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与《资本论》

蜚语

《资本论》是“诗性智慧”与“革命逻辑”的工作统一。然则“行动主义——唯物主义”构成了世界意义的思想通史线索，它的始源是“中国诗”，最初的思想高点是“唐诗宋词”。文化作品要在书写“主体工作结构”，即理想与现实的辩证法主体人格行动。然则“唐诗宋词——《资本论》”构成了历史科学作品的“两仪结构”：以历史写文化、以文化写历史，成为对“方法论唯物主义”大写字母化的意义锚定。结论是，经济作品不仅反映要历史原理，也要反映文化原理，使之充满历史行动活力与阅读思考活力。然则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内涵是：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抽象力”，也要运用“中华抽象力”；要使经济学理论模型民族内涵化，在艺术方面尤其需要基于中华的工作意义“引经据典”，提升其文化品位，书写“经济学的文化自信”。

【本文为作者许光伟向察网的投稿】

一、何谓行动主义辩证法——重提《共产党宣言》和《 <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

《资本论》工作原理集中体现于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盖因“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揭露原理的历史与文化特征：“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注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然则辩证法是人类共有的普遍规律认知。在中华系统内，由于中华政治经济学批判立足中华主体社会与理论实践合一，行动主义辩证法（规定）直指了辩证法“全史”意义的问题探究，并可能形成与“整个历史世界”之间的“主动对话”，——作为它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从而可能真正统一思维领域内的客观与主观问题，以及从实践角度解决好整个思维领域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这里有必要重温中华批判、重提《共产党宣言》和《导言》。



风展红旗如画，一阵风雷惊世界。《共产党宣言》开天辟地提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并且第一次提出并科学论证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性结论。毋庸置疑，这是《资本论》得到的第一个成熟的结论，然则马克思用它进行工作内核的凝聚，作为思想的“激情的燃烧”，并对思想内核进行了“首次公开的表达”。简而言之，《共产党宣言》以“幽灵的理论”为工作开局；所谓幽灵，莫过于鞭辟入里地指出了“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所以这个思想指示是令反动派最为恐惧害怕的革命行动。列宁进一步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注2：《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

明确地说，如果《共产党宣言》专指“阶级斗争”（一切经济形态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资本论》不仅指示阶级斗争，同时也是“诗和远方”。诗是源流并举、体用不二的行动，其完成中华思维学之一般建构。以海子的诗为例，由于有了“理想人格追求”这一视角即产生如此阅读效果：“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注3：《海子诗选20首》，《青年作家》2007年第3 期】

从中可以看出，“这不可能单纯通过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或资本生产来实现。必须立足于马克思所说的‘全面的生产’，即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之外，还要推进‘文化生产’。但文化生产显然不能采取物质生产的标准，否则必然导致需要的彻底异化，从而形成鲍德里亚的符号社会。”【注4：《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西马政治经济学批判》，《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 期】

兴于诗，立于礼。“孔子用诗的目的在于实现其复兴周礼的理想，也就是说他为了《诗》的礼用功能而推崇《诗》”，“孔子对《诗》的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向对《诗》中文字的研究，或者说是对文字中所含义理的研究。”【注5：《兴于立于礼——孔子的学礼用与早期学转向》，《平顶山学院学报》2018年第6 期】

然则诗言志，中华诗词所表达的即是行动工作模型，而唐诗宋词是模型中的精品。“诗和远方”显然指示了人的全面发展与审美教化的理论规定，马克思早期作品中运用的讨论视角是“劳动的异化”，意味着主体必须通过自身的发展夺回被取消的状态。然则必须从马克思对“实体即主体”的批判中升华出“对象性即主体性”的最终结论，亦可以说，“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应当由对象性价值观、生活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三部分构成。”【注6：《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西马政治经济学批判》，《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 期】

