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官员支持财产公开 个别家属称公开就离婚

还是那片枫叶

来源: 长城网

多名官员支持财产公开 个别家属称公开就离婚

　财产申报与公示地区资料

编者按: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仿佛突然之间就成为这个寒冬里最热的词语。

正在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多位官员纷纷表示如果制度实行，便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

从1987年首度提出动议到现在，在国际上被称为“阳光法案”的这项制度，历时20余年，在29地进行了试点却始终未能在中国真正推行。

不过，2013年1月22日，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强调说，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显示了坚定的制度反腐决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观念的进步、新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官员们站了出来，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说：我愿意。

他们的声音，尽管依然微弱，但已开始在整个体制内外激荡。

而对于官员资产问题最敏感的核心——那些无人知道确切数字的存量资产，如何处置始终争议巨大。其中最大胆但争议也最大的方案，是“特赦”——以某一时点为准，此后官员财产公开申报，此前官员资产只要退赃甚至只要申报则既往不咎。

特赦是否违法？是否会成为贪官的集体洗白？会不会造成反复特赦？反对特赦者或认为这明显有违公平法治，有损人民利益，不应实行；或认为恰恰应在反腐声浪正高之时推行全面反腐。而赞成特赦者则认为，用一些已经难以追回的损失去换一个更好的制度安排，是值得的代价，只要能从此依法惩治。

类似的难题，曾同样摆在1970年代的美国、香港与1990年代的日本、韩国面前。因为各国传统沿格、政治制度与社会土壤均不一样，每个地方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径。而最后的结果是，240年前诞生于瑞典的这项制度，迄今已有上百个国家实施。

厅级干部“晒家产”

“我们一家三口，目前仅有一套房改房，是1998年市纪委分的楼梯房，面积约74平方米，那个位置的二手房市场价格，约每平方米1万多吧，我不太肯定。2003年之前，我还有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福利房，位于五羊新城，后来以四千多元／平方米卖掉了。”

2013年1月18日，在广州市“两会”上，这段袒露家底的陈述，让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一夜成名”。

在当下，“家产”往往是一个官员最敏感的“隐私”。如此坦白道来，让这位一口浓重湖南乡音、留着稀疏长发的小个子官员，成为媒体蜂拥寻找、网民争先喝彩的对象，并被冠以“财产公开第一官”等闪亮头衔。

其实，范松青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第一人”。不过，在南方周末记者所了解的个案之中，范是截至目前行政级别最高的一个——副厅级。

对现年58岁、官场生涯已至尾声的范松青而言，这个颇具英雄主义色彩的举动，来得有点意外，但也在情理中。

2013年1月18日中午，前去报到参加广州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政协委员范松青，带上了一份当天才最终定稿的提案——《关于广州市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建议》。

公开官员家庭财产的做法，在国际上被称为“阳光法案”，两百多年前发端于瑞典，先后已在上百个国家实施，向来被认为是政府遏制腐败、保障公众知情权的有效措施。但在中国，这项制度却始终并未实行。

其实早在1995年，中央就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要求官员向本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申报各项个人收入，相关材料再由单位统一上报组织人事部门备案，如不实申报，由党组织、行政部门或纪检部门处理。之后十几年，中央出台过多份新的政策文件，不断扩大申报群体和事项范畴。

但这些经年累月的申报材料，都是“专人保管”，有关文件对查看这些材料的权限作了详细规定──只有“党委组织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检察院”等因工作需要才可调看。

就连参与申报的官员，也普遍认为这是“年复一年的走过场”。这套制度的有效性，也随这些年腐败现象的恶化广受垢弊，因此外界对公开的呼吁声渐强。

在2007年进入政协之前，范曾在广州市纪委做了十年的政策研究工作，对此关注已久。他决定今年的提案就做这个，“一方面，十八大之后国家反腐力度在加大；另一方面，网上又不断爆出‘表哥’、‘房叔’之类的丑闻，我感到官员财产公开已经到了不得不推的时候了。”

