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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剑恩仇录》与乾隆风流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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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8 03:05: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96《書劍恩仇錄》與乾隆風流韻事.jpg

  图:登基之初的乾隆帝画像。供职清廷意大利画家郎世甯绘

  金庸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奇迹,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文学史家的共识。不论从文艺作品为大众服务,还是从文艺作品的市场认受度来衡量,金庸先生都是最成功的范例,是那个创业年代「香港精神」的写照,也是如今香港人的骄傲。从一九四七年十月到一九五七年五月,金庸先生在《大公报》工作长达十年。此时,金庸、梁羽生(陈文统)这两位当代武侠小说大师同在大公供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闲暇时还经常对弈,切磋棋艺。二人连同「百剑堂主」陈凡,在《大公报》开设「三剑楼随笔」专栏,共同见证了《大公报》又一辉煌时期。

  十年前笔者为编写《金庸图录》,与查先生(金庸)相识并蒙赏识和指教。此後深入研读他的着作,结合自己的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发现他的一系列武侠历史小说,实际上是通过人物性格塑造,从文学的角度去解读历史,与史学家殊途同归。史书记录事情的梗概和结果;他的作品故事於史有据,笔下情节和人物心理活动,却往往是史书所无法记载的。例如《射鵰英雄传》开篇,书中人就说妥协投降、杀害岳飞、枱底下不希望打败金国救回徽、钦二帝的,恰恰是当朝皇帝宋高宗赵构,而不是人人痛骂的秦桧。因为二帝还朝,秦桧可能照样当宰相,赵构却一定失去皇位。他的论文《袁崇焕评传》揭示,袁崇焕的遭遇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典型案例。

  男婴调包女婴,乾隆身世传奇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起,至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止,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在《大公报》所属《新晚报》上连载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书剑恩仇录》是我所写的第一部小说。」「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了的。」「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

  书中故事围绕乾隆皇帝,与民间反清组织「红花会」总会主海宁人陈家洛,这一对实际上的同胞兄弟之间展开。当时在海宁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康熙後期,众皇子争夺储位,各显神通,其中一项就是生个好圣孙,为自己加分。有一天,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府中(即今北京雍和宫)福晋(正妻)生下一女婴,恰好好友内阁学士陈士倌(一六八○至一七五八年)夫人生下一男婴。亲王府要陈家把孩子抱来看看,等到看完送回,陈家傻了眼:男婴变成女婴。陈士倌知道兹事体大,密嘱家人不得声张。这位男婴就是胤禛四子弘历,果然获得康熙帝宠爱,养育宫中,胤禛最终胜出,二十五年後弘历接雍正帝的班继位,就是乾隆帝。

  弘历长大後,从乳母嘴里得知此事。登基後於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就将陈士倌由内阁学士,擢任左副都御史(副部长级);不久升任工部尚书(部长);六年(一七四一年)再授文渊阁大学士(正一品),故而人称「陈阁老」,深得乾隆帝倚重,两次指派他担任会试(礼部举行的进士考试初试)主考官「总裁」。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七十八岁的陈阁老以年老请求退休,乾隆帝又为他加「太子太傅」荣誉职衔。他在荣归故里翌年逝世。乾隆帝从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第三次南巡起,便借机到陈氏夫妇墓前,行孝子三跪九叩大礼,为掩人耳目,用黄幔遮着。

  这些在京城和海宁一带流传的往事,民国以来有孟森等清史专家考证,结论是子虚乌有。金庸在自己的小说後记中也引述了这一结论。但正如当代清史专家、雍正皇帝十世孙启功先生所说:後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看到这样的名称,就不禁令人失笑─人们每日饮食,还用特别强调「吃真饭」、「喝真水」,这不是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史书自名「实录」,正是首先恐人疑其不实。比如实录开卷先写帝王谥号,本来是昏庸无能者也说是「神圣」,根本就是傻孩子却说成「文武」(能文能武),从第一行即已告诉人「实录不实」。根据正史资料考证,是得不出另外结论的,当初修史的官员,早已把事实真相特别是敏感事情修改得无影无踪(香港商务印书馆《启功口述历史》第一五页)。

