帝的请安帖子，等於是大舅子的媳妇写给他的『小条』，这很不合礼制，说明他们之间有暧昧关系。再联系傅四中堂的第三子康安（後改成福康安）为乾隆和傅四太太私生子的传说，以及福康安一直得到格外的重用，被委派参与收复台湾（平定林爽文事件），立有战功，想参谁就参谁，如谗害柴大纪，最後居然能封到一般非嫡宗所不能封到的郡王等事实来看，这种怀疑绝不是空穴来风。当有人给我看这张字条时，我只能马虎过去说：『这很平常』，其实心里还有点『家丑不可外扬也』的意思。不知这些东西是否还留在档案馆？」这印证了《书剑恩仇录》逻辑推理合理。当初笔者就把启先生此书送给查先生。

　　香香公主纯情，乾隆容妃世故

　　「香香公主不是传说中或历史上的香妃。香香公主比香妃美得多了。」（一九七六年版《书剑恩仇录》後记）金庸如此推崇自己的主人公。实际情况的确如此。乾隆皇帝确实有一位来自「回部」即今维吾尔族的妃子「容妃」。她生於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年）九月十五日，比乾隆帝小二十三岁，世居叶尔羌即今新疆莎车，其族为和卓氏。父亲和紮麦受封为「台吉」（相当於四品官）。

　　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清军平定蒙古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叛乱，解救了和卓氏首领的两个儿子，史称大、小和卓木。但不久，大、小和卓木发动叛乱，反清自立，并杀死朝廷派驻当地的副都统。容妃之兄图尔都不屈从叛酋兄弟，全家被迫由南疆叶尔羌迁到北疆伊犁。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年），清军征讨大、小和卓木，容妃的叔父额色伊、哥哥图尔都、堂兄玛木特，都奔赴叶尔羌，配合清军作战。第二年，大、小和卓木叛乱被平定，容妃的叔父、兄长奉召入京，叔父被封为辅国公，哥哥被封为紮萨克一等台吉（相当於一品官）。二十五年（一七六○年）正月，容妃的叔父、哥哥入京朝贺，乾隆帝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宴请他们。就是在这年二月初四日，图尔都的妹妹入宫，时年二十七岁。比起小说里天真无邪的香香公主，家族送二十七岁的容妃进宫，主要是向皇上表忠心，是政治婚姻。

　　当然，乾隆帝以及皇太后对容妃格外尊重，最初封为和贵人，第三年册封为容嫔，八年後三十五岁时晋封为容妃。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在宫中病逝，时年五十五岁，葬於河北遵化清东陵乾隆裕陵的妃园寝。

　　推理基於考证，论据至今信服

　　金庸创作这部小说，民间传说仅是线索，显然考证了大量史料，对史料的选择独具慧眼，所关注的资料至今都有特殊意义。比如乾隆时入值军机处的诗人赵翼，在笔记里记载乾隆作诗情景：「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皆用朱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摺纸楷书之，谓之『诗片』。」这条私家笔记明明白白记载，乾隆帝是写出草稿，让文学优长的军机大臣楷书誊清。无奈不少研究者无视这样的记载，该怀疑的不怀疑、不该怀疑的瞎怀疑，非要说乾隆御制诗不少是当时大诗人沈德潜代笔。以乾隆帝的自负，沈德潜的诗与自己不可同日而语，根本不屑由其代笔。前几年故宫博物院发现乾隆御制诗手稿六大箱，这个疑问迎刃而解了。回头看，金庸真正把握了乾隆帝的心理特徵。

　　史书记录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文学作品研究人物性格，这成为文、史後来的分野。实际上，史书本来是记录人物性格甚至心理活动的。司马迁《史记》既记录历史事实，也描写人物心理。清代学者周亮工《尺牍新钞》分析《史记．项羽本纪》所录《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指出：项羽被困垓下是如何境况，虞姬死而子弟散，项羽匹马逃亡，迷失在大泽里，哪有闲功夫作歌诗！即使作了，又有谁听见，是谁记录下来？因为当时根本无人生还。所以他认为，这几句诗歌，无论有无此事，都应该是司马迁「笔补造化」，即合情合理的虚构，以补史料的缺失。因为天衣无缝，所以反而「代为传神」，後人并不怀疑是虚构。

　　《书剑恩仇录》以乾隆风流韵事为楔子，表现的却是当时民间秘密反清活动，揭示贯穿清朝始终的民族矛盾、不同阶层的斗争。四十多年後，着名文史学者冯其庸《论〈书剑恩仇录〉》，给与了全面肯定：「《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一个伟大的起步！」

　　（来源：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