刚来到签到处，这份切中时弊的提案就吸引了一堆记者。有人问，“既然你愿意带头公布财产，不如通过报纸做个表率，先公布一下家庭房产情况。你有几套房？”

尽管这个问题让范松青觉得“好犀利”，但他沉默了一会，还是微笑着说出后来四处流传的那番话。开了这个头，他在后来的采访中，索性把自己和妻子的收入等也和盘托出。

范松青不是第一个遇到这种问题的官员，绝大多数官员的回应方式都是“打太极”。但范是个“非典型”官员：他早年当过兵，退伍后从家乡的公务员岗位上，考进了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被分配到湖南省零陵地委党校任教——这算是个安逸的好工作，但他申请调入《零陵报》做记者，并且一干六年，成为当地仅有的三个高级职称记者之一。后来举家搬至广州，他再入仕途，但一直从事的是政策研究类工作。

“在我所从事过的四个职业——士兵、记者、教师和官员，最喜欢的是记者。”眼下，范松青正好把那段记者生涯写过的文章整理成册，自费出了本书。当年轻记者把录音笔伸向他的时候，这段“忆往昔”的情结，也推着他果敢了一把。

1月19日，当范松青因此突然在媒体走红，他所在的大学同学群里群情沸腾，大家给他奉上了各种炙烈的褒奖。其中一位现任广州市某高中校长的同学表态说：“老范做了第一个公开财产的官员，我愿意做第一个公开财产的校长。”

这些话让范松青欣慰不已，他把留言一条条摘录下来，保存在电脑里。

“我是无条件的独立公开”

就在同一天，1600多公里之外、江苏省宿迁市某县科技局副局长刘信礼（化名），躺在被窝里刷微博时，在手机上看到了关于范松青的新闻。

他马上转发，并附言“我也愿意成为江苏省宿迁市公务员财产公示第一人”，写完这句话，重重打上了感叹号。

在中国的行政级别体系里，刘处在底端，他是一位副科级干部。

他所在的县，本身就是一个官员财产公示的试点地区，不过公示对象只涉及“新提拔为科员级职级”的干部，公示地点在“县政府办公室公示栏”——在全国目前已有的十多个试点地区中，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只对“新任的科级干部”作要求，而申报和公示的地点要么就是单位大院，要么就干脆只是向组织申报。

这种公示刘并不满意，他说，“他们在四楼（县政府办公室所在楼层）搞，我在三楼都不知道。”

刘选择了微博作为自己表达公开财产愿望的平台。1月20日，刘又在微博上重复表态了好几次，强调要借此“为清廉干部正名、与无耻贪官切割”，其中一条微博，被网友转发了几千次──这是他开通微博以来，转发数最多的一条。

自从2011年末省城南京工作的侄子“强烈推荐”他开了微博，一向自认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刘信礼，到现在已累计发布了3.3万多条微博，平均每天“刷屏”四十多条。他在微博上给自己贴的标签是“追求真理、拷问真相”。他说，“我开微博就是为了对社会热点发言，不是为了玩。”他的微博内容，几乎都是在针砭各种时弊，腐败自然是关注重点。

让刘信礼对公开财产如此上心的另一层原因是，他和在当地法院从事经济审判工作的法官妻子“手脚干净”，但妻子的岗位“被人家认为是吃了原告吃被告，白白替贪腐干部背黑锅”。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包括范松青在内的一些官员在表态时，都加了上级或组织出台政策之类的前置条件，但自己比之更进一步，倡导的是“无条件的独立公开”。

不过，第二天早上，他就接到县里一位领导的电话，“很客气，谈起微博，提醒要遵守纪律”。刘忙解释说，自己没有说违反纪律的话，并请领导亲自上微博查看，但对方回复说“我从来不上微博”。