  民间众说纷纭,密档「小条」现世

  实际上从乾隆帝在世的时候,关於他出生、身世以至生平事迹的传说就很多。比如说他的生母是雍亲王府的普通侍女,後来他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康熙帝分给胤禛的「狮子园」草棚里。奇怪的是,乾隆帝对於这些流言蜚语似乎司空见惯,并不介意,有时甚至推波助澜。比如紫禁城御花园东北角,存放《四库全书提要》的攡藻堂西山墙外的古柏,传说乾隆帝一次南巡出发前,发现这棵古柏无疾而终。後来他在南巡途中,每当烈日当空,头上便有一棵柏树,像伞盖一样为他投下清荫。南巡回宫後不久,人们发现这棵已枯死许久的古柏又复活了。乾隆一想,这不正是为自己护驾的那棵柏树吗?於是,赐封它为「遮荫侯」。这虽是传说,但事出有因。因为乾隆帝在《御花园古柏行》中确实称赞其为神仙,这首诗摹刻上石,镶嵌在藻堂西山墙上:「攡藻堂边一株柏,根盘厚地枝擎天。八千春秋仅传说,厥寿少当四百年。……」乾隆帝认为它植於永乐初建紫禁城时,洪熙、宣德的承平岁月经历了,甲申李自成攻入北京城的战火也经历了,岁久成仙。

  乾隆帝对自己身世之谜,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福康安是自己的私生子的传言,则一定龙颜大怒。可就在乾隆当时,这一传言就不胫而走。综合私家笔记和民间传说,大意是:乾隆孝贤皇后富察氏的娘家弟弟傅恒的夫人,到宫中探望大姑姐,被乾隆帝迷上了,乾隆帝於是托词传这位小舅媳妇进宫。後来为幽会方便,乾脆派小舅子傅恒出长差,诸如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率兵到西南平定金川;十九年(一七五四年)进军西北伊犁,平息准噶尔部叛乱;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年)督师云南,次年征缅甸。就在十九年,傅恒夫人生下了儿子福康安。

  於是就有传言,说他是乾隆帝与傅恒夫人的私生子。另一种说法是,孝贤皇后连续生了两个皇子:永琏、永琮,乾隆帝还密立永琏为太子,无奈两位嫡出的皇子相继夭亡。福康安是孝贤皇后的内侄子,是永琏、永琮的表弟,乾隆帝在他身上看到永琏、永琮的影子,所以格外亲切。但不管哪种说法,事实都是乾隆帝把福康安接入宫中,亲自教养,视同己出,长大後让他立功疆场,六十年(一七九五年)封为「贝子」,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逝於征战途中後,追封「嘉勇郡王」。贝子、郡王,都是皇室子孙才能得到的封爵,乾隆帝如此固执,人们不得不怀疑其为乾隆帝血肉。其中言之凿凿的证据是,乾隆帝有多位公主,都下嫁给满族少年英俊。唯独大家建议让福康安「尚主」(招驸马),乾隆老爷子却严词拒绝。人们更怀疑他与公主们,实为同父异母。这些政治谣言捕风捉影,不可能确证。但启功先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整理档案,却无意中发现重要物证。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启功口述历史》第二三一页:

  「在文献馆还发现很多看似价值不大但很有趣的线索。如有一张傅恒傅四中堂的太太写给乾隆皇帝的请安帖子,等於是大舅子的媳妇写给他的『小条』,这很不合礼制,说明他们之间有暧昧关系。再联系傅四中堂的第三子康安(後改成福康安)为乾隆和傅四太太私生子的传说,以及福康安一直得到格外的重用,被委派参与收复台湾(平定林爽文事件),立有战功,想参谁就参谁,如谗害柴大纪,最後居然能封到一般非嫡宗所不能封到的郡王等事实来看,这种怀疑绝不是空穴来风。当有人给我看这张字条时,我只能马虎过去说:『这很平常』,其实心里还有点『家丑不可外扬也』的意思。不知这些东西是否还留在档案馆?」这印证了《书剑恩仇录》逻辑推理合理。当初笔者就把启先生此书送给查先生。

