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走出去”：竞相野蛮生长还是统一品牌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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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年，在赞比亚负责有色金属行业职业院校“走出去”试点工作的梁赤民拍死了5条企图攻击他的毒蛇。像梁赤民一样，探索职业院校“走出去”的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但令人欣慰的是，艰难的2017年对于这些人来说也是破局之年。

　　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 培养合作国家中熟悉中国技术、了解中国工艺、认知中国产品的技术技能人才，近年来，中国职业院校在走出去办学方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

　　截至2017年，作为在中国出生、异国生长的新鲜事物，中国职业院校海外办学的种子已经在柬埔寨、泰国、赞比亚等多个国家的土地上生根。而2018年伊始，业内崛起最快的几类探索案例说明，海外办学有加速发展之势。

　　“抱团”破土而出

　　2017年，此前先后在境外落脚的职业院校都不同程度地打开了局面。一直在推动职业院校“走出去”试点项目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副总经理宋凯总结说，无论是通过“校企合作”还是“校校合作”方式“走出去”，几家较为成功的案例的共同特点是：“抱团”，也就是优势互补、有组织地“走出去”。

　　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在访问柬埔寨期间，与柬埔寨首相洪森共同见证了以柬埔寨劳工与职业培训部、中资企业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有限公司，以及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主体签署的《关于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加强职业培训的三方合作协议》的签约仪式。

　　从柬埔寨回国的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杨建新兴奋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中国政府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内援建的培训中心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在前往境外办学的路上，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是急先锋。该校从2012年开始与红豆集团合作前往柬埔寨开设培训班，“当时主要是为了满足企业需求”。

　　之所以没有像其他早期走出去办学的院校一样成为殉道者，杨建新认为该项目最大的亮点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中国企业红豆集团控股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截至2017年年底已引入企业118家，解决了当地约两万人的就业问题。依托这个人才培养需求旺盛的产业园区，2012年至今，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已经在当地培训柬埔寨员工2.5万人次。2017年，随着企业发展步入快车道，杨建新开始联合全国商贸职业教育集团联盟的六七十家成员院校，一起为西港经济特区服务。

　　与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相似，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也选择了协同企业走出去这条路。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伟认为，这样可以降低在陌生环境中办学的风险。

　　2016年，王伟所在的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接到宋凯的邀请，通过遴选加入到以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作为试点企业的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工作中，和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7所院校一同成为首批试点项目学校。

　　王伟说：“我校是国家示范校，应该有服务国家的意识。另外，在海外开分校也可以锻炼我们的师资，更好地加强国际化办学的定位。”作为北京的职业院校，王伟特别强调了该校服务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职能定位，这是他坚持立足国际化办学的重要原因。

　　因此，王伟所在的职业院校以“作贡献、谋发展”的思路加入了试点工作，在没有得到“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基地项目资助之前，先自己出钱、出人到赞比亚开办分校，为当地的有色金属企业员工做培训。

　　在赞比亚当地负责开展“试点”工作的梁赤民接到各个院校“抱团”前来的老师简直乐开了花。梁赤民介绍，中国有色金属企业在当地雇用的1.5万名员工劳动技能严重不足，“之前，我们找一个本地职业院校毕业的焊工来焊接园区生活用水的管道，一开闸，所有的接口都往外冒水……”

　　梁赤民深刻感受到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已经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掣肘当地中资企业的发展。事实上，经济相对发达的泰国也需要更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来推进其工业化进程，特别是满足当地日益增多的中资企业的发展需求。

　　为了服务泰国企业，2016年，在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的统一指导下，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通过校校合作的方式，在泰国大城技术学院设立了第一个“鲁班工坊”。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吕景泉将“鲁班工坊”定位为“创新型职业教育国际化服务项目”。

　　作为“鲁班工坊”项目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于兰平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们希望为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打造一个国家共享的“实体”平台，借鉴“孔子学院”的模式，与外国院校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将中国的优秀职业技术和教学成果输出国门。