今天我们倾向立足客体铸造科学，理性的所有涵义尽皆归于客体。然而唐诗宋词是立足人的完善，写中华文化域内的万物一体与万有相通（以自然写人文、以人文写自然）。“六经皆史”，《诗》《书》《礼》《易》《乐》《春秋》不过是指示了“历史原理”“文化原理”，如《书》《易》《春秋》“历史原理”也，《诗》《礼》《乐》“文化原理”也，后者又多与主体理性有关。然则通过重温革命文件和历史学术路径的《资本论》研究，使我们愈加肯定：中国特色的出场语境是历史和辩证法。其理论特质必须于中华行动语境中获得，又须根植于“文化版《资本论》”，来书写“中国人的资格”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当然，以上对《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关系的把握完全是从工作线索上说的。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注7：《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

它业已显示了“诗和远方”与“阶级斗争”的学术关联。从中可以推断，人的全面发展必然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预设的论证目标，为此，他提出以“自由人发展规定”为指向的社会历史发展三阶段的理论构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三大社会形态的研究中，他又提出人类共同的生产能力和他们的社会关系、人的自由个性都是人的财富。这都是从人的对象性本质出发的。”【注8：《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西马政治经济学批判》，《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 期】

两条线索就总体关系而言，乃是叠加互动的，是“有机的合”，中间的工作转折即是《导言》的创作。尽管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说”无法得到清晰的确证，但马克思此后的写作确实更加注重科学性和“辩证的表达”。“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物质生产逻辑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时期的资本逻辑。”“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用物质生产逻辑来加以说明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物质生产逻辑仍然重要，但这一逻辑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逻辑只有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然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合为一体了，或者说资本逻辑分析本身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核。”【注9：《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哲学研究》2011年第11期】

二、诗和远方——论《道德经》与《资本论》诗一样的内在结构

上述问题集中起来即是：马克思研究了生产一般，为什么还提出“资本一般”？又是怎样提出的？然则从第一条线索看，《导言》必须被安排为“批判逻辑学”：第一节写“对象批判”，第二节写“理论批判”，第三节写“方法批判”，第四节写“历史批判”；这样，完全超越了康德基于纯粹理性的形式逻辑体系，并且也工作超越了黑格尔基于理念运动的辩证逻辑，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全方位对接和完全统一。从第二条线索看，《导言》又是“大写字母的理论建构”。即第一节重点写“对象思维学”，这样，“生产一般——作为‘道’和‘象’的规定——始终作为一种特殊的‘孵化器’装置……可以说，生产一般就是马克思在《导言》中制订的方法，它试图和逻辑形式上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结合；但同时必须指出，生产一般的方法乃是‘马克思的思维法’。”【注10：《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接下来，第二节重点把握对象思维学之下的“生产逻辑”，这样便于把资本归为生产一般范畴；第三节把握思维学与逻辑学的统一，探究其中的“知识生产”，显然，社会经济知识是作为了上述统一的总结果；第四节写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三者统一的历史结构（范畴的酵母）——生产一般作为思维学、逻辑学以及知识规定的“结晶体”由资本的研究所具象出来的历史结构，显然在目的上，是为了深度寻求将经济学科独立出来的“历史知识”。

“白云山头云欲立”。在马克思的时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科学有余，革命不足”。科学慢慢演变成教条和口号。《导言》着力把握的即是这种研究特征是如何练成的，又如何真正走出这个困境，塑造革命科学。故而可以说，《导言》是诗意的建构，是由历史和文化工作路径定制科学原理，防止科学的被悬置和意义抽象化。其满足了杜甫《绝句》的诗境构造：“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为意义详尽起见，以下的四个段落分述其行动的递进，揭示知识生产的一般规律。

