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媒探访改革发源地 | 永远的红手印，沈浩和小岗村的故事！

Mary

　　

图为：“亲情中华”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展演演员们们合影（黄浩 摄）

图为：“亲情中华”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展演“凤阳花鼓”（黄浩 摄）

　　【华发网讯】12月13日，初冬时节，由中国侨联主办、安徽省侨联承办的“2018海外华文媒体安徽行”采风活动走进安徽凤阳，来自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三十家海外华文媒体记者实地走访了曾经在小岗村担任第一书记的沈浩纪念馆、大包干纪念馆，以及观看了“亲情中华”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展演（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前广场），藉此机会，海外华文媒体采风团用镜头和笔触记录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小岗村、红手印、沈浩之间的小岗村故事。

　　为了充分发挥海外华文媒体的独特作用，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此次采风活动海外华文媒体召集人、马来西亚《海内外》杂志社社长续炳义表示，此次采风活动的海外华文媒体将通过实地考察充分感受安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专业人士在安徽创新创业取得的成绩；通过对当地干部群众的采访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显着变化。通过实地走访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召开座谈会、报告会来倾听当地群众的声音。上述采风活动将以创作、挖掘人物故事为切入点，以捕捉、聆听百姓声音为突破口，以记者的视角来记述和反映充满正能量的小岗村故事、小岗村声音。

图为：海外华文媒体采风团参观沈浩纪念馆

    今年，我们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披荆斩棘，40年砥砺前行。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12月13日，海外华文媒体一起来沈浩纪念馆认识一下从2004年——2009年在小岗村担任第一书记的沈浩。沈浩带领着小岗村村民进入“致富门”，但却终因积劳成疾，病逝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沈浩又给这个改革发源地带来了怎样的改革精神？

       两任村官，六载离家，总是和农民面对面，肩并肩。他走得匆忙，放不下村里道路工厂和农田，对不住家中娇妻幼女高堂。那一年，村民按下红手印，改变乡村的命运；如今，他们再次伸出手指，鲜红手印，颗颗都是他的碑文。

       沈书记焕发了小岗村的改革“第二春”

　　跟随着沈浩纪念馆讲解员的讲解，大家的思绪回到了14年前，那时的小岗村，温饱是没问题的，但想致富却很难。2003年，全村人均纯收入只有2300元，“起了个大早”的小岗村，却在经济发展的路上“赶了个晚集”，始终没有大变样。

　　直到2004年2月，小岗村迎来了沈浩，也开启了小岗的第二次改革，沈浩当时作为选派干部从安徽省财政厅来到小岗村担任第一书记，任期三年。

　　当时的小岗村可以说是 “偏、穷、乱、散”，沈浩一进村，就扎进村民中间，先用30多天时间把全村108户跑了个遍，当时和他搭班子的是 “大包干”18位带头人之一的关友江。

图为：沈书记生前办公居住的地方

　　沈书记的到来，焕发了小岗村的改革第二春。“要想富先修路”，这是村庄脱贫致富必备的条件。于是修路就成为了时任第一书记的沈浩履职小岗村干的第一件事情。

　　2005年之前，一条京沪铁路，阻碍了小岗村与外界的联通，要想走上村外的省道307线，去到凤阳县城，都得绕道二十多公里，当时沈浩下定决心要打通这条路，而打通这条路就要在京沪铁路上建一座高架桥。这在当时的村民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当时不仅小岗村的村民不敢想，地方有些政府领导都不敢说，最后就他找到铁道部，最后竟然就批了。

　　小岗村快速通道正式通车后，进出村比原先缩短了20多公里路程，让小岗村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通路之后，沈浩带领村民制订了“三步走”战略：引进工业、发展现代农业和旅游业。

　　2006年，沈浩开会动员村民流转一部分土地进行整理，提高土地利用率。关友江记得，当时村民们以为要收回土地，疑虑重重。于是以关友江为代表的当年“大包干”带头人和村干部，率先把自己的土地流转了出去，打消了村民的顾虑。

