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吗

蜚语

明代的海外开拓事业为中国历史放异彩，脍炙人口的“三保太监下西洋”的事迹，中外均有若干专门著述，因其不仅是中国史上史无先例的大事，也是人类航海史上的创举。无论是造船技艺、航海技术、航行里程，还是参加人数，郑和下西洋均为以后百余年间的西方航海家所望尘莫及。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比较流行的一种是为了寻找建文帝。历史的真相是这样吗？台湾知名历史学家李定一先生在自己的大作《中华史纲》中提出了另一种推测。

郑和七次下西洋

郑和系云南人，原姓马，世奉回教，祖父、父亲都曾到麦加朝圣，故略知海外情况。 郑和于成祖尚为燕王时即为其宦者，因靖难之变有功而升迁为太监。 他于成祖三年首次“通使西洋”，至宣宗五年为止（1405—1430），二十五年间，共出使七次，今留有《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 宝船厂即今南京下关之船厂，龙江关即下关，该图绘有前六次航线（第七次出使时明成祖已崩）。 据学者考证，郑和西航最远到达非洲的东北岸及波斯湾，此外足迹所至包括今印度东西岸、斯里兰卡、印尼主要岛屿、马来半岛等地。 有很多地方，他到过不止一次。 第一次出使时，郑和有“将卒两万七千八百余人”，将卒分别乘在六十二艘约一百四十米长、六十米宽的艨艟巨舰上（据估计约一千吨）。 舰队所到之地，服则赏赐之，“不服则以武慑之”。 他曾三次献俘于朝，也带回诸国使臣入朝。 据说他所历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费亦不赀”。 耗费不赀是郑和以后后继无人航海的主要原因。


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

明成祖遣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明史》称“成祖疑惠帝（建文）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是清人迂腐之见。

此处简述一下有关建文帝的史实。

朱元璋于七十一岁高龄病逝，由他年已二十二的皇太孙继位，即建文帝（1399—1402在位），史称其“天资仁厚”。人人都希望恐怖时期快点过去，不料建文帝即位仅年余，即有“靖难之变”。按明太祖为了巩固朱家天下而尽封二十四子为藩王，藩王各拥兵三千到一万九千不等，一切仪仗仅“下天子一等”，地方长官自然俯伏听命。尤其封在边境的藩王，更是手握重兵，边将亦归其“节制”。其中封于燕京（原元之大都）的四子燕王朱棣，因居要冲，地位特殊，太祖临崩前一个月，尚命都督杨文、武定侯郭英，“俱听燕王节制”。据说太子朱标病死后（1392），太祖即有立燕王为太子之意，后仍立朱标之次子、年十六之朱允炆为皇太孙。

朱允炆在藩第时即对他的老师黄子澄谈到藩王拥重兵、骄纵不法之事。即帝位后，他立刻实行削藩的计划。他最顾忌的是燕王，所以决定先对燕王的同母弟，封在开封的周王下手。建文帝即位之初即遣将李景隆领兵，道经开封，“猝围王宫”，执周王，将之废为庶人，锢之于南京。废周王是建文帝剪除燕王羽翼的第一步，他连接再废四个位居要冲的藩王。燕王朱棣深知自己是最后被废的目标，于是早作准备。建文元年（1399）夏，朱棣以“清君侧”为口号反。此后连续战争三年，1402年，燕兵入南京，宫中起火，建文帝“不知所终”，后得其尸于火中。民间因怀念建文帝的“仁厚”，盛传他化装为僧人，自地道中逃出。

建文帝已于城破之日焚死，已有定论。即令明成祖疑而求之，亦必在国内踪迹之；建文帝如在海外，一鄙夫耳，何用“耗废不赀”以缉之。建文帝位居大统，有谋臣猛将锐卒而不能守，成祖英挺盖世，大位已若磐石，何至于六次遣人到海外寻一“疑”或未死之鄙夫，事之不近情理有逾此者乎？孟森叹修《明史》之清代史家挟有成见，成见之外，亦见其陋不可及。