“两个黄鹂鸣翠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两个黄鹂”指示的就是这个数字“二”。中国人讲求阴阳和合生万物，——这个“万物”也意味着“事”；马克思指示的阶级斗争工作线索帮助他找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的规定。然则“一”指的就是生产本身；“二”是指生产对象的一分为二，成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导致《资本论》后来以“商品的两个因素”为开篇的构造）；“三”则是指生产的全体或生产方式：母子关系——父子关系，或曰祖孙三代的生产运动和构造。生产一般是指“一”“二”“三”的全体：既是分指各个环节，也指示它们相互联系着的全体规定。但在第一节这里，生产一般还尤其重点指示了作为生产方式的“三”的规定，因为这样，就完成了对象批判，将对象推进为研究对象规定。即马克思的结论是，“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注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要之，产品社会从来都不会缺席，也不应当被忽略，从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三者统一层面考量生产概念最为恰当，“《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完成了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特殊规定定型化，这在《导言》第一节有突出的体现。然则生产概念必须作为全局与局部的统一、整体逻辑与部分环节的统一、对象思维（规定）与知识逻辑（形式）的统一。

“一行白鹭上青天”。“道生一”，意味着抽象是由对道的把握而形成的，但象并非抽象，象乃是“具象的系统”（规律是道的逻辑化和知识表达），即所谓“一行白鹭”；换言之，这个具象系统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而资产阶级学者留下具体，撇开了抽象。这显然引起了马克思的强烈批评。道·象·识、合·统·分，在第一节，马克思的陈述实际上暗含了一个观点：道，必须作为理论研究上的前提；合，必须作为方法探究上的前提。除开上面马克思的结论，还有所谓：“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注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第一节解决了前提问题，但没有解决发展的问题；换言之，社会发展规定并不能通过生产一般的术语本身予以解决。关于这个思想，马克思于第一节约略提到：“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还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谈的。”【注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留待别处（后面）再说。”【注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上述问题归结起来看，就是坚持在“母子关系”工作语境中探究“父子关系”的运动和构造。此引导马克思在第二节中需要走出康德和黑格尔的“三段论法”。

“窗含西岭千秋雪”。第三节是写“方法批判”，同时也是写对象思维学与批判逻辑学的“如何统一”，以彻底杜绝资产阶级的“实证逻辑学”。第三节以“述”起笔，以“评”承接，以“论”收笔，尔后转入逻辑与历史的对接，以生产“理论知识”，并据此谋篇布局；最终形成的“五篇工作计划”（所谓的“窗含”）可以说是规律的方法和范畴的方法的有机统一；换言之，是实现了道象合成意义上的知识探讨。在“述”的环节，先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进行了客观陈述，尔后使用黑格尔的方式，对“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过程和方法予以肯定，并作为对前者的一个直接批评。“评”的环节集中于黑格尔的学术批判。黑格尔逻辑学在批判上是虚幻的，表现在通过逻辑运动使“思维活动”神秘化。黑格尔把思维看作是绝对的自我运动的规定，否认了对象与思维的工作合一。揭开黑格尔的思维神秘性，就凸显了“天人合一”的工作领导性。

【注15：本文旨在探究方法论形态的“中国特色”——它的意指和工作路径。何谓中国特色？它显然不是形而上之逻辑规定，乃是历史和文化之特质规定，因而和古印度的因明学以及实用主义“辩学”无关。然则所谓天人合一，即对象与思维的工作合一、客观与主观的有机统一；在《资本论》的框架中，和中国的天人合一相对应的工作规定其实是“劳动过程”。而劳动过程不过就是不断历史变迁的生产一般规定。这恰恰内在诠释了天人合一下的知识生产的进程：劳动过程乃是天人合一路径知识的接续，是合、统下“主客互看”的知识，体现了分向统和合的再回归。】

如此揭开了历史和逻辑一致意义上的理论构建的面纱，随即进入“论”的环节。相应地，“生产一般”被看作是“《导言》的总架构”，以至于“《导言》全体内容在工作上应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向的‘生产一般的发生学’”，即“第一节可命名为‘对象——生产一般之道’，第二节可命名为‘对象进到研究对象——生产一般之象’，第三节可命名为‘研究对象——生产一般作为道和象规定的方法’，第四节可命名为‘生产一般的各种规定和概念’。”然则“在一般意义上，‘道’是指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定），‘象’是指社会有机体（规定），‘识’是指两者的合成规定或者说是它们的认识形式。”【注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兼对生产一般与资本一般机理关系的考订》，《经济纵横》2019年第2期】