　　沿着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探索的道路，在天津市教委的领导下，2017年，天津市又有3所职业院校分别在英国、印度、印尼建立了“鲁班工坊”。

　　竞相“野蛮生长”

　　随着职业院校“走出去”项目和参与院校数量的增加，宋凯将现有的形势描述成“野蛮生长”。注意到迅猛的涨势之后，从事和关注职业院校国际化办学的人们开始思考，中国输出国门的职业教育“要不要”“能不能”统一标准。

　　类比已经推广到世界各地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机构“孔子学院”，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宗瓦希望，我国输出的职业教育也能有统一的特色。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提出：“我们‘走出去’的职业教育应该树立一个品牌。”

　　“鲁班工坊”的办学思路和宗瓦的想法契合度很高。

　　“就像麦当劳一样，世界各地的‘鲁班工坊’也有一样的风格、标志，输出统一的教学模式。”2017年，由天津市教委牵头的“鲁班工坊”研究推广中心秘书处设在了于兰平所在的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并且该研究推广中心已经研究汇编了“鲁班工坊”标准化建设的一系列文件制度，包括“鲁班工坊”的标志设计、管理章程制度、建设风格、设计标准、EPIP教学模式、教学设备选型、教材标准、国际合作专业设定、评价考核体系等等。

　　目前，在全国，举全省职业教育之力，共同打造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品牌——天津的“鲁班工坊”尚属首例。

　　对于“要如何输出教育”“输出什么样的教育”问题，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吕景泉总结得条分缕析。

　　除了已经实行的遴选海外优质院校进行合作的例子，他们还探索了依托企业进行订单式培养的模式，以及依托政府间合作创建“鲁班工坊”的思路，接下来在“澜湄合作”框架下的柬埔寨职业教育项目就属于此列。

　　此外，在输出的教育内容上，“鲁班工坊”选取了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的“工程实践创新项目”教学模式，英文缩写为EPIP。简而言之，此种模式的核心亮点是将实际工作中的设备做成相应的模型，让学生们在课堂中通过操作模型锻炼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的模型就像乐高积木一样，学生们想怎么组装这些插件都可以，组装成的模型可以运转。”于兰平介绍说。

　　在这种学历教育的模式下，泰国“鲁班工坊”机电一体化专业第一期的两名学生即将完成在泰国一年和中国两年的联合培养学习，成为第一批同时拿到两国职业院校学历认证的学生。“泰国当地的中资企业已经开始来学院洽谈招聘毕业生抢人了。”于兰平说，第二、三期班现在有泰国留学生45名。

　　但是不同于“鲁班工坊”EPIP模式的标准化配置，协同企业走出去的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和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方法和内容更倾向于遵循“因地制宜”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准则。

　　杨建新到访柬埔寨数次，在他印象中，当地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全国还未普及基础教育，接受规范的职业技能培训和高等教育的人数更少。针对西港特区对管理、营销、机电、汽车、汉语等方面人才的需求，他们陆续开设了为期两个月到数年的培训课程。

　　“我们专门组建了教学指导委员会，由校方、企业、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劳工部门共同制定培养方案，我们派去的老师针对各种不同的需求自编教材。” 杨建新说。下一步，他们还准备联合红豆集团在柬埔寨申办全日制的本科应用技术大学，面向柬埔寨全国招生。

　　想比于柬埔寨，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派去赞比亚的老师遇到的情况更加“原生态”。

　　梁赤民在赞比亚调研时发现，当地教育水平非常有限，教育资源极度匮乏。梁赤民遗憾地介绍道，赞比亚名声颇好的铜矿石大学只有12间平房，计算机房里只有3台电脑。“职业院校条件就更差了，两间办公室、两间教室和一台发动机就开办一所职业院校”。

