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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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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1 07:42: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明代的海外开拓事业为中国历史放异彩,脍炙人口的“三保太监下西洋”的事迹,中外均有若干专门著述,因其不仅是中国史上史无先例的大事,也是人类航海史上的创举。无论是造船技艺、航海技术、航行里程,还是参加人数,郑和下西洋均为以后百余年间的西方航海家所望尘莫及。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比较流行的一种是为了寻找建文帝。历史的真相是这样吗?台湾知名历史学家李定一先生在自己的大作《中华史纲》中提出了另一种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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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七次下西洋

郑和系云南人,原姓马,世奉回教,祖父、父亲都曾到麦加朝圣,故略知海外情况。 郑和于成祖尚为燕王时即为其宦者,因靖难之变有功而升迁为太监。 他于成祖三年首次“通使西洋”,至宣宗五年为止(1405—1430),二十五年间,共出使七次,今留有《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 宝船厂即今南京下关之船厂,龙江关即下关,该图绘有前六次航线(第七次出使时明成祖已崩)。 据学者考证,郑和西航最远到达非洲的东北岸及波斯湾,此外足迹所至包括今印度东西岸、斯里兰卡、印尼主要岛屿、马来半岛等地。 有很多地方,他到过不止一次。 第一次出使时,郑和有“将卒两万七千八百余人”,将卒分别乘在六十二艘约一百四十米长、六十米宽的艨艟巨舰上(据估计约一千吨)。 舰队所到之地,服则赏赐之,“不服则以武慑之”。 他曾三次献俘于朝,也带回诸国使臣入朝。 据说他所历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费亦不赀”。 耗费不赀是郑和以后后继无人航海的主要原因。


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

明成祖遣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明史》称“成祖疑惠帝(建文)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是清人迂腐之见。

此处简述一下有关建文帝的史实。

朱元璋于七十一岁高龄病逝,由他年已二十二的皇太孙继位,即建文帝(1399—1402在位),史称其“天资仁厚”。人人都希望恐怖时期快点过去,不料建文帝即位仅年余,即有“靖难之变”。按明太祖为了巩固朱家天下而尽封二十四子为藩王,藩王各拥兵三千到一万九千不等,一切仪仗仅“下天子一等”,地方长官自然俯伏听命。尤其封在边境的藩王,更是手握重兵,边将亦归其“节制”。其中封于燕京(原元之大都)的四子燕王朱棣,因居要冲,地位特殊,太祖临崩前一个月,尚命都督杨文、武定侯郭英,“俱听燕王节制”。据说太子朱标病死后(1392),太祖即有立燕王为太子之意,后仍立朱标之次子、年十六之朱允炆为皇太孙。

朱允炆在藩第时即对他的老师黄子澄谈到藩王拥重兵、骄纵不法之事。即帝位后,他立刻实行削藩的计划。他最顾忌的是燕王,所以决定先对燕王的同母弟,封在开封的周王下手。建文帝即位之初即遣将李景隆领兵,道经开封,“猝围王宫”,执周王,将之废为庶人,锢之于南京。废周王是建文帝剪除燕王羽翼的第一步,他连接再废四个位居要冲的藩王。燕王朱棣深知自己是最后被废的目标,于是早作准备。建文元年(1399)夏,朱棣以“清君侧”为口号反。此后连续战争三年,1402年,燕兵入南京,宫中起火,建文帝“不知所终”,后得其尸于火中。民间因怀念建文帝的“仁厚”,盛传他化装为僧人,自地道中逃出。

建文帝已于城破之日焚死,已有定论。即令明成祖疑而求之,亦必在国内踪迹之;建文帝如在海外,一鄙夫耳,何用“耗废不赀”以缉之。建文帝位居大统,有谋臣猛将锐卒而不能守,成祖英挺盖世,大位已若磐石,何至于六次遣人到海外寻一“疑”或未死之鄙夫,事之不近情理有逾此者乎?孟森叹修《明史》之清代史家挟有成见,成见之外,亦见其陋不可及。