挂了电话，自觉“不能只表态，没行动”的刘信礼考虑再三，又发了一条微博——苏北某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夫妻公务员，孩子读大二。十年前900元每平米购买了一套129.5平米公寓房，最值钱用具是15年前为孩子买的两万元珠江牌立式钢琴……“他说，为了减轻当地压力，特意隐去了自己所在县的名称。很快，他又接到了电话。压力之下，尽管赢得网友的“一片喝彩”和蜂拥转发，他最终删除了这条微博。但连日来，他并没有停止在微博上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呼吁。

一位体制内的朋友通过留言说了很多让他感动的话，这个朋友之前买房时曾向他借钱，他没钱借，后来想到这事心里总有点别扭，担心对方以为他“有钱”。“这下倒也坦荡了。”他说。

村官、副处与副厅

其实，公开晒家产的官员，最初是从最小的村官开始的——在中国，可以说没有比村委会主任更小的“官”了，这个职位甚至都不属于公务员编制范畴。

在南方周末记者所查到的公开资料里，第一个公开财产的是位“村官”，名叫许坤，他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白虎头村的民选村委会主任。

2008年当选村委会主任之后，35岁的许坤带领村民为土地拆迁纠纷，艰难斗争了近两年。正是在此期间，2009年4月，他在网络论坛发帖说，“带个头吧，趁我还是‘官’时公布自己的财产”。

在这个帖子里，他罗列了包括摩托艇、家电、存折、戒指、家具等总计四万元的19项家当。

许坤的用意，除了自证清白，也与当时的土地纠纷诉求有关。当时附在个人财产清单后面的，还有诸多当地的拆迁文件。

不过，此后两天，许坤就被开除党籍，一年多后因涉嫌非法经营的罪名被逮捕，后来获刑四年，现仍在服刑中。他的代理律师郑建伟称，虽然获刑时被指控的情节与此无关，但许坤公布个人财产等“出格”行为，不排除对此有影响。

这时候，新疆阿勒泰地区试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正引发全国热议。迄今为止，阿勒泰的试点都是所有试点中“最彻底的”。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网站，县处级及以下公务员都必须在网上申报财产状况，公众可以随时查看。这引起了媒体的蜂拥报道，也由此制造了近年里关于这项制度的一轮小热潮。

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河南村官也晒出了家当，尽管他与许坤并不相识，也从不知晓许的事情。

这位村官叫侯俊卿，是河南省许昌下辖的长葛市坡胡镇侯庄村的村委会主任。他在博客上晒出了县城100平米的房子、存款、电脑、电视等等。

2008年时他为了解网络以帮助儿子戒除网瘾时学会了写博客，过去就喜欢舞文弄墨但罕获发表的侯俊卿，在博客上找到了“发表”的感觉，几年下来已写了近两千篇博客。

58岁的侯俊卿，不是“刺头”，而是政府的座上宾。他的前半生，主要是在国有和集体企业里工作，2008年当选村委会主任。

这一年，由于他积极为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提供立法建议，被邀去省里参加新闻发布会，“和几位省里领导坐在一排”。更早之前，他还因为许昌打造旅游城市建言，被“市里接去开座谈会”。

侯俊卿说，自己的动因，来自“社会调研”──他把平日里和人们对时事的交流，都视为是自己的社会调研。调研结果是，不论农民、教师、工人，普遍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于是，在新闻里看到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方面的新闻后，他萌生了“带头公布”的念头。

有了想法后，他在家里纠结了半个月，“怕领导给穿小鞋”——在小学当老师的妻子一度也不赞成，担心对自己的考评有“负面影响”。

但决心最后战胜了顾虑。侯俊卿对自己说，“万马奔腾，必有一马当先，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没必要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就这样，他“心一横”，把写好的博客贴了出来，他给自己这个行为的价值，定义为“打响基层反腐第一枪”。

