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香港去》：周洁茹小说的现代感

Mary

　　

　　图：周洁茹着《到香港去》（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二○一七年一月）

　　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当语言生动、情感丰富、故事有趣纷纷出场，但一旦与「深度」对峙的时候，常常败下阵来。於是是否有深度，成为一部小说是否优秀的重要评判标准。深度又是什麽？是社会的复杂、人性的复杂、文化的复杂。那麽作品怎麽就呈现了这些复杂呢？一个读者是会有一个判断的。从客观上说，每一个群体都会有自己的欣赏趣味和评价准则。换一种视角，小说家又是否可以为一群人写作，而不是为所有人写作呢？小说家是不是可以写自己熟悉的、自己喜欢的题材，而不用去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面呢？

　　从二十世纪九零年代至今，周洁茹的作品有两条清晰的线索：一是为自己写作，写自己感兴趣的；一是为都市写作，写城市当下生活。如果说前者是个人写作，後者是时代写作，那麽两种状态的共性是现代感，即现时态的自我体验与都市体验。也就是说，作品与作者所感知到的「我」及世界，是实时对应的，这其实也恰是中国当代小说很缺少的。正因为周洁茹创作与思考的「独立」，投射於小说的作者观是审视但不点破、质疑但不追索。

　　《到香港去》并没有从社会视角揭示女性的命运与际遇，而是由「两罐奶粉」承载家庭妇女简单化的生存索求。「张英在家的时候都是不看新闻的，除了孩子，她对别的都不关心。香港的新闻，她更不关心。这个女人，到底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佐敦〉没有从「伤痕」视角呈现阿珍的处境：老公瘫痪、自己没有身份证，两个小孩还在新来港儿童启动课程、所有积蓄只够在香港省吃俭用支撑两个月，而是从对「一张单程证」的七年等待写出新移民对香港的主动适应。〈花园〉中的张英「变成了这城市里所有精力旺盛的女人们中的一个，上班、做家务、带孩子，日复一日地忙碌。」她一切的动力就是只「为了活下去」。因此，我常觉得周洁茹写的「香港故事」是在写一种生活的惯性，而不是去观察香港的文化和香港的生态，进而解析严峻的社会问题。她是真正在写普通生活，从扎实的细节，记录香港居住者的日常。需要指出的是，周洁茹小说没有「外地人」视角，我认为这才是当下新一代华文文学创作者的真实体验。居住过中外很多城市，所以对一个新地点，作者其实都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宽度和观念的弹性，已跳脱开了众多文化壁垒。

　　不可否认，女性是周洁茹小说的聚焦对象，她们的「现代感」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我试图从三个角度来分析。第一，都市女性。准确地说，作者观察她生活的城市，截取她所亲历的那个时段，选择她熟悉的那些「女朋友」。上海、南京、广州、深圳、香港一一出现，不同阶层的吕贝卡、葛蕾丝、小妖、梅茜、吴琳琳、唐小宛、阿珍，都化身为都市女性的一个剪影。第二，有执行力。无论处於城市哪个阶层的女性，都敢作敢当，只要设定了目标，就任性的、执着的、一往无前地抵达它。第三，婚恋态度。首先女性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婚恋的对象和状态，其次当爱情与婚姻的幸福或者痛苦成为横亘在情感世界中的棱角，割断它或者放任它，都由女性自己决定。也许小说中女性间的对话与反诘，传达出了她们的迷惑、迟疑与愤怒，但其最终的抉择都是掷地有声的洒脱。在周洁茹的小说中，生活就是故事发生的场域，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才是她着力刻画的主体。「那就这样吧。」这一句话，我认为是周洁茹小说的注脚：根本没有那麽多的规划或顾虑，既然故事开始了，就尊重内心，继而坦然走下去。

　　．戴瑶琴 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中国当代小说。

　　【华发网根据大公报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