这就是所谓的“生产一般思维学”，是母子关系模型的生产一般-资本一般的理解。

“门泊东吴万里船”。《导言》架构体式总体上是后来《资本论》的结构初成。“道（客观规定的寻求）——象（总体规定的寻求）——识（全面的认识批判），‘整个著作体系看起来是一个完整逻辑链条：认识-历史-认识。’”“《导言》第四节展示的是生产一般在认识过程中的历史，同时是对象的思维形式（规律的方法）和对象的思维形式总体（范畴的方法）合成起来的规定在认识过程中的历史，从而马克思在那里需要全面把握这样一个结构：‘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等。换言之，这是认识史上的‘思维对象形式’的生产。这里的生产一般和理论部分所探讨的‘生产一般’是同一个概念。”然则可以认定：“《剩余价值理论》所完成的工作正是在于揭示‘价值一般’和‘剩余价值一般’认识形式的规定，而最终找到生产一般体系内‘劳动一般’和‘资本一般’的内在关系的连通，从‘思维学’上终止黑格尔逻辑学的‘神秘’，统一‘历史对思维的关系’和‘思维对语言的关系’。”【注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兼对生产一般与资本一般机理关系的考订》，《经济纵横》2019年第2期】

当然，《导言》第四节对史的把握是综合的；换言之，是客观史与主观史的统一，是批判与建构的统一。在那个阶段上，马克思还没有将思想史批判独立出来的想法，相比之下，《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同时是一部“客观史”。尽管如此，第四节当时所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如何把握本质”——在历史过程中掌握本质，深化第三节的“现象对本质的关系”；换言之，是探究全体历史领域的“本质对现象的关系”。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雄鸡一唱天下白，诗人兴会更无前。中国是有诗的国度，诗是行动，其完成了中华思维学的一般建构。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经历了天人之际的主客体关系、知行合一的主客体关系（实质内容是“主客互看”）和兼容“主客二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主客体关系三种具有内在继承发展意义的不同文明形态，而中华思维学通过行动逻辑融汇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逻辑。或者可以说，此乃历史内部过程的一个变身，因为依照张世英教授的说法，“中西哲学史各自都兼有‘天人合一’式与‘主客二分’式的思想，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西方哲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旧传统是‘主客二分’式，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导思想是‘天人合一’式。”【注18：《“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

而且，“从个人精神意识发展的阶段性来看，大体上是从原始的天人合一状态经过主客二分状态再到高级的天人合一状态；从整个人类哲学思想的主导原则的发展过程来看，大体上也是从原始的天人合一的原则经过主客二分即主体性原则再到高级的天人合一的原则。”然则“中西哲学的结合点也许就在这样一个共同的公式中：前主体性的天人合一→主客二分或主体性原则→后主体性的天人合一。”【注19：《略论中西哲学思想的区别与结合》，《学术月刊》1992年第2期】

在行动上，将中华思维学语境中的“主客互看”与西方哲学传统的主流意识“主客二分”相对照，无疑是对诗性主体的一个肯定。因此，从某种意义讲，“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是区别中西文化传统和哲学思想原则的共时性范畴”，亦即，“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传统和哲学思想的主导原则，它根源于人对自身本体价值的关心和追求，主客二分则是西方文化传统和哲学思想的主导原则，它根源于人对自然客体价值的关心和追求。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结合即意味着中西哲学的真正的结合。”【注20：《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与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兼与张世英先生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上述探究显露了思维学的深层构境，即哲学文化的内骨是思维学、逻辑学与知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而文化版《资本论》显示的便是此方法论特性。换言之，它从机理上锁定了思维学、逻辑学与知识论的三者统一；这也决定我们由唐诗宋词与《资本论》的工作关系说开去，以《道德经》与《资本论》诗一样的内在结构的趋同化寻找“中华思维学”（“天人合一”的学科表述用语）的实例、进展及创造性转化。一言以蔽之，由“知行合一”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上溯至“天人合一”，以“天人合一”统辖“主客互看”与“主客二分”，人和自然同世界之间的内在与外在关系的紧张对峙状态才有可能从理论上得以纾解。

