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战时期的《文艺青年》

Mary

　　

　　图：《文艺青年》是左翼文坛为了团结动员香港文艺青年所办的刊物

　　如果说南来左翼作家忽略了香港本土作家，其实也不然。说起来，左翼文学其实很重视对於香港青年的培养工作。这里姑以文艺期刊《文艺青年》为分析对象，观察左翼文坛在香港的战时动员以及文学再生产。

　　在南来作家主导香港文坛的情形下，想找到一份刊载香港本地作家作品的刊物殊为不易，《文艺青年》（1940年9月-1941年2月）因之得到香港本地学者的相当注意。黄康显说：「一九四○年创刊，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一年的《文艺青年》，却有许多以香港为背景，及以香港市民为对象的作品，该刊是由一群名不经传的文艺青年主办，作者亦名不经传。」? 黄康显《香港文学的发展与评价》，香港秋海棠文化企业，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初版。第三十六页。?郑树森认为：「《文艺青年》是很值得注意的发表园地，它是香港年轻人参与极深的一份刊物。」

　　「在《文艺青年》中写文章的，基本都是本地的年轻学生……《文艺青年》却肯定是相当本地化的。」「《文艺青年》的作品本地色彩很浓厚。」?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一九二七─一九四一），第六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八版。?从这些评论看，《文艺青年》虽然受到香港本地学者的重视，但他们对於这份刊物的了解其实是很有限的。

　　上述说法似是而非，《文艺青年》的确发表了很多香港本地青年的作品，但这个刊物并非无名之辈所办，也不是单纯的香港青年的刊物，而是「文协香港分会」属下的「文艺通讯部」（简称「文通」）的机关报，是左翼文坛为了团结动员香港文艺青年所办的刊物。

　　「文通」成立於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负责香港青年的宣传工作。开始的时候，「文通」在《中国晚报》、《循环日报》等不同报刊上开展「文艺通讯」活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後来「文通」觉得需要有一个专门的阵地，经中共香港市委文化委员会同意，文协理事会的林萤聪、陈汉华、麦峰、杨奇和彭耀芬等人开始筹备《文艺青年》。为了逃避在香港登记出版，《文艺青年》号称社址在「曲江风度北路八十号」，这是一个假地址，真的「香港通讯处」设在杨奇所工作的《天文台半周评论报》的地址：德辅道中国民行407号。

　　四个人在《文艺青年》的分工是：陈汉华负责对外联系，杨奇、麦烽负责编辑出版，彭耀芬负责发行和财务。文协领导黄绳、黄文俞及杨刚等。《文艺青年》的定位是，面向香港，动员、辅导、团结香港的文艺青年。它以刊载短小文章为主，反映香港社会及抗战前线的不同面向。

　　从《文艺青年》第一期的文章上，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个刊物的宗旨目标及政治倾向。《文艺青年》第一篇文章是发刊词《我们的目标─代开头话》，这个简短的发刊词把刊物的目标归为三句话：一是「做成文艺战线的尖兵」，二是「做成文艺青年学习及战斗的园地」，三是「团结广大的文艺青年群」。目标很明确，就是在全民抗战中，号召大家成为文艺战线的尖兵，尤其要在香港这个「被称为文化沙漠的荒岛」上，辟出文艺的绿地，动员、团结起香港的广大青年。

　　《文艺青年》最有影响的一篇指导批评香港青年的文章，是当时「文通」的负责人、《大公报．文艺》编辑杨刚所写的《反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此文在《文艺青年》的第二期发表後，在香港文坛引发了强烈影响和广泛讨论。

　　《文艺青年》的确是一个辅导性的刊物，它开辟了多层次的青年辅导路径。「小辞典」主要进行最简单的文学知识介绍，「青年文谈」则发表不少专论，从较为宏观的中外文学高度辅导青年写作。《文艺青年》还有「文青笔勤务」栏目，具体回答青年有关写作方面的疑问。从第五期开始，《文艺青年》成立「试靶场」，「用来献给初拿起来文艺的笔枪，在工厂，在学校，在商店的青年朋友的，希望要学习写作的朋友努力这块园地。」