　　面对这种情况，目前，梁赤民在当地组织各个院校前来支援的老师们紧紧围绕企业的需求，主要开设为期两个月的短期培训项目。

　　“刚开始没人愿意来上这个培训课。” 梁赤民说，由于赞比亚当地不同于中国的法律和政策，培训被看作额外的工作，不但工人们要付出额外的时间，企业也要支付工人额外的费用。在企业最初上报的液压钳工、仪表工等6个学习项目中，人数最少的一个班只有5个人，最多的不过20个人。

　　但随着参与培训员工劳动技能的提高，无论是企业还是员工个人都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培训中。2017年，有色矿业集团的下属企业报了15个需要培训的项目，有近200人参加培训，而2018年需要培训的项目上升到了24个。

　　宋凯将这种以满足企业需求为核心的职业培训方式称为“工业园式的职业教育”。他认为，这种以企业带动地方人才培养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在改革开放以来为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现在，中国可以将这种模式分享给相对落后的国家。

　　下一步，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试点工作将在提供企业员工技能短期培训的基础上，着力在赞比亚建设学历教育职业院校，培养当地的孩子们成为与中国企业“心心相印”的建设者。

　　由于境外各国环境不同、需求各异，杨建新认为不能将国内的统筹和国外的实施方案混为一谈，要避免贪大求全、急功近利。而宋凯则直白地建议：“先让大家各自探索，百花齐放、野蛮生长吧！”

　　宗瓦认为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探索也必定需要一个过程，他表示支持大家一起整合力量，一步步将中国输出的职业教育打造成一个杰出的品牌。

　　呼唤“阳光雨露”

　　然而各自探索并不意味着没有统一的规律可循。

　　宗瓦认为，职业院校若想走得稳健，前期扎实的调研工作必不可少，尤其是对当地法律环境、教育政策，以及长期需求的研究。而实践也证明了宗瓦的观点。以上三类项目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要“走出去”最起码要“知己知彼”。

　　“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要走出去，走出去干什么。”杨建新说。

　　“必须要做好调研，找准当地的需求。”梁赤民说。

　　“要能切实帮助当地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于兰平说。

　　在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在境外维护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是一项重要的议题。

　　在贫瘠的赞比亚，梁赤民和他带来的教师、电工操作台、电脑，等等，是非常受欢迎的。赞比亚高等教育部职业教育司司长在接待梁赤民时指着自己的办公桌真诚地说：“我的办公室就是你的办公室！”

　　除此之外，试点的职业院校和企业也在呼唤国内的“阳光雨露”。宋凯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现阶段他们需要盘活政策、资金支持和壮大师资。

　　“中国企业已经走出去了，职业教育其实是在追赶他们的需求。”因此，宋凯觉得如今职业教育“走出去”的项目“迫切”需要各方支持。

　　宋凯说，以往中国职业教育没有面临如此迫切的国际化问题，因此职业教育获得的财政支持只需用来培养“中国孩子”，而现在培养“外国孩子”的需求已经凸显出来，所以宋凯呼吁各类涉及国际化办学的政策也应将职业教育考虑进来。

　　从细处着眼，宋凯提出希望地方财政能够向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服务国家战略的职业院校倾斜。

　　同时，宋凯认为，教师队伍培养和壮大的问题也亟待解决。“中国企业已经走出去，我们需要能用英语、法语、俄语、哈萨克斯坦语等各种语言教学的老师。如果从全局来看，我们需要一个较为全面的职业技术教师人才培养机制”。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在职业院校“走出去”项目纷纷破局之后，宋凯相信，只要各方积极推动，一定能够将这条路越走越宽。

　　延伸阅读：我国高职院校“走出去”现状调查

　　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的一个瓶颈。建设国际化的高职专业人才队伍，迫在眉睫。

　　我国高职院校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理念上应该更多与国际接轨，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亟需建立。

　　高职“走出去”要讲究竞争策略，不能一哄而上、无序竞争，我国高职院校应进行准确定位，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分步、分类、分项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

　　理解国际合作办学的意义至关重要，要将其看作一条鲇鱼，使其激活高职院校的课程改革、教师培训、文化建设、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