以思维论思维的结局是什么？就是简单同构《资本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传统思维，求取“黑板教学效果”。事与愿违，思维本身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正如劳动是实体，具体劳动、抽象劳动仅仅是劳动的“思维形式”，任何脱离劳动的具体或抽象，都是一出又一出的解释学游戏，单纯的思维工具了无功效。要知道，语言学本身是丰富具体的思维实践，若以思维解释学驾驭语言，就变成了填词游戏，——而这恰恰就是对中华唐诗宋词精神境界的误读误解误用。然则，中华学术思想主旨是：人间自有诗意，诗意美在四季。“诗学是一个古典的学科”，在中国语境中，“广义的诗学等同于文学理论”；一种说法是，老子贵生，庄子重通，其实两种思想体式均汇融在诗意的思维结构中。所谓：“中华美学与诗学并不分隔，甚至一体化。”这是一个形而下生产生活与形而上思考、艺术升华两种活动互溶的综合的学术体系，意味着“诗性思维”发达之特殊表达，换言之，“由于中华美学的世间性，美成为艺术的本质，美学与诗学一体化。因而中华美学思想的表现形态主要不是哲学思辨，而是诗学论述，在诗学中体现了美学思想。”可见，“诗学的特性首先在于其研究对象的总体性、泛诗性。古代艺术门类还没有充分分化，诗学之‘诗’是总体性的语言类艺术形态，不仅指诗歌（如史诗和叙事诗），更指泛诗化的艺术（如戏剧——‘剧诗’），是广义的诗。”【注21：《论中华美学的诗学化特性——兼论美学与诗学的关系》，《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在生活意义世界中，唐诗宋词是超越思维派系主义的，求自然之真、人文之真，求社会生活之真、历史之真。以天人合一入诗，它探究“艺术的发生”，书写和抒发方式是具体（活动）→抽象（内容）→具象（形式）。简洁起见，可将其特点归纳为三条：其一，要在写“合”；其二，它的艺术取象在于实现如何“统”；其三，在选材上，意象比类立足有机的“分”。这种结构是“道·象·识”体式。以李峤《风》为例：“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全诗立足“写道”“取象”“知识比类”，就把风的生活史和行动逻辑、中华文化时间和空间活脱脱地刻画出来了，乃是具有神韵之形象白描。固然是实证逻辑学，却写出了风的整体思维活动，与批判逻辑学内在契合。又之，古人主观上以君子自喻，托物言志、托物言事、咏物达情，遂有了“梅兰竹菊”诗意写怀，风的神奇力量也许正在于寓示君子的修为与品格，作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行动者诉求指向。以自然写人文，以人文写自然，二重复调手法使得中国古典使人游刃于思维学与逻辑学的统一当中，极大凸显“对象性价值观”、天人合一的生活世界观和处世人生观。

【注22：相比之下，邵雍的这首《山村咏怀》：“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之花”，则更加突出表现了中国人阴阳和合的生活世界观，运用的意象皆指向了“家之道”。亦充分说明生态文明建设乃是落实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