在他看来，这和自己过去积极建言人大、政府一样，是“为国排忧解难、为百姓造福”的一种方式。

“很多粉丝支持我，中国的、外国的都有，还有河南媒体、北京媒体、香港媒体都来找我采访，”侯俊卿说到这些，颇为兴奋。

而且，让他放心的是，始终没有有关部门的任何人就此找过他。而妻子的工作，也没有受影响。

范松青被报道之后，喜欢看报的侯俊卿也第一时间看到了新闻。“心里非常激动，也为当初的决定自豪，我的付出是值得的。”他说。

这两位村官，都巧合地出现在当时的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小热潮中。此后，愿意公开的官员一度沉寂。

等到2012年10月时，晒家产的官员级别提升到了“副处级”。

新的主角，是湖南省汉寿县政法委副书记张天成。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严格意义上，我的级别应该叫做‘享受副处级待遇’”。

张天成也选择了微博。在微博上，这位崇尚屈原的基层官员，喜欢抨击时弊，偶也吟诗作赋。他的微博名“洞庭渔夫”，就取自屈原的《渔父》，在这首诗里，“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2012年10月29日晚上，在回应一位网友“你敢公开收入么？呸”的质疑时，他说自己“没什么不能见天的”，并承诺周末之前公布财产，请网友审查，“也给社会吹一丝丝清风”。

第二天一早，张天成一口气发出八条微博，用一千多字把家庭的基本情况、工资、福利、房产等作了详细的列举，甚至把自己受过“严重警告”处分的情况也写了进去。

这是目前为止所有公开晒家产的官员里，写得最详尽的一位。

晒家产的官员在副处级别上并没有停留多久，很快，不到三个月，范松青又把级别拉高到了“副厅级”。

“守护我的宁静”

相比较中国数百万的公务员群体，晒家产的官员名单虽不断增加，级别不断上升，却始终只是寥寥个案，其中两位村官，甚至都不在公务员编制里。

这个小小的群体，外在获得的是公众巨大的掌声，内里却正承受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

在1月21日下午的政协分组讨论会上，范松青再度谈起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话题时，有人揶揄道，“你不动产只有一套，但无形资产很多嘛，你的书现在卖多少钱呀？”这让范有些尴尬，那本书不过是他二十年前作品的自费结集，明眼人不难看出，并无市场价值可言。

接着又有人问，你一个厅局级干部，怎么只有一套房？他只得费力解释一遍自己这些年有关房子的故事——这些事情，在这些天里，他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遍。

身边的一些目光和话语，让范松青坐立不安。“两会”那几天，他几乎谢绝了所有的社交活动，有空就待在房间看媒体报道和网上的评论，有时一天就只吃一顿饭，凌晨一两点才睡。

好不容易政协会议闭幕回到家，妻子的脸色也不好看了，“你一个局级干部，七十多平方米的旧楼房，你还好意思晒？”

“两会”结束后，范松青决定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他的理由是──“两会”期间，政协委员的言论是受保护的，“之后再谈就不合适了”。

刘信礼这些天则更难过。

在删掉自己晒财产那条微博的晚上，英语教师出身的他，用英语发了条微博，意思是“未经允许，官员不能向公众公布自己的财产”。选择英语表述的原因是“缩小知晓面”。

不到二十分钟，妻子单位的领导打来电话，言谈中就问起这条微博。这个反应速度让刘顿时感觉到压力。几天之后，他仍接到电话，“老朋友”建议他不要再谈论这个话题。

曾被评为“十佳法官”的妻子，也为此和他吵得天翻地覆，说他不想好好过日子了。

刘说，他和妻子的分歧，在于妻子不相信官场腐败面前个人的力量，但喜欢《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的自己，“相信世间有侠义，而我要做那个侠义之人”。

更早之前晒了财产的张天成，事后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初时一度张扬试水意义，后来则反复强调这是“个人行为”。