　　开学在即，高职院校迎来新生。一些院校的新生中，不乏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面孔，其背后正是近年来中国高职招生逐渐发生的变化。

　　就在不久前的录取工作中，一种现象普遍存在，相当数量的高职高专院校遭遇“零投档”。与国内生源萎缩的“冰”相比，国外生源却呈现火热的一面。“2012年职业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项目有633个，占整个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46%，可见几乎差不多有一半是在职业教育领域的。”7月2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解读刚刚闭幕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时说。

　　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通过开展“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工程、实施“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库”项目建设等改革举措，有力提升了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走出去”正当其时。

　　然而，我们又看到，在当前高职院校“走出去”的步伐中，也有杂乱之声，有时甚至会走弯路。面对国内生存危机和国外一流高职院校竞争的双重夹击，我国的高职院校如何调整步伐才能走出“国际范儿”，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师资国际化是核心也是短板

　　“缅甸的职业院校有多少所?”

　　“不知道。”

　　“缅甸的职业教育学生人数有多少?”

　　“不知道。”

　　“缅甸的留学生规模有多大?”

　　“不知道。”

　　这是近日记者跟随某高职院校代表团去缅甸招收留学生时，与一位高职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的聊天记录。

　　作为从事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专职人员，理应对目的国的情况有所了解。而这种反常的情况，在一些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部门的工作人员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这位院长向记者坦言：“我也是半路出家，因为在二级学院的所有干部中，我的英语略微好些，就来当院长了。”记者还了解到，相比这位院长所在的学校，代表团的一些院校没有专门的国际教育学院，只有外事处。

　　“面对全球进行招生，我们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江苏一所职院的外事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整个外事办只有四个人，一个主任和一个副主任，还有两个职员。有很多去国外招生的宣讲会，我们都不敢出去。一出去，就会积压一大堆行政事务，所以招生只能是个‘副业’，对它真是又爱又怕。”

　　在接下来的与缅甸高职院校的合作洽谈会上，记者看到，一些院长不会讲英语，全凭自己带来的专职翻译进行沟通。“懂专业的不懂英语，懂英语的不懂专业。”一场洽谈会下来，有的人只是混了个脸熟。

　　“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对外交流合作的一个瓶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孙诚对记者说，在全球化进一步加速的背景下，我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急需既懂“专业技术与外语”又“通晓行业国际规则”的人才。

　　在过去几年里，我国共选派了7000多名职业学校的教师和管理干部到国外学习考察。这个数字的取得已属不易，但对于正在不断加速的高职院校“走出去”的步伐而言，还是显得有些不足。记者在清华大学网页上查询到，该校2009年一年的出访师生人数就达到了6000余人。

　　建设一支国际化的高职专业人才队伍，已迫在眉睫。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教师的国际化是高职‘走出去’的一个核心问题。”孙诚说，可以在高职教师培训方面，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例如建立“教授海外进修假”制度，规定学院现职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可有半年或一年的进修假，其间，至少有一个季度赴国外大学交流进修;同时，让新聘教师进行海外访学，规定对获得硕士以上学位或行业较高级别认证的新聘教师，在其来校工作满3年后公派出国进修。没有条件的，最起码可以规定每个专业每年至少聘请一名外籍教师进行一次专业讲座。

　　质量标准和评估机制有待与国际接轨

　　最近，老挝导游郑女士有点烦，因为她的女儿在中国并没有学好汉语。

　　“现在在老挝，如果你拥有一口流利的汉语，会找到很好的工作。”郑女士说，所以去年她把女儿送到云南的一所职院去学习汉语。

　　然而，一年下来，女儿的汉语并没有学好。无奈之下，她决定让女儿退学，准备下半年把女儿送到新加坡的学校去学习汉语。“听说那边的教学要严格得多，能够真正掌握流利的汉语。”