可见，《资本论》中的“诗和远方”线索作为一种“大写的人”的建构，从方法论上看，其实是从中华唐诗宋词开始的，盖因诗的结构乃是一切伟大的人文社会作品之“内在结构”。

以上充分表明，“道·象·识”与“合·统·分”乃是中华思维学的深层意蕴。例如中华诗词的“对象的思维学”“逻辑的思维学”“知识的思维学”工作合一正是马克思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工作关系的文化根据，须要知道，根据马克思指定的科学辩证法：“‘思维学和逻辑学的统一’是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关系的深层构境，可据此指导科学知识生产。”【注23：《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意蕴——再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及其时代意义》，《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又则，中华是“士人教育”（所谓的育人治国、以士立学）与“匠人教育”（所谓的器有所长、术有专攻）的统一，亦所谓“道器兼备”。只是相比较而言，中华主体社会重的是人文的化成（思维学），轻的是科技（或曰“知识”）的化成（逻辑学），亦即更加注重发展共同体力量的“知识生产的上游”（文化养成的人学），相对不重视与个人力量发展有关的“知识生产的下游”（今人所谓的自然科学）。

【注24：须知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在孔子时代就早已将古时之宗教修正为诗。对宗教祭祀活动以礼为诗，以述为作，加以澄清，赋予新意义。然则“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对于什么是西方的‘长技’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1919年的五四运动，把西方的‘长技’归结为两个方面：民主与科学。学习西方和批判封建主义，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的观点出发，批判才有正确的意义，学习才有正确的方向；如果不从这两个方面出发，而从专制和宗教的观点出发，那就不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且简直是以百步笑五十步了。那不仅没有什么意义，简直是一个笑话了。”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97页）】

依赖关系是共同体的本体。马克思对“人的依赖关系”考察过多借助了生物学譬喻与比拟，其实，主体依赖是人的关系中的永恒规定。然则于道的行程体悟象的存在，又于象的构造体察真知真识，即构成“诗”的内在结构性。【注：以行动为本体，王阳明称之为“致良知”，从中引伸出“人人皆可成为圣人”行动主义的大胆结论：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

显然从主体理性到阶级理性，《道德经》、《资本论》各自拥有属于自身体系的诗的结构。然则，似可将《道德经》首章译成白话散文诗：道/可道/非恒道/这才是真正的道啊//因而名/可名/非恒名/也才有恰当的可人的命名方法//于是“无”/——这是天地一开始的名字（万物所由生）/“有”/——这是万物母亲的名字（万物所由成）//亦因此有“恒无”的说法/是指示事物的运动/同样有‘恒有’的说法/是指示事物的构造……//它们皆同出于道根而又领取不同的名字/此学科命名即是“同谓之玄”【注26】/运动复运动/构造中构造/对循环反复以至无穷的现象的观察引导进入理解“道”的大门。如何“悦”读经典？所谓“结茅临水石，淡寂益闲吟”（宋·秘演《山中》起联），此一境也；所谓“久雨寒蝉少，空山落叶深”（宋·秘演《山中》颔联），此二境也；所谓“危楼乘月上，远寺听钟寻”（宋·秘演《山中》颈联），此三境也；所谓“昨得江僧信，期来此息心”（宋·秘演《山中》结联），此终获成功也。经典不是一味地求知，要在识“象”，要在悟“道”也！于是可对《道德经》首章口占一绝：吴桂有恨自成律，始天无道深秦心；比类妙徼三秋雪，取象玄生二月春。

【注26：“同谓之玄”也正是马克思特别运用在《资本论》研究对象上的规定，所谓：本书所研究者，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的典型地点是英国。请注意，马克思此处一连使用四个意义相关并相近的词汇：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生产。】

然则《道德经》的内在结构即体现在它的首章内容，构成中华人文社会科学主旨上的“诗意的内在结构”。《道德经》→唐诗宋词→《资本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条完整的工作线索从“诗礼合一”始。兴于诗，立于礼，主体行动也。唐诗宋词之高度在于总体锚定了中华文学尤其诗词艺术的人格书写的主旋律和主方向。立基这一意指，唐诗宋词必然既是滋养民心的“成德之学”，也是指示道路和方向的“立行之学”，从而归根结底是“成道之学”。所谓“诗性智慧”的意义盖源于此。