  香香公主纯情,乾隆容妃世故

  「香香公主不是传说中或历史上的香妃。香香公主比香妃美得多了。」(一九七六年版《书剑恩仇录》後记)金庸如此推崇自己的主人公。实际情况的确如此。乾隆皇帝确实有一位来自「回部」即今维吾尔族的妃子「容妃」。她生於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年)九月十五日,比乾隆帝小二十三岁,世居叶尔羌即今新疆莎车,其族为和卓氏。父亲和紮麦受封为「台吉」(相当於四品官)。

  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清军平定蒙古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叛乱,解救了和卓氏首领的两个儿子,史称大、小和卓木。但不久,大、小和卓木发动叛乱,反清自立,并杀死朝廷派驻当地的副都统。容妃之兄图尔都不屈从叛酋兄弟,全家被迫由南疆叶尔羌迁到北疆伊犁。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年),清军征讨大、小和卓木,容妃的叔父额色伊、哥哥图尔都、堂兄玛木特,都奔赴叶尔羌,配合清军作战。第二年,大、小和卓木叛乱被平定,容妃的叔父、兄长奉召入京,叔父被封为辅国公,哥哥被封为紮萨克一等台吉(相当於一品官)。二十五年(一七六○年)正月,容妃的叔父、哥哥入京朝贺,乾隆帝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宴请他们。就是在这年二月初四日,图尔都的妹妹入宫,时年二十七岁。比起小说里天真无邪的香香公主,家族送二十七岁的容妃进宫,主要是向皇上表忠心,是政治婚姻。

  当然,乾隆帝以及皇太后对容妃格外尊重,最初封为和贵人,第三年册封为容嫔,八年後三十五岁时晋封为容妃。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在宫中病逝,时年五十五岁,葬於河北遵化清东陵乾隆裕陵的妃园寝。

  推理基於考证,论据至今信服

  金庸创作这部小说,民间传说仅是线索,显然考证了大量史料,对史料的选择独具慧眼,所关注的资料至今都有特殊意义。比如乾隆时入值军机处的诗人赵翼,在笔记里记载乾隆作诗情景:「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皆用朱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摺纸楷书之,谓之『诗片』。」这条私家笔记明明白白记载,乾隆帝是写出草稿,让文学优长的军机大臣楷书誊清。无奈不少研究者无视这样的记载,该怀疑的不怀疑、不该怀疑的瞎怀疑,非要说乾隆御制诗不少是当时大诗人沈德潜代笔。以乾隆帝的自负,沈德潜的诗与自己不可同日而语,根本不屑由其代笔。前几年故宫博物院发现乾隆御制诗手稿六大箱,这个疑问迎刃而解了。回头看,金庸真正把握了乾隆帝的心理特徵。

  史书记录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文学作品研究人物性格,这成为文、史後来的分野。实际上,史书本来是记录人物性格甚至心理活动的。司马迁《史记》既记录历史事实,也描写人物心理。清代学者周亮工《尺牍新钞》分析《史记.项羽本纪》所录《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指出:项羽被困垓下是如何境况,虞姬死而子弟散,项羽匹马逃亡,迷失在大泽里,哪有闲功夫作歌诗!即使作了,又有谁听见,是谁记录下来?因为当时根本无人生还。所以他认为,这几句诗歌,无论有无此事,都应该是司马迁「笔补造化」,即合情合理的虚构,以补史料的缺失。因为天衣无缝,所以反而「代为传神」,後人并不怀疑是虚构。

  《书剑恩仇录》以乾隆风流韵事为楔子,表现的却是当时民间秘密反清活动,揭示贯穿清朝始终的民族矛盾、不同阶层的斗争。四十多年後,着名文史学者冯其庸《论〈书剑恩仇录〉》,给与了全面肯定:「《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一个伟大的起步!」

  (来源: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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