　　《文艺青年》创刊伊始，编者发表了不少自己的创作作品，第一期就发表了麦峰《异乡人》、杨奇《三角洲的怒浪》、林萤聪《小波涛》、彭耀芬的诗《同志，你的血不是白流的》，麦峰、杨奇、林萤聪和彭耀芬都是《文艺青年》的发起者。编者亲自上阵，估计是因为刊物创办伊始来稿较少，同时编者的作品可以给後来者在思想和文体上树立榜样。

　　《文艺青年》最早的徵稿是「七月文艺通讯竞赛」作品。「七月文艺通讯竞赛」由「文通」发起，开始於一九四○年。这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和七月三十日，《大公报》文协周刊上分别发表了徐歌的《响应七月文艺通讯竞赛》和杨奇的《七月文艺通讯与竞赛》，呼吁青年「用用文艺通讯的形式，深刻地反映香港社会每个角度发生的可歌可泣的事件。」这个「文艺通讯」专栏原来刊载於《中国晚报》、《循环日报》等不同报刊上，後来才移至《文艺青年》上。「七月文艺通讯竞赛」的作者，以内地南来青年居多，也有香港本地青年参加。

　　从第四期开始，《文艺青年》进一步举办了「学校．工厂．竞赛」活动，目的是进一步动员香港本地青年拿起笔来，表现香港。「由於文艺战线的战伙不仅是一些作家、知识分子，而是散布在学校、商店、工厂的广大青年群，而且他们中间都有着许许多多最熟悉的事情，需要向外面报道、暴露。」「竞赛」内容主要有两项：「一，学校生活写生竞赛」、「二，工厂文艺通讯竞赛」。《文艺青年》号召凡在香港的学校和工厂的青年朋友都可以参加，字数以一千至二千五百为限，择优在《文艺青年》上发表。「学校．工厂．竞赛」很受欢迎，得到读者们的响应和推动。到了第七期，刊物就收到了写学校和工厂的稿件各五十三篇，由此《文艺青年》决定把第八期和第九期办成「学校．工厂．竞赛」专辑。

　　「学校．工厂．竞赛」由於把徵文题目具体落实到香港的工厂和学校，参加者就变成了以在香港工厂工作的工人和学校上学的学生为主，多本地港人。郑树森所说的「《文艺青年》的作品本地色彩很浓厚」?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一九二七─一九四一），第六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八版。?应该主要指这部分作品。由於描绘自身的学习和工作环境，这部分作品的确较为生动地呈现了香港本地社会的面貌。从内容上看，这些文章的作者拥有香港生活背景，能够真实地呈现他们在香港学校和工厂的经验，这是很可贵的。

　　香港新文学自创建以来，题材上多婚姻家庭或个人主义的作品，即使在三十年代从内地拿来过「普罗文学」的口号，也没有切实的作品出现。就此而言，《文艺青年》上能够集中出现一批描写香港学校和工厂的文学作品，具有相当的文学史价值。在此过程中，《文艺青年》的政治引导应该起到了较大作用，学校作品较多批判殖民主，工厂作品则较多表现阶级压迫，这些主题应该都与左翼的思想有关。从艺术上看，这些作品参差不一，多数较为幼稚。

　　《文艺青年》上也并非全是香港的文学业余爱好者，也有较为出色的香港本地作家，那就是彭耀芬、刘火子及黄谷柳等人，他们大体是追随内地左翼作家的香港作家。

　　香港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地方，多年来受英国殖民统治，在政治和文化上与内地游离。香港本地作家能够追随左翼文坛，在香港倡导抗战，宣传民族国家观念，打破原有香港文坛的封闭性的，这是殊为不易的。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