三、面向新时代的国学研究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最广泛意义的国学，即中华学，它涵容中学、汉学、通常意义的国学这些名称下的工作内容。国学马克思主义不独是文化用语，亦是工作方法的一个新时代的锤炼；进一步，所要解决的是特殊的主义和立场问题，亦即中华学科之定位、科学品位以及本土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的特殊工作逻辑问题。要之，唯心主义有每一时代的当下性。对现代资本主义及中国固有的、原生态的民族资产阶级理论意识形态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坚持世界观上的理论唯物论，亦不在于是否承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路线斗争，而在于其顽固地秉持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理论意识，进而通过尝试不断捕获小资产阶级的团体和阵营，不遗余力地鼓吹唯心主义历史观。后者才真正是问题要害之处，深度影响到了现有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心理视角，“而不可能在方法论上真正谋求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大反动’，实际上恰恰相反，其对‘结构主义’‘科学主义’‘形式主义’进行了适当的妥协”【注27】，甚至直接谋求解释学，使得我们不得不提放，予以工作避免。然则，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乃是当前中华原创性学术研究的一个绊脚石：盖因其持有教条化的公式主义史观，盖因其割裂唯物主义和行动主义的互系的工作关系，盖因其试图把唯物主义孤立为客体批判路线的“物质主义”和“思维本体论”，盖因其极力尝试将科学仅仅视为工具而取消方法的批判和革命属性，盖因其继续试图将唯物主义作为机械观上的“小道理”，而不是作为“大道理”。本本主义要不得，依据这个主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可以自动完成，顶多是聚焦了这种或那种科学的思考特性，冠名为“思维方式”；但是，纯科学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前文指出的，“科学”早成了现时代挂在嘴边的热词、口头禅，只是语言热度有余，而革命行动性不足，这又或是公知的“左”和“右”。【注27：《史书工作意蕴再解析——中国语境与中国运用》，《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如何根本解决这一研究者的历史难题？做法必然就是：第一，“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社会历史性和总体性决定了必须在历史结构统一中考察从对象进阶研究对象的认识生产问题，赋予‘辩证法道路’工作意蕴”；第二，基于四种线索——“史书工作线索、思维学线索、逻辑线索、知识线索”，完成对中华学术道统的系统梳理与文化弘扬，——犹如诗史杜甫对《诗经》、《离骚》及两汉乐府的传承、运用和发扬：它不限于一宗一派，而尽得其真。如此，“抽象和具体统一，是诗歌思维形式联系的中心，这恰好证明诗歌不是解释学，乃是发生学。”【注28：《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意蕴——再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及其时代意义》，《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不为浮云多蔽日，只缘身处最高层，中华思维学必与时偕行！对此，我们充满信心！王弼从易学上扫象阐理，界定“言”“象”“意”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出“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深刻的认识，这个解读路线对于唐诗宋词很适合。

【注29：可以说，唐诗宋词是循着王弼的路数进行义理化《周易》的，是从道、象、识三者统一的角度追求“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所以，如果要问唐诗宋词是什么？唐诗宋词求的是“大道理”【注30】，决不能以小资产阶级和个人需要的眼光打量它；唐诗宋词体悟“人生易老天难老”“一年一度秋风劲”，在行动性为阳、物质性为阴的意义上巧妙、灵活、具体地运用阴阳学说，使之人类主义化，因而可以说是诗性的《周易》。在本来意义上，它固然姓唐名宋，却也不尽然：它的源指向的是和《周易》连通的《诗经》，它的流指向历史因循生产方式的生活意义变迁。诗是实体和工具的统一。

【注30：唯物主义的“大道理”不外乎就是实事求是，不外乎就是行动主义；如上指出，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始源规定和生成根据。往深层次讲，这是“方法论唯物主义”，以发生学为第一性的工作规定，与之对立的“方法论唯心主义”，以解释学为第一性的工作规定。】

