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陈垣广惠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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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陈垣（见图）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网络图片

　　去年六月我於本栏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新亚研究所任教而经史兼擅的牟润孙时，提及他的经学受自晚清国学大师柯劭忞，史学则师承陈垣，亦即时人及後学尊称的援庵先生。原籍广东新会的陈援庵与祖籍江西的陈寅恪，学术界合称之为「史学二陈」。

　　陈垣（一八八○至一九七一）自幼热衷国学，少年时代虽未中举，但毕生笃行儒家「经世致用」的信念，一边钻研学问，冀以救国匡时，一边教学启育，扶掖後学。由於他学问精博、考究严正、诲人不倦、广泽後进，深得各方推崇，後世景仰。

　　陈援庵虽然着作不少，但历年可以买到的刊行本，并不算多。犹幸目前可在坊间买到的寥寥几款，尚能代表他毕生学术上最精擅的几面，计为：全面阐释古代史籍忌讳的《史讳举例》、专门治理校勘学的《校勘学释例》、涉及民族史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及关乎史学史的《中国史学名着评论》。

　　《史讳举例》补前人不足

　　先谈他写於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史讳举例》。所谓避讳，是指但凡行文不得直书本朝前代或当代君主之名，以示崇敬，未敢冒犯，因此须以各种方法规避。查避讳之举，初见於周，後成於秦，再後广兴於唐而盛极於宋。及至明清，避讳之举，仍然流传；民国之後始废。

　　避讳之举，固然有其美意，但对於後世研究前代，的确产生流弊，盖因行文时须顾及忌讳而须予规避，结果造成混淆，徒添研究困难。不过，有些时候，坏事也可变成好事。学者可以运用忌讳知识，协助破解古籍里的疑团，以及辨别古籍的真伪及真正的成书年代。这是因为忌讳的字，各朝不同，历代各异。从另一角度看，讳字不失为每代的标记。因此，陈垣在《史讳举例》序言指出：「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於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避讳学亦史学中一辅助科学也。」

　　既然避讳学有助史学研究，历代史家学人，当必有所述及，例如周密《齐东野语》、洪迈《容斋随笔》、顾炎武《日知录》等笔记类的记录，以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陔余丛考》、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史籍考证，均有所记述，当中以《廿二史考异》最为丰富。可惜，以上论着内有关避讳的载述散见诸章而毫不集中，而另外如周榘《廿二史讳略》、黄本骥《避讳录》，虽然专论避讳，但谬误颇多，不足为范。陈垣有见及此，锐意在避讳范畴着述新书，将前人所述，勘误编整，以清晰明确的条目，一一呈示，方便纵览。

　　《史讳举例》全书有八万余字，共分八卷，依次是「避讳所用之方法」、「避讳之种类」、「避讳改史实」、「因避讳而生之讹异」、「避讳学应注意之事项」、「不讲避讳学之贻误」、「避讳学之利用」及「历朝讳例」。

　　书内「卷一：避讳所用之方法」列明避讳之法有四，即「改字」、「空字」、「缺笔」、「改音」。四者之中，以「改字」最为普遍，即是将须予避忌的字，改成另一字。例如为避汉高祖刘邦的「邦」字，便将之前及当时的典籍内的「邦」字，一律改为「国」字。如此一来，《尚书》「安定厥邦」一词，便须改为「安定厥国」。又例如《史记》为避讳惠帝刘盈的「盈」字、文帝刘恒的「恒」字，景帝刘启的「启」字，把恒山改称常山、微子启改作微子开、盈数改作满数。

　　从上可见，但凡避讳改字，所选用之代替字，断非贸然乱选，而须遵守「取共同义」的法则，务求方便後人追索。至於「空字」一例，是把犯忌的字从缺不写，空出一格，而所缺的词意，则须读者自行猜度。不过，「空字」一例里，还有三种「看似非空而实空」的做法，即是在须予留空的字位里以「某」、「讳」或「上讳」之字填补，例如《史记》「孝文本纪」提及：「子某最长，请建以为太子」，当中的「某」字，是避刘启即後来景帝的「启」字。

　　至於「缺笔」一例，则较易处理，在书写时只消将整个单字减去笔画。这种减笔的做法，陈垣认为始见於唐朝。例如高宗乾封年间，「世」字改作「卅」字。这种「缺笔」的做法，与戏曲里红生勾脸扮关公时须在红脸上添加一黑点，以示未敢冒犯关羽尊容，倒有些异曲同工，原理相同。无论是减笔而不把在上者的名讳以完整笔画写出，抑或在关公红面上多加一黑点，都是心存崇敬，忒也有趣。