2013年1月25日，当南方周末记者联络张天成时，他强调“自己晒的东西本是私货”，并不愿再多谈此事，只希望“守护我的宁静”。

后有来者

后来者，正在他们的鼓舞下出现。

上海社会主义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党总支书记徐剑锋，就是跃跃欲试者之一。

搞政治学研究出身的徐剑锋，十年前就从学术界的讨论中开始关注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这些年，他就这个问题，在报刊上发表过“比较尖锐”的文章。

“我也在考虑，2013年适当的时候，在微博上公布自己的家庭财产。”这位副处级官员说，正在大学学习法律专业的女儿，也对自己很支持。

“现在的年轻人，接触的信息多，对世界潮流看得很清楚，他们知道什么是文明和落后。”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说，女儿告诉他，不仅你应该公布，所有官员都应该如此。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赵耀彤则对这些勇敢者“满心尊重和羡慕”。他早就想公开家庭财产，尤其是“被人给气着”的时候。

让他气的事情，通常是“看到一些职务比我还低的人，过的那是什么日子”，以及“被人说，你一个法院副院长，肯定如何如何”。

赵耀彤的职位，级别不高，权力可不小。

“每天都有寻租的机会，不用寻，都是送上门的。”赵耀彤说，先前这些公开家庭财产的官员，大多生活在“清水衙门”里，可自己不一样，如果勇敢公布出来，又有更深层次的价值。

他说这是“大丈夫做事”，倒不在乎自个儿的仕途得失，但妻子的情况却让他无比纠结。

赵耀彤的妻子在一个众所周知的肥缺机关，福利优厚。

“作为家属，我算是沾了媳妇单位的便宜，却因为自个公布家庭财产的主张，把人家单位放在火上烤，那我算什么人呢？”赵耀彤觉得没法过道义这一关，知道他想法的友人也因此劝他打消念头，而妻子已经放话出来，“你公开，就离婚”。

“也许有一天，我会豪气冲天地上微博捅出来。”赵耀彤并没有放弃。

像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议论，越来越多地出现官员们的饭局上。2013年1月25日，广州一家偏僻餐厅的包房里，七位多年好友正对此热烈讨论。他们大多都不到40岁，其中有两位处长，三位副处，一位科级，另外的一位则在2011年离开政府下海经商。

“我们过得太累了，连兄弟吃饭都躲在这里。谁不想阳光生活？”其中一位副处长说。他们全都愿意公开财产，但有趣的是，谁也不愿意像那些公开晒家产的人一样主动站出来——“都怕枪打出头鸟，但我们都在等那声号令枪”。

不只是在饭桌上，在各地陆续举行的“两会”会场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官员不再回避这个问题。

珠海万山镇副镇长王胜就是其中之一。在比广州“两会”稍迟的珠海“两会”现场，他向现场记者公布了自己“两套房、一部车”。

当时，现场记者提出这个问题，同在一个会场的多位官员都以“还没出台政策”等理由拒绝回答，而王胜选择了实话实说。

这个水产养殖专业毕业、42岁的书生样干部，长期来专心于钻研自己分管的“渔业”领域，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这个议题并未关心。

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作答具有“宏大意义”，只是被问起来，就实话实说，无需隐瞒，也不怕查证。在接受采访时，他也不惮于主动提及过去被纪委约谈的经历──在一次处理渔业纠纷时，一方怀疑他收了好处而举报，纪委查了自己半个月，没有发现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王胜幸运地得到了自己领导的宽慰──“不要有思想负担”，而妻子也没在意，只是提醒他“注意保护自己”。

王胜遇到的场景，也出现在安徽省“两会”上，尽管很多官员也是在强调要“等组织统一行动”，但铜陵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晶璘、滁州市琅琊区委书记高怀忠、滁州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刘茂松、全椒县委书记盛必龙、怀宁县教育局副局长陈新等人，都大方地对记者详细道出收入和家产情况。

毫无疑问，这样的星星之火，将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体制内自觉推动政策的行为，”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说，“如果越来越多的官员主动公开了财产，我们离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出台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