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宁海出台36条“权力清单” 防“小官巨腐”

黄小编

来源：新京报

　9月5日晚，宁波下桥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40多名村民代表商议菜市场租金分配方案。

　9月5日晚，宁波下桥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40多名村民代表商议菜市场租金分配方案。


记者走访的村子主干道上，36条“权力清单”漫画随处可见。新京报记者 金煜 摄

　　项目招投标管理、集体资产资源处置、村民宅基地审批……如今，在浙江宁海县多个行政村，这些重大事项都是村民自己说了算。

　　今年3月，宁海县427个村的上万名农村干部和村民领到了一本小册子：《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以漫画形式阐述了包括村级招投标、宅基地审批、低保户申请等在内的涉及农村重大决策和民生问题的流程。小册子的制作方，宁海县纪委方面表示，流程均来自现有涉农法规政策，其意在规范农村干部的“小微权力”，帮助村民更好地实施自治。半年多以来，宁海县反映村干部问题的新信访量下降了八成以上，多位村干部表示，虽然因为程序更为透明而民主协商的过程增多，但因不再碍着人情办事，工作更为轻松，干群矛盾缓解。专家表示，此举也有助于防止村干部“小官巨腐”。

　　低保名额调整，未出现上访

　　据新出的36条“权力清单”，低保申请必须要经过两委联席会议商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结果公示7日等环节

　　宁海县力洋镇平岩村有800多人，来自五湖四海。今年，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张贤安碰到了一件棘手事。

　　平岩村不富裕，年集体收入仅4万元，贫困户挺多。今年，民政部门调整了给村里的低保户名额，从原先的43个名额下调为18个。

　　“任何一户低保被取消名额，都可能跑来我家(闹事)，因为他们觉得这就是你一人决定的。”张贤安说。

　　低保申请在过去的实际操作中，可能是村主任或村支书一人说了算，或顶多就在两委联席会议上通一下气即可，而根据36条“权力清单”，低保申请必须要经过两委联席会议商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结果公示7日等环节。

　　今年，针对低保事项，平岩村共进行了四次村民代表会议协商，40多名党员代表、8名两委会班子为每户人家打分、分类，最后定下了18人名单。

　　名单出来后，还是有两户人家跑到张贤安家里，希望帮其再“争取一下”，“我说现在这不是我一人决定的，是大家一起决定的，你要觉得比哪户人家更符合条件的，我们再重新召开会议。”

　　最终，此次分配低保并未出现大的矛盾，没有村民就此事上访。

　　村民参与“权力清单”梳理

　　权力清单所有内容都来自现有法律法规，清单在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变成村规民约，这就是农村依法自治的章程

　　36条“权力清单”是宁海县为基层村干部权力上的一道“枷锁”。实施“权力清单”的初衷，是为了在巨大民生工程投入背景下，规范村干部的行为。

　　“现在的村干部权力实在太大，有的村一年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工程，一人独揽大权，很容易犯错误。”宁海县纪委书记李贵军说。

　　去年以来，在新农村建设推进、涉农惠农项目落实下，宁海县的民生工程投入达到4.7亿元，如此巨额资金分配到146个村子，如果还存在“人情账”、“糊涂账”，重大事项依然还是村一把手做决定，则很容易出现问题。

　　最终出台的“权力清单”手册，是宁海县纪委与各县部门、乡镇上千人历时半年，召开上百次会议，数易其稿后的结果。最后提炼出36条“权力清单”基本覆盖农村主要村务工作的内容。

　　整个梳理过程也伴随着村民参与。宁海县纪委介绍，权力清单制作过程中，在村民代表会议上征求了20多个村子老百姓的意见，得到了普遍欢迎，“连手册封面的颜色都是村民自己挑的。”参与该工作的宁海县纪委宣教室主任严雪婷说。

　　“权力清单所有内容都来自现有法律法规，是把过去模糊不清的内容梳理。清单在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变成村规民约，这就是农村依法自治的章程。”李贵军说，“村民自治靠的是村规民约，我们就是帮助老百姓把这个写到村规民约里去，让老百姓都知道，这是村里面的章程。”

　　“纪委是搞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主要是管好村干部，不插手村民依法自治。”李贵军说，“我们就是帮助村民搞好村务监督工作。”