　　陈垣亦在卷未提及「避讳改音例」，而「避讳改音之说，亦始於唐。」不过，他在首段言明：「然所谓因避讳而改之音，在唐以前多非由讳改，在唐以後者，又多未实行，不过徒有其说而已。」换言之，改音之例，只有理论而无实例。陈垣在首段之後随即提出大家耳熟能详的「正」字读「征」作为例子。故老相传，「正」字读作「征」，例如正月读作「征」月，是为了避始皇正的「正」字而改读「征」。然而，据陈垣所指，《诗经》「齐风」内「终日射侯，不出正兮」的「正」字，须读「征」音。由此可见，早在秦始皇之前，「正」字有「正」、「征」两音，因此为避始皇正的「正」字而读作「征」，实乃穿凿附会之说。

　　陈垣在「卷八」胪列历朝讳例，由秦汉至唐宋，下迄明清，所讳之字，一一列明，实在有助後学知晓。可惜本文篇幅所限，无法详叙；反而想在此说明，避讳之举，虽说历代皆有，但有些朝代，皇帝为免麻烦，确曾下旨停止或减少避讳。例如唐高宗显庆年间，曾下诏曰：「孔宣设教，正名为首……比见钞写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点画，或随便更换，恐六籍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之本意。自今以後，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由此可见，皇帝为了宣儒尊孔的大原则，雅不欲因避讳而贸然更改古籍，因此但凡旧典文字，不予更改。这也是古代避讳大环境下一种适可而止的做法。

　　为沈刻《元典章》校补

　　陈垣除了写就这本「能应用之於校勘学」的《史讳举例》之外，亦於随後的一九三一年写了一本直接关乎校勘学的书，叫作《元典章校补释例》。此书校补了沈刻的《元典章》，（按：「沈刻」是指晚清沈家本在书内题跋的刻本），而《元典章》是一本「考究元代政教风俗语言文字不可少之书。」（见书内「序」）为什麽陈垣要为沈刻《元典章》校补并给予释例呢？

　　原来他向学生讲授校勘学时，要举例说明，总觉得如果广引群书，则检对不易；如果单引一书，则例子不多。当然，如果例子多，则表示书内错误多，而如果某书错误多，则表示该书未必是本好书。碰巧沈刻《元典章》是一本性质重要但错误极多的好书，十分适合做校勘学的反面教材。陈垣在校补沈刻《元典章》时，得出谬误一万二千多条，并将当中十分之一疏释，编成《校补释例》。由於此书只校补沈刻《元典章》，书成後因而定名《元典章校补释例》。不过，陈垣鉴於此书实在可以当作校勘学的范本，於是改称为《校勘学释例》，而随後学术界但凡引述此书时，皆弃旧从新，称之为《校勘学释例》。

　　此书共分六卷，依次是「行款误例」、「通常字句误例」、「元代用字误例」、「元代用语误例」、「元代名物误例」、「校例」。从上可见，陈垣把诸般勘误分门别类，然後按着门类逐一罗列。例如「卷二：通常字句误例」下，细分为：「形近而误例」、「声近而误例」、「因同字而脱字例」、「因重写而衍字例」、「因误字而衍字例」、「重文误为二字例」、「一字误为二字例」、「妄改例」、「妄添例」、「妄删例」及「妄乙例」共十一类。

　　从上可见，陈垣在勘误过程中，把看到的错误清晰分类，而这种极其科学的校勘法正正是此书的最大贡献。诚如作者在书「序」言明，校勘补正的用意，是把一本值得後人阅读的好书，尽去糟粕，使之更为完善，而绝非存心齮齕。其实这就是校勘的良善本意。

　　此外，但凡治理学问的人当必明白，校勘是一门沉闷乏味的工作，而唯一的乐趣，恐怕是在校勘历程中找到错误而为之一一订正，俾能惠及读者。必须在此指出，别以为校勘学应用范围狭窄而因此轻视；其实此门学问应用范围极广。小莫如文字工作者每天须做的校对，也应该运用得上。只要我们紧记诸般校勘法则而套用於日常的校对，当必畅顺无碍。

　　如果大家不厌其闷，喜欢探索校勘学，除陈垣《校勘学释例》，亦可翻阅校勘权威张舜徽的《广校雠略》、《校雠学发微》、《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及王叔岷的《斠雠学》及《斠雠别录》等书。

　　《华化考》以西域人为纬

　　身为史学大师，陈援庵亦精研民族史，而他对元朝西域华化的论述，早在二十年代已於学报发表。起初的四卷在一九二三年初刊於《北京大学国学季刊》，而後来的四卷在二七年刊於《燕京学报》。及至三五年，他将前後共八卷的论述合订为单行本，取名《元西域人华化考》。