　　郑女士的烦恼，体现了当前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在教学质量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目前，国内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国际合作办学，更多只是追求了“形式上”的国际化，而忽视了“实质上”的国际化。

　　西部一所职院的外办副主任告诉记者，很多高职院校师资的国际化水平较差，最基本的英文教学可能都达不到，而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理念上更多的是中国传统应试式、填鸭式的，根本没有与国际接轨。

　　除了师资水平，专业设置也存在问题。《2009年中国大学指南》显示：高职院校的中外联合办学专业中，财经类、旅游类、管理类等文科专业超过合作专业总数的70%，而农、林、牧、渔等理工类专业不到专业总数的30%，动漫、数控等高技术专业更少。普通专业设置过多，没有体现高职特色，热门专业过多，没有体现地方特色及学校特色。

　　“职教国际办学的专业设置，要面向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南京工业职院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处长周玉泉告诉记者，此外高职专业设置与本科专业设置应该有所区别。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与本科院校错位发展、共同发展。

　　“在保障办学质量的过程中，评估往往会成为控制质量的有效手段。”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外事办公室乔峰指出，因此，要做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质量监控工作，首先应该从项目招生开始，在师资聘请、教学组织等教育实施的各个环节建立起适合高职院校特点的质量标准。其次就是应该建立具有独立性、公正性、系统性和权威性的质量评估机制。

　　教育部于2011年7月决定全面实施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质量评估，但对于高职教育的国际合作办学项目而言，仍没有相应的专门举措，宏观上只是靠国家和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进行定期的备案管理和检查，以及涉外教育监管网的信息发布。合作办学项目质量参差不齐，政府缺乏有力的外部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在建立质量评估机制方面，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些成熟做法。例如，在学校外部建立诸如英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HEQC)、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AA)及澳大利亚大学质量局(AUQA)这类机构，来对学校整体的教育质量以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育质量进行监管和评价;在学校内部，也应该设立合作办学项目质量监控部门，严格依据合同协议，加强对合同协议所规定具体条款实施过程的日常监控。

　　“走出去”要有统筹规划避免无序竞争

　　记者近日在参加一场中国高职海外招生洽谈会时，看到了一些不“融洽”的场面：两所中国的高职院校为了争取一所国外职院的生源，竞相给出各自的优惠条件。“你给半额奖学金，我给全额奖学金。”一来二往，这所国外的院校还没有开口，已经拿到了中国高职院校能给的最大优惠条件。

　　“我国的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注意‘走出去’的时机和方式。”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党委书记王宏海告诉记者，不能一哄而上、无序竞争，否则将是一盘散沙。

　　“当前高职院校国际合作办学多为学校自发组织。”湖北工业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梦卿指出，在合作对象的选择及合作方式上，都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乏以专业领域划分或者以地域特色划分的国际高职院校信息库。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锡耀则更系统地提出，我国的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三分而后行”，即分步、分类、分项实施。

　　分步实施指的是，“走出去”要有规划。这个规划不是拍脑袋就出来的，而是要有专门的研究团队，做好国情调研，研究对方国家的需求，列出清单，最后制定出规划。

　　分类实施指的是，“走出去”要有专业划分。不要全面开花，应该按照每个学院的特色专业来错位招生，否则会陷入恶性竞争。

　　分项实施指的是，“走出去”要细化项目，例如留学生、教师、校长等多方位地“走出去”，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项目。

　　记者跟随国内高职院校赴缅甸招生期间，参观了多所缅甸的高水平技术学院，其中很多都是日本、德国等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直接援建的。

