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文学和政治两支笔的叛逆者──追怀以色列着名作家奥兹

Mary

　　图：以色列着名作家阿摩司．奥兹上月底逝世（资料图片）

　　二○一八岁末本望平安过去，岂料只剩三天的时候，友人从耶路撒冷发来微信说，以色列着名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於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逝世。噩耗传来，我其实倒也并不感到震惊，因为早就知道他身患癌症。但是，说实话，还是有点出乎意外，因为听说他一直在治疗，效果不错。我曾相信，凭藉以色列的医疗条件，他还是可以转危为安的。五月份，他平静地度过七十九岁生日，有望来年庆祝八秩大寿。可是，他竟匆匆走了。我当即请托耶路撒冷的朋友，向奥兹遗属转致深切的悼念之情。

　　我同奥兹相识整整二十七年，其间曾三次晤面。那是一九八九年初，我奉派到埃及首都开罗作常驻记者，负责整个中东地区的新闻报道。那时，中国同以色列尚未建交，两国人员没有任何交往。然而，巧逢其时，我到开罗不到三个月就奉命去以色列作「内部采访」。当时，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以关系正常化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我与几位同事接连四次赴以色列，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做些沟通工作。在主要采访以色列领导人之外，我提出顺带采访几位作家，以便在两国正式建交之前先做些文化交流。以色列外交部当即给我开列一个受访作家名单，我先後采访了其中的四五位，唯独名声显赫的阿摩司．奥兹因在国外没能见到。回到开罗，同以色列驻埃及学术中心主任约西．吉纳特教授见面时，我随口谈到这一憾事。没料到，他却将此记在心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中旬，在中以两国建交前夕，他电话通知我，奥兹前来开罗讲学，很愿意接受采访。

　　我当即赶到吉纳特教授家中，奥兹和夫人已先一步到达。奥兹个头不高，一头棕发，满面红光，显得结实而干练。他用希伯来文写作，用英语交谈。一落座，他就说，我是他接触到的第一个中国人；我回应说，他有很高的知名度，我肯定不是他的第一个中国读者。他接着告诉我，他的作品尚未大量译成中文出版。他乐意借我之笔向「世界上最广大的中国读者群」敞开心扉，让他们了解他，读懂他。就这样，我们好似一见如故，一口气交谈两个多小时。後来，我写了一篇介绍他的生平和创作的专文发表在国内的文学期刊上。

　　那次采访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一是他一开始就说：「我是个叛逆者，先是反叛家庭，走向社会；後是反叛权贵，走向民众。」二是他谈到写作时说，他手中有两支笔，一支为文学，另一支为政治，两者同时并用。

　　坦率地说，我闻此有点懵懂。他显然觉察到，转而就自报家门道：他於一九三九年五月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耶胡达．阿利耶．克劳兹纳出生在乌克兰，母亲法妮娅．穆斯曼出生在波兰。他们都是肆虐於欧洲的排犹运动的受害者，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带着心灵的创伤」先後移居当时处於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父亲博学多才，懂多种语言，喜欢比较文学，一心想做教授。但是，时运不济，他未能如愿，只好充任图书馆管理员以养家餬口。母亲温柔善良，富有同情心，文学天赋甚高，也找不到称心的职业，只能当教师。一家人拥挤在一套逼仄的单元住房里，除几架子图书外，别无长物。父亲爱书如命，宁愿饿肚子，也舍不得卖掉一本换取面包，同时又是一个热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争取以色列建国曾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地下斗争。

　　以色列一九四八年建国後，父亲在政治上持极右翼观点，同阿拉伯人势不两立。母亲无法忍受生活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折磨，同丈夫经常争吵，不幸罹患忧郁症，在儿子十二岁时自杀身亡。在这样一个家庭氛围中成长的奥兹，心情苦闷、压抑。他同父亲从思想到情感距离越来越大，不时发生冲突。他回忆说：「每当与父亲顶撞起来，总是母亲出面调解。她是我们父子冲突的缓解器，两代人鸿沟上的栈桥。没有她之後，家庭气氛更加紧张，一切都变得不可收拾。」因此，母亲去世不到两年，他就愤然离家出走，前往位於以色列中部的胡尔达基布兹落户，并断然将姓氏「克劳兹纳」改为「奥兹」。在希伯来语中，「奥兹」的意思是「力量」和「勇气」。时年刚刚十五岁的他，以此明志，表示与父亲决裂，「决心踏上新的生活之路」。

　　基布兹是二十世纪初从苏联和东欧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创建的一种农业集体组织。这种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所有成员一律平等，衣食住行严格遵循集体生活准则。奥兹认为，基布兹这种社会组织是「犹太文化道德传统与革命社会主义的一种松散结合物」。在这里，他白天劳动夜晚读书。他喜欢读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喜欢读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他愤世嫉俗，思想渐趋激进。在参加集体劳动过程中，他在棉田和果园干过活，当过拖拉机手、集体食堂服务员，还当过小学教师。这样，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他把直到眼下仍显得有点粗糙的双手伸给我看，声称「这是劳动的奖赏」。他还不无自豪地说，在基布兹的生活中，他找到了从书本上找不到的「社会主义理想」。

　　根据以色列法令，奥兹从十八岁起服兵役三年。退役後，他回到基布兹，被保送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读书，攻读哲学和文学。毕业後，他又回到基布兹，继续干最普通的农活。他回忆说：「在基布兹里，干任何活都是自觉自愿，没有强制。那里的自由空气和集体观念，给予我无限的希望。」正是这种新的生活，激发了他的文学创作热情。从二十四岁起，他尝试着写小说。基布兹成员发现他有文学创作天赋，就给他放创作假。开始，每周给他一天的创作时间，後改为每周两天，最後是每周三天，即半劳动半写作。

　　【华发网根据大公报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