　　村干部决策面临三级监督

　　36条“权力清单”有着上级监督下级、平级监督、下级监督上级三级监督制度，出了问题，“总有一级会反映出来”

　　36条“权力清单”主要分成“村级集体事项”和“便民服务事项”两大类，前者涉及村级重大决策，村级招投标管理、村级集体资产资源处置等事项，后者涉及宅基地审批、救助救灾款申请、计生等涉及村民个人利益的事项。

　　牵扯到村集体经济收益使用、土地承包经营、宅基地使用、征地补偿费使用等重大事项方案，需要走包括“村党组织提议”、“两委联席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两委会组织实施决议”5个过程在内的“五议决策法”，其中，决议结果需公示3日，镇里派驻的村监会全程监督。

　　“这就是民主决策的过程。”力洋镇纪委副书记徐建岳说，明晰了村干部权力的决策过程，有着上级监督下级(村监会)、平级监督(五议决策法)、下级监督上级(公示)三级监督制度，出了问题，“总有一级会反映出来”。

　　以征地款分配为例，他说，此前，在村干部权力未加以明确之前，征地款划入村集体户头后，“划过来多少钱老百姓不知道，村集体户头划到个人户头多少钱也不知道”。

　　2006年到2008年，力洋镇的三个村子，恰逢征地启动，11个村干部因侵占征地款被判了刑，判刑的都是村主任、村书记和文书，“犯的都是一样的事，都是集体犯罪，当时对钱的监管不到位。”徐建岳说。

　　而现在，在五个流程的会议审议中，村民就知道了多少征地款划拨过来，这些钱不经过村干部之手，而直接打入村民个人账户，且分配方案全部公示，村监会也全程监督。

　　“村干部是最大受益者”

　　“程序上出了问题，村干部可能顶多就是在村里面做一下检讨，纪委更多以警告、批评的方式处理，并不用启动国家机器”

　　宁海县纪委统计，“权力清单”实施半年多以来，宁海涉农信访同比下降15%，反映村干部廉洁自律问题的初信初访案件下降了84%。

　　宁海县的权力清单尝试，得到了宁波市乃至浙江省的肯定，在象山、北仑等宁波其他区县，类似的权力清单制度也正在推广。

　　“村干部是最大受益者。”李贵军反复提到自己的这个观点，程序上出了问题，村干部可能顶多就是在村里面做一下检讨，纪委更多以警告、批评的方式处理，“以挽救为主”，而并不用启动国家机器，而目前的做法，他认为是在“治本”，“真正的制度建立起来，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在推行权力清单过程中当地也曾遭遇激烈冲突。

　　下桥村就曾经历过类似的冲突。逢36条“权力清单”出台之际，下桥村当时决定在菜市场引入大超市。下桥村菜市场位于极好的繁华地段，是一座三层共近2万平米的大楼。按照规定，如此大项目必须公开招标。

　　村主任陈冬娥透露，招标前不少人向她送钱，希望不要公开招标，她都拒绝了。“现在有36条，你再送就不要来招标了。”

　　招标当天，陈冬娥看好的一家超市负责人没有出现在现场。事后，她才知道，反对公开招标的村民制造事端，令该超市负责人无法赶赴招标。涉事村民被拘留。

　　“一些村民形成了习惯，认为你招标，我就找你村主任和书记。如果你不给我，那就是你把我卡住了。”宁海县纪委党风室主任葛知宙说，“你要执行36条，那我就要反对你，包括反对你招来参加投标的企业。”

　　桃源镇首次公开招标以失败告终。第二次招标，镇干部前来助阵，强力推动，终于顺利完成。一家陈冬娥从未接触过的企业成功竞标，此前涉事企业因心生担忧未出现。

　　“这是36条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而发生的极端例子。”李贵军希望随着讲规矩、讲规范的理念进一步推广，曾经破裂的农村社会关系可以得到重新修复，“把权力放在阳光之下后，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都可以得到维护。”

　　宁海县尝试的“权力清单”，类似于村民自治里面的实施细则，让群众掌握法律，看得懂法律，得以进行监督。把村民自治的权利细化了，对村干部权力进行明确的规范，这应该说是很大的进步。

　　从制度建设看，村民实施自治，排除外来干预，但同时乡镇政府通过纪委加强党对村支书、村党委的领导。这是目前现实可操作的体制。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焦洪昌

　　新京报记者 金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