另有一批人认为明成祖通使西洋的原因在于为宫廷寻求珍宝。按史籍从无成祖奢侈贪佞之记载，且称他“恭行节俭”。他在军中之日多，常“蔬食”，有方士进“金丹”，帝曰：“此妖人也，令自饵之。”一位终日以绝漠远征为职旨的君主，不可能嗜好奇珍异宝。郑和从海外带回来一些“无名宝物”是事实，“无名”是罕见之意，因稀奇之故，乃曰“宝物”耳！成祖不是追求这类什物而屡次大规模遣使，至为明显。成祖遣郑和下西洋，负有极重大的政治与军事的使命。

明太祖朱元璋的伐日计划
明太祖光复中华后，蒙古的声威仍然照耀四裔，所以他要遣使到四处，昭告海外各国元已覆亡，新政府愿与各国“相安于事，以共享太平之福”。太祖二年（1369），明廷寄与占城国王玺书，告以“朕主中国，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使以报诸国”，希望各国“安于生业，王亦永保禄位”。但亦有不遵太祖诏谕者，如太祖十三年（1380）爪哇“诱（明）使者而杀害之”，占城亦曾诈夺真腊贡明的贡品，类似事件不断发生，明太祖除了遣使谴责，希其勿“干怒中国”，否则“悔将无及而已”之外，实际上并无办法。此为明成祖通使西洋的首要动机。

其次是日本，太祖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说日本“明朝（贡）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图谋不轨”。太祖对与中国有往来的三十六国中，唯独“怒日本特甚”。蒙古两征日本失败，太祖对此“图谋不轨”的邻国实深具戒心。他在位时已蓄意兴建海军，不然成祖即位不过三年，如何能立即建立如此强大的舰队？航海人员必须有专业的航海知识，包括天文地理知识在内，两三年内如何能训练完成？建造大型海船的工厂，岂能一蹴而及？胡惟庸案发生于太祖十三年，到郑和首次出使已二十五年，大致胡案发生之后，太祖即有伐日之动机，即开始准备发展海军，成祖只是转变了使用的方向。

从伐日到对付帖木儿帝国

靖难之变持续四年余，明廷同室操戈的消息立即受到蒙古人的重视，以印度为基地的帖木儿闻讯，认为此时是攻明的良机，于是整军经武，纠合大军数十万，准备伐明。帖木儿适于此际病死（1405），成祖对这件事的警觉性很高。他一生以蒙古为大敌，经常驻跸燕京，远征到贝加尔湖的主因在此。帖木儿声势浩大，远非分崩离析的北元可比，他必须未雨绸缪，了解帖木儿帝国后方的情况，最好是能在其后方寻求到与国，断其左臂，所以遣郑和下西洋，这与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的鹄的是同工异曲。张骞也带回一些“无名”之物，但那并不是他的主要任务。

成祖将其父亲所擘画的海军用于通西洋的主要原因已如上述，次要的原因是日本的气焰已不似明太祖时代那样嚣张。按明初方国珍、张士诚之余党，“往往纠岛（倭）人入寇山东滨海县州”，太祖遣使责令停止，“不则修兵自固”，日本怀良亲王不奉命，“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州沿海郡”。以后日本“来贡”，并无“表”，只是贸易而已，并未称臣。太祖十四年（1381），怀良致书太祖，书辞倨傲，自称“小邦亦有御敌之图”。太祖虽“愠甚”，但鉴于蒙古之败，“不加兵也”，只是一面在东南沿海严加戒备，一面蓄备海军而已。成祖即位，日本将军足利义满（《明史》称源道义）为求通商顺利，受封为“日本国王”，并受明封其富士山为“寿安镇国之山”。日本既已驯服，故明朝统治者把目标转向防蒙古。

【摘自：《中华史纲》 李定一/著 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