另有一批人认为明成祖通使西洋的原因在于为宫廷寻求珍宝。按史籍从无成祖奢侈贪佞之记载,且称他“恭行节俭”。他在军中之日多,常“蔬食”,有方士进“金丹”,帝曰:“此妖人也,令自饵之。”一位终日以绝漠远征为职旨的君主,不可能嗜好奇珍异宝。郑和从海外带回来一些“无名宝物”是事实,“无名”是罕见之意,因稀奇之故,乃曰“宝物”耳!成祖不是追求这类什物而屡次大规模遣使,至为明显。成祖遣郑和下西洋,负有极重大的政治与军事的使命。

明太祖朱元璋的伐日计划
明太祖光复中华后,蒙古的声威仍然照耀四裔,所以他要遣使到四处,昭告海外各国元已覆亡,新政府愿与各国“相安于事,以共享太平之福”。太祖二年(1369),明廷寄与占城国王玺书,告以“朕主中国,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使以报诸国”,希望各国“安于生业,王亦永保禄位”。但亦有不遵太祖诏谕者,如太祖十三年(1380)爪哇“诱(明)使者而杀害之”,占城亦曾诈夺真腊贡明的贡品,类似事件不断发生,明太祖除了遣使谴责,希其勿“干怒中国”,否则“悔将无及而已”之外,实际上并无办法。此为明成祖通使西洋的首要动机。

其次是日本,太祖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说日本“明朝(贡)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图谋不轨”。太祖对与中国有往来的三十六国中,唯独“怒日本特甚”。蒙古两征日本失败,太祖对此“图谋不轨”的邻国实深具戒心。他在位时已蓄意兴建海军,不然成祖即位不过三年,如何能立即建立如此强大的舰队?航海人员必须有专业的航海知识,包括天文地理知识在内,两三年内如何能训练完成?建造大型海船的工厂,岂能一蹴而及?胡惟庸案发生于太祖十三年,到郑和首次出使已二十五年,大致胡案发生之后,太祖即有伐日之动机,即开始准备发展海军,成祖只是转变了使用的方向。

从伐日到对付帖木儿帝国

靖难之变持续四年余,明廷同室操戈的消息立即受到蒙古人的重视,以印度为基地的帖木儿闻讯,认为此时是攻明的良机,于是整军经武,纠合大军数十万,准备伐明。帖木儿适于此际病死(1405),成祖对这件事的警觉性很高。他一生以蒙古为大敌,经常驻跸燕京,远征到贝加尔湖的主因在此。帖木儿声势浩大,远非分崩离析的北元可比,他必须未雨绸缪,了解帖木儿帝国后方的情况,最好是能在其后方寻求到与国,断其左臂,所以遣郑和下西洋,这与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的鹄的是同工异曲。张骞也带回一些“无名”之物,但那并不是他的主要任务。

成祖将其父亲所擘画的海军用于通西洋的主要原因已如上述,次要的原因是日本的气焰已不似明太祖时代那样嚣张。按明初方国珍、张士诚之余党,“往往纠岛(倭)人入寇山东滨海县州”,太祖遣使责令停止,“不则修兵自固”,日本怀良亲王不奉命,“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州沿海郡”。以后日本“来贡”,并无“表”,只是贸易而已,并未称臣。太祖十四年(1381),怀良致书太祖,书辞倨傲,自称“小邦亦有御敌之图”。太祖虽“愠甚”,但鉴于蒙古之败,“不加兵也”,只是一面在东南沿海严加戒备,一面蓄备海军而已。成祖即位,日本将军足利义满(《明史》称源道义)为求通商顺利,受封为“日本国王”,并受明封其富士山为“寿安镇国之山”。日本既已驯服,故明朝统治者把目标转向防蒙古。

【摘自:《中华史纲》 李定一/著 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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