　　“出国后才发现，我们与发达国家在校企合作推动国际办学方面的差距有多么大。”周玉泉说，我国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借船出海，在学生培养、课程设置、硬件建设等多方面与中国的跨国企业合作，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海外办学的成功率，大大促进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要探索和规范中国职业学校到国(境)外办学。”葛道凯在解读全国职教工作会精神时指出，“为什么要到境外办学呢?因为我们国家的企业走出去的越来越多，中国产品走出去的越来越多，我们要发展和中国企业以及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使我们的国际市场能够更加巩固，能够更加高效和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而谈到在国际职教市场上，如何与德、日、美等发达国家的职业院校开展竞争时，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规划与科研处处长、副研究员罗尧成指出，可以利用我国的语言和学科特色，在较发达国家教育市场上争取以“补缺者”角色输出我国的职业教育;而针对其他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教育市场，则可以利用我国在制造业、制造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中的相对优势积极开拓教育项目。

　　借国际合作办学激活高职教育改革

　　对于常德职业技术学院黄副院长而言，申请招收外国留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08年，当刚从国外考察回来的他，抱着材料去省教育厅申请招收留学生时，得到的回答是：“本科招收留学生就行了，高职院校还招什么留学生啊。”

　　经过该学院5年多不懈的“个人”努力，终于在2013年经省教育厅审核批准，可以招收留学生了。

　　与黄院长相比，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外办副主任唐现文则要幸福得多：“我们当初申请招收留学生时很简单，就是去省教育厅备下案就可以了。”

　　审批制与备案制的差别，体现的是对高职院校“走出去”的不同理解。而这种理解上的不同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别。

　　一位职业院校的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向记者介绍，我国从2006年至2010年实施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在此基础上，我国教育部于2010年，在原有已建设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的基础上，新增100所左右国家骨干高职院校，以此继续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

　　“与100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不同的是，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的重点建设内容中，明确引入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内容。”这位院长说，不管质量如何，反正得把国际合作办学开展起来，先把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的验收通过再说。

　　同在江苏，一所职业院校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则向记者倒起了苦水：“国际合作办学对于我院而言，就是一个鸡肋，院领导不重视，投入很少，而很多学院也认为我们是在给他们找麻烦。”

　　而在另外一些职院，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唐现文说：“国际合作办学，对高职院校的改革和发展有一种倒逼作用。这要求我们的工作更加细化。比如，来自印尼的留学生多数讲英语并信仰伊斯兰教，因此我校从教育教学，到食宿管理等方面，都要做有针对性的改变。”

　　“国际合作办学，就像是一条鲇鱼，它能激活各个学院的课程改革、教师培训、文化建设、后勤服务等方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杨艳说得更形象，生源也是一个大问题。通过对国际生源的抢夺，才能对目前的高职院校进行洗牌。

　　“高职院校‘走出去’还处于摸索阶段，一切都在探索当中，有很多不确定性。”孙诚说，但是有一条是确定的，那就是不走这条路，高职院校肯定是无路可走。

　　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初期，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开始萌芽。1983年，由国家教委牵头，南京市教育局与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合作建设了南京建筑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现更名为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举办三年制中职和五年制高职学历教育，从此拉开了中国与外国职业教育合作的序幕，为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奠定了基础。

　　1993年，金陵职业大学与澳大利亚高校合作举办联合课程，成为我国高职教育领域首例跨国分段式合作办学的个案。

　　随着1995年《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沿海城市高职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逐步兴起。这一时期，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处于尝试探索的初级发展阶段，政府在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中起着主导和引领的作用，民间自主探索相对较少，合作办学主要分布在沿海开放城市，办学模式多为松散型。

　　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以来，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办学越来越多。

　　据教育部2002年年底统计，经教育部门审核批准的全国中外合作项目有712个，其中学历教育项目有372个，非学历教育项目有313个，幼儿园项目有27个，在学历教育项目中，中职和高职占了50.27%，非学历教育项目中也有大量属于职业教育范畴。2003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之后，高职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了较快发展。

　　地方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教育也越来越多，2008年年底，浙江省已有高职中外合作项目32个，当年招生1572人。2009年年底，江苏省报教育部审批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404个，为全国第一，其中高等学历学位教育338项(研究生层次14项，本科层次94项，专科层次230项)。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我国高职院校国际合作办学教育发展研究》】（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