有人说，唐诗宋词是儒家文化的精髓，而借用冯友兰的话说，“这个问题是贯穿于中国哲学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不过随着各个时代的不同，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从先秦诸子说起，儒家讲正名，法家讲综核名实，名家讲合同异、离坚白，道家讲有无，说法不同，其根本问题都是共相与殊相的问题。魏晋玄学继续发挥有无问题。宋明道学所讲的理欲道器问题，归根到底，也还是共相与殊相的问题。”【注：《怀念金岳霖先生》，《哲学研究》1986年第1期】

现在，在人文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作者们惯于以“西笔”描摹、叙说中国，又大多习惯于“抄写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大量重复抄写“马克思主义的流行词汇”，而委实缺少“不依傍别人”的写作态度与寻根、溯源、开流及导流的精神。

从中华诗词的境界看，工作对象即是“共同体与社会”的内部行动。在目前状态下，需要明确三方面的工作关系：（1）国学整体性质与状态是唯物主义的，亦是行动主义的；（2）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单一斗争路线（认识论）来框国学是不成功的；（3）新时代“创造性转化的国学”是批判规定的凤凰涅磐，它将引领唯物主义的研究。然则新时代、《资本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工作术语上讲，其实是对“历史”“科学”“文化”的语义链接，这暗示“经济学的文化自信”在很大程度上和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建设的逻辑关联研究有关，显示了不断建构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内在成长性。所谓“方法论形态的中国特色”，在于指示新时代语境中的《资本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体系化研究的“三位一体”。从而进一步迫使我们认识到：其一，“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终结’是‘传统哲学终结’”，亦即“‘哲学基本问题’只是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由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只是从认识论角度所做出的一种特定概括，它并不能包摄和代替作为人们实践活动基本结构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其二，进一步，“‘哲学’的终结主要是指思辨哲学的终结，而不是指辩证法的终结，不是指理论思维的终结。”【注32：《评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的三大误解》，《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2期】

四、结语

对于中国而言，规律即是道的寻求，规律是从大自然中演化出来的一般与特殊规定，然则中国人更愿意以相生相克、阴阳五行之类的文化概念归纳之。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将书写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教科书”。本文的意指表明了中国的文科教科书要在结合文化原理和历史原理上下一番功夫，然则经济学文科也，以此之道指导书写和驾驭文理结合之科学原理作品。循着唐诗宋词道路，必能发现《资本论》是文化原理、历史原理作品的“两位一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个“思”是行之思。从中华历史科学到中华思维科学，我们的道路“路漫漫”，内涵深刻，意蕴隽永，我们的顶层设计在于斯！自孔子依据正统之需要删出“诗三百”以来，唐诗宋词即是文科理论教材的基础背景和文字运用之妙的构架铺设与画龙点睛。自阶级社会以来，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唐诗宋词向来是存史、资治、教化意义的文化原理作品和丰富多彩的工作模型，这从侧面说明文化原理类的作品的作用是多么重要啊！毕竟，资产阶级作品仅仅关注“拜物神”和追求独立的个体自由主义精神，对共同体原理则完全从瓦解的方面去揭示。蒙以养正，故而“中华通史之学”（唐诗宋词即是文化原理版的中华通史之学）不可不布道，制名正名之要不可不深察，并作为前进的工作地基。

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根据这个意义，笔者对“唐诗宋词与《资本论》”（文化通史思想线索）的主题进行了精心编排，以响应时代心声，并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的“伟大献礼”。本文作为“引论”，既是总起，也是总写经济学的文化自信。通过一个清晰化的整体介绍，我们能够将这个工作结论以“最大创新点”归结为“中华思维学”的方法论思考意义。中华文化原理的教科书标准，向来是“怦然心动”，“中国人”之不进入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华文化的思维和语言皆与教科书无涉，已严重不利于“新时代精神”之远播与以人民为中心和工作本位的教化。

来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