　　不仅如此，小岗村还成立高效农业产销合作社，同时发展旅游业、教育培训业，招商引资搞工业，使村民的收入逐年提高，实实在在的增收也改变了大家当初对沈浩的看法。

图为：小岗村村民摁满红手印的请愿书

图为：沈浩生前穿的衣服

    沈浩在小岗村六年的时间，两次挂职期满，但沈浩都被小岗村村民摁满红手印的请愿书留了下来。就在小岗人期盼他继续带领大家谋改革、谋发展的时候，不幸发生了，2009年，沈浩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倒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上，小岗人又一次按下红手印，将他永远留在了小岗。

       享誉全国的红手印，一份大包干的“生死契约”

　　1978年，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按下红手印，一份大包干的“生死契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几乎与此同时，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们偷偷地实行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那是个寒冷的冬夜，在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严立华家低矮的草房里，18个社员聚在一起，神情隐秘而带悲壮，共同签订了一份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分田到户大包干，坐牢杀头也心甘！为何此事让这些朴实的农民下如此的决心，以致要托付抚养小孩的后事？

　　历史并不遥远，人们记忆犹新。1955年，农村合作化一哄而上。1958年，不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又过早建立。当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遭到毛泽东痛斥。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严重饥荒，安徽宿县一位70高龄的老人为了照顾生病的儿子，无法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也就得不到那赖以维生的口粮，不想眼睁睁饿死的老农，于是请求公社干部允许自己带着儿子上山养病并开荒自救。一老一病二人上了荒山，老人凭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出了16亩荒地，不仅收到了口粮，还向公社交了1800斤粮食和养鸡收入的60元钱。老人个体劳动创造的丰收奇迹与当时集体劳作下的歉收、饥荒形成鲜明的对比，农民在惊羡之余认识到：把田分给各户可以收获更多的粮食，摆脱饥荒。于是，全省各地纷纷要求包干。1961年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述民情和责任田的好处，毛泽东批示试行。当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党内高层领导非常赞成。

　　邓小平于此提出了着名的“猫论”，但是包产单干只试行了一年。1962年8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一搞包产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包干到户是个方向问题。”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大旱，农民再次面临绝境，在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实行了“借地种麦”，结果，肥西县大旱之年大丰收。在“借地种麦”的影响下，安徽农村悄然兴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但还没有人敢于突破禁区分田到户。有名的“叫花子县”凤阳早有“十年倒有九年荒”之说，小岗生产队更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讨饭村。全队20户人家，不算两户单身汉，18户家家讨过饭，家家都有人当过生产队干部，但都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当大包干到组的责任制在凤阳全县兴起时，小岗村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搞起了分组作业。先是将全队分成两个作业组，“大呼隆”变成“小呼隆”。没维持几天，只好将两个作业组现划开，分成4个、8个作业组，但还是有上工迟到、分工吵嘴、记分计较等现象，要再划开的话，只有一家一户包田干了。

　　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合影

　　于是，在那个晚上，18个农民挤在一起，召开一个关系全队命运的秘密会议，主题是研究分田单干。大家的话匣子一下子被打开，队长严俊昌“最后拍板”：“我们定下两条规定；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第二，上交公粮的时候，该交国家的交国家，该交集体的交集体，剩下的归自己，任何人不准装孬。”随后，副队长严宏昌执笔，写下了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大家争先恐后用食指蘸上鲜红的印泥在自己的名字上重重地按下指印。他们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又迅速丈量土地，艰难地迈出了分田到户的第一步。

　　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小岗农民憋足了多年的劲头，拼命地干。俗语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其他村队的亲友外人，一看小岗人的劳动阵势，就明白是分田到户了，消息很快传开。公社领导立即把几个队干部找去质问：你们小岗是不是在搞单干？你们当干部的要注意，这样搞是要犯国法的。如果是单干，赶快并起来，否则就要把你们小岗的情况上报县委处理。严宏昌等人一口咬定是分组作业，不是分田到户。

　　所幸的是，小岗人的行动得到了省委和县委的支持。其实，早在1977年11月，在万里的支持下，安徽全省工作会议上即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搞责任制。这就是着名的“安徽六条”。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万里曾就肥西县借地种麦及包产到户问题请示过陈云，问怎么办。陈云说：“我举双手赞成。”后来，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实事求是干下去。”有了陈云、邓小平的支持，万里心中有了底。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陈永贵批评万里：“好行小惠”“变相单干”。万里回敬说：“你走你的阳光路，我走我的独木桥。”