　　书内八卷除「卷一绪论」及「卷八结论」外，其余六卷依次是「儒学篇」、「佛老篇」、「文学篇」、「美术篇」、「礼俗篇」、「女学篇」。由此可见，文化领域里的思想宗教、文学美术、生活礼俗，无所不包。尤其特别的是以专篇论述西域妇女的华化情况。

　　陈垣在书内畅谈西域人各方面的华化情况之前，先在「卷一绪论」内说明西域的界定范围、元朝西域的文化状况、华化有何意义，并且介绍元朝之前的华化先驱大食国人李彦昇、安息国人安世通及西域人蒲寿宬。至於书内所界定的西域范围，是专指畏吾儿（即维吾尔）、突厥、波斯、大食、叙利亚等国。

　　陈寅恪为陈垣书作序

　　此书的特色之一，是以宗教思想、文学美术、生活礼俗为经，以历朝及各地西域人为纬。换言之，他以个别西域人概述华化情况。书内所论及的西域人，合共一百六十八人。当中以文学人数占最多，有五十一名，女学最少，只有六名。此外，陈垣在书末抄引元人的文稿，从而探知「元人眼中西域人之华化」。从元人的角度看华化，更见恰当。

　　《元西域人华化考》除题材有趣、内容丰富、铺排有致，更有另一特色。不过，这一项特色居然与书内正文无关，而是与书序有关。何解？原来为此书作序者，并非别人，而是「史学二陈」的另一「陈」，即陈寅恪。此举足见两位史家情谊匪浅，尽展谦和切磋的风范，实在是学林佳话。

　　陈寅恪治学严谨，即便为人作序，亦绝不视之为酬酢而满纸恭维，行文浮泛。他在这篇大约只有一千字的序文申明清代史学远逊宋代。他首先推翻时人的错误判断，以为满人「入主中国，屡起文字之狱、株连惨酷，学者有所畏避，因而不敢致力於史，是固然矣。然清室所最忌讳者，不过东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数十闲（按：即「间」，下同）之载记耳。其他历代数千岁之史事，即有所忌讳，亦非甚为碍者，何以三百年间史学之不振如是？是必别有其故！未可以为悉由当世人主摧毁压抑之所致也。」

　　陈寅恪进而指出，经学与史学尽管同属考据之学，而治学者虽然号称朴学之徒，但两者性质差异极大：史学材料大都完整，诠释上极有限制，经学的材料往往残缺寡少，经学家因此可以自行诠释。如此一来，经学根本难以衍化成有系统之论述。因此那些「朴学之徒」取易舍难，刻意发展经学而舍弃史学。陈寅恪慨言：「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以不读唐以後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於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按：即「舍」）史学而趋经学之一途。」史学结果沦为老儒官宦退休後「老病销愁送日」的工具。

　　对於陈寅恪「清代史学远逊宋代」的论说，陈垣门生牟润孙曾有补充。他在一九八二年发表的「论清代史学衰落的原因」一文内首先指出，清代史学考据的着作，虽然数量上的确少於宋代，但品质并不算差，甚至可比宋人。不过，学术界绝对没有不撰写史书或史论而只是专门考据史学的人可以称为史学家。牟润孙进而指出，清代史学式微，主因在於皇权介入，而历朝皇帝干涉修史的恶例，始於康熙，至雍正最为激烈。

　　牟润孙这篇文章，原刊於《明报月刊》「第二○二期」，後收录於《注史斋丛稿》（增订本「下篇」）（六七六至六八三页）。有兴趣探索这个课题的後学，可将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序文与牟润孙此文一并研读。

　　备课严谨 训诲温柔

　　至於陈垣的《中国史学名着评论》一书，其实是陈垣本人、门生来新夏及陈垣之孙陈智超合共三代的着作汇编。书内既有陈垣为讲学而拟备的「中国史学名着评论讲稿」及「中国史学名着评论教学日记及札记」，亦有来新夏在一九四三至四四年恭听陈垣讲学的笔记，以及陈智超两篇短文，即「百世师表」及「千古师生情」（按：後者指陈垣与另一学生柴德赓的师生情谊）。

　　我们作为後学，阅读这本小书倒有不少益处。其一，可从「名着评论讲稿」和「日记及札记」管窥陈垣备课严谨不苟的态度。其二，可从来新夏的笔记推想学生当时领受教泽的情况。其三，可透过孙辈记叙陈垣师生情谊而深深感受到这位史学名家既是治学严正、论述精微的学者，亦是力扶後学、温情训诲的老师。

　　要全面介绍陈援庵其人其学，断非一篇短文所能达致。只希望这篇肤浅孤陋、片面不全的劣文，可以唤起後进探究陈垣史学成就的丁点兴趣。

　　【华发网根据大公报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