　　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找到严宏昌，叫他不要害怕，不要有思想顾虑：“只要你们能搞到好吃的，我们也不要你们粮食，只要不再靠国家就好了。好好干，就做一个试点。”这下子，小岗人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1979年10月，秋高气爽。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算盘珠被人们拨得“噼噼啪啪”作响，检验小岗包干到户成果的时候到了。数字出来了，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年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小岗，第一次向国家交足了公粮。

　　实践给小岗的包干作出了响亮的回答。1980年1月，万里到小岗视察，挨家挨户逐个查清，对小岗的创举给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包干到户是“马克思主义”，并承诺：“今后，哪个再说你们是搞资本主义，这场官司交给我，我替你们打。”

　　万里首先在安徽支持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不胫而走。几乎是与此同时，四川省也大力支持责任制，制定了“四川十二条”，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四川的农业也迅速恢复和发展。

　　４０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为了填饱肚子，第一次按下了“包产到户”的生死契约，而后在二十一世纪初，又为挽留一位改革路上的带头人三次按下了红手印，让这片土地迸发出一个时代的传奇。

    安徽小岗村：大包干改革四十年村民收入翻823倍

    从当年18位“大包干”带头人到今天小岗新18位致富带头人，两个“18”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改革精神的传承与接力。

　　40年来，以“大包干”命名的土地产权改革，是逐步深入的，在此过程中，农民的权利是不断扩大的。之所以农村改革以此为取向，是因为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如果要求农民要对发展农业生产尽责，就必须赋予他们土地经营的权利，并且让他们获得经营的利益。农民担心政策变，就要用“长期不变”稳定他们的预期；农民感觉自己的权利经常受到外界的侵犯，就要制定严格明确的法律法规，厘清权利边界，使农民的既得权利得到保护。在这当中，农民的呼声，反映的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党和政府的积极回应，则反映了顺应民意的决策。正是这两方面正确的正向互动，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安全，我国经济发展的健康、持续、高速。

　　今天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40年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除了字面相同，质的区别非常大。今天的集体土地产权，已经形成“三权分置”的分权式结构，按照前面的分析，除了最终的处分权不在己手，农民已经占有其中的绝大部分权利，并且这些权利是不容侵犯的排他性权利，是属于农民的财产权利。农民有了土地产权，才能够获得持久的激励。

　　“大包干”以后，农民还获得了私有财产、部分社会保障、社会公共服务、村民自治等很多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这一系列权利的获得，追根溯源，都由实行“大包干”，突破了土地集体经营的种种束缚而起。

　　最初推行“大包干”承包责任制时，唤起的是人们对于延续了数百上千年的自然经济下的小农经营的沉重回忆。曾经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然而这种判断是完全脱离现实的。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国已经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国际上，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值此之际，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改革首先从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开始，农业的连续丰收，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国民经济的农产品供给问题，开启了一、二、三产业发展，城乡发展良性互动的历史新阶段。

    而随着扩大对外开放，城市改革逐步推进，农村又为我国突飞猛进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急需的亿万劳动力。正是这些今天无处不在的农民工，支撑起了新兴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庞大人口。可以不容置疑地说，如果没有以“大包干”为形式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因此而连续地赋予农民各项自主、自由的权利，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如此巨大的成就，就不会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崛起，就不会有“中国奇迹”的发生。

图为： 1978年，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按下红手印，一份大包干的“生死契约”

    今天，国家博物馆中川流不息的参观人群，常常驻足在一个编号为GB54563的陈列物前。它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不得温饱的庄稼汉，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于1978年11月24日所立下的惊天动地的保证书，所签的18个名字上，都按有鲜红的指印。这份已成为历史文物的保证书，承载着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风云之变幻。

    四十年风雨历程，如今的小岗村也搭上了经济发展的高铁列车，“互联网+”在这里正在为小岗村未来发展谋划新的蓝图。通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小岗村与全省、全国同进步，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但是，接下来小岗村还要继续往前走，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老百姓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责编：华发网&朱梅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