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绿色“一带一路”贡献智慧

蜚语

在肯尼亚建设中，考虑到野生动物保护问题，中国企业设计了14处野生动物通桥保障动物自由迁徙，让长颈鹿可以不低头、不弯腰自由通行。

这是中国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个例子。12月9日在湖南长沙举行的“一带一路”绿色规则标准互联互通国际研讨会上，中方官员讲述和分享了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国故事、中国智慧。

“中国企业承建巴基斯坦公路项目助力了巴基斯坦的造林计划。在埃塞俄比亚承建垃圾发电站，中国企业也把绿色技术带给了当地民众。”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王小龙说，中方还成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启动了“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并会同联合国机构发起绿色照明等系列行动倡议。

国家发展改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主任翟东升透露，今年1月至10月，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完成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是23.8亿美元。还要看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建设的可再生能源，他们所使用的设备，包括风机设备、光伏发电的电子板大部分也是中国产。

据了解，“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来，中国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积极开展生态环保领域的合作，并取得明显进展，包括与中外合作伙伴共同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发起设立“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和为“一带一路”国家培训环境官员2000余人次。

“中国企业在对外合作中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意识也不断增强，很多项目都采取高于当地的环保标准。例如，中国承建的一个印度项目获得了印度推进规模发展基金会办法的环境保护金奖。”中国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副主任李永红表示，中方企业会继续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坚持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投资理念，包括政策、法规、标准的对接。

近年来，湖南按照“一带一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定位要求，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举办了湖南“一带一路”绿色博览会暨绿色产业发展论坛，并积极推进绿色产业投资发展、绿色产品贸易融通、绿色资源协同共享、绿色文明交流互鉴。

湖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徐正宪说，借助此次研讨会，将进一步促进湖南了解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标准和要求，为湖南高质量开放发展提供新动能。

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增强各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动力的有效途径，但规则是最重要的保障和支撑。

王小龙认为，任何规则和标准都必须符合各国法律、法规和国情，都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确保可使用性，避免成为高高在上的空中楼阁。“比如，发展清洁能源方面，因气则气，因煤则煤，不能搞一刀切。发展绿色金融、绿色产业、绿色基建也体现包容性，确保广大发展中国家用得起、用得上。”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之前在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问题与思路的研究过程中，对绿色“一带一路”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特别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对于绿色理念的认知存在发展道路的目标与路径之争。而在调研中国铁路西安局新筑车站陕西中欧班列以及爱菊粮油集团公司后，学者们对绿色发展的认知有了另外一种思考，即对于“一带一路”这个历史性倡议的创举来说，绿色发展实际在更为宽泛的层面有着多重意义。

首先，绿色发展表现为项目受益的公平性。例如，爱菊公司在与北哈萨克斯坦州的合作过程中，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将中国的粮仓拓展到了海外，同时也让哈国人在粮食种植的技术和经验方面受益，双方都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提升了符合本国国家利益的粮食安全。

其次，绿色发展表现为项目合作的智慧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包含主要的化石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也包含中低等收入国家和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创造更多的绿色公共产品，将有效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无论是中欧班列还是“爱菊模式”，都是中国智慧的结晶，贡献的都是中国方案。关于中国在对“一带一路”项目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如何提升其绿色性，国外主要有三个关注点：谁是项目决策的关键主体、为什么对有的项目绿色约束不够严格、以及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对此，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中国有能力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绿色发展的现实需求，以及中国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再次，绿色发展表现为合作潜力的巨大性。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是最具有提升潜力的重点领域。11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团队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指数（GDI）中英文报告，历时一年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2015年的GDI分值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排名第3，已经接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2006 年的平均水平，其中绿色技术分指数为71.1，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排名第一。绿色技术分指数的提高是中国GDI分值大幅度提升的主要原因，这与中国近年来针对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等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示范和推广应用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密不可分。

最后，绿色发展表现为项目拓展的高效性。陕西中欧班列筹备时间仅为8个多月，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的2018年，往返班列已达1030次，大约是前面4年总量的2倍，无论是项目落地还是发展速度都是十分瞩目的。

中国近年来在GDI分值上的大幅度提升表明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通过创新发展路径，探索并逐步开辟了一条适合发展中国家特点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路径，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示范模型和经验。在绿色基础设施的标准制定与建设，绿色技术的研发、示范和推广应用等领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十分迫切

早之前，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殷红曾在发布会上指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二氧化碳排放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峰。

据殷红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达国家有18个，而中低收入国家有25个，中等收入国家有22个，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的初期、中期或者是中后期。

其中，一些农业产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超过30%，相比之下，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占比达到70～80%。她指出，当一个国家仍处于传统工业化的阶段中，其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不会自然而然地下降。

“一般来讲，（是否达峰）是和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如果这个国家是发达国家，它的二氧化碳排放趋势是向下的，因为它的工业化已经完成，或者已经进入后工业化、以服务业占主体的经济结构。”殷红指出，而在后续人均GDP提升、生活水平改善的发展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会持续上升。
据殷红介绍，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排放量本身基数和占比都大：（这些国家）在2017年排放了约为227.5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世界碳排放总量的63%。

同时，大部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仍不完备，总体城市化率仅44%。

殷红指出：“基础设施建设的特征就是，投融资额度大、投融资周期长、运营周期也很长。”

绿色金融助力

殷红提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优势，正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求对口。

她指出，在这一过程中，绿色金融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譬如，绿色金融可以为绿色项目提供融资和咨询服务。殷红指出，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在全球设立分支的银行可以提供其先期掌握的关于投资环境、投资市场以及项目相关的信息，并在绿色投资方面展开专业的评估工作和产品服务。

此外，金融也有重要的中介服务功能。殷红称：“金融可以在选择客户和评价客户的过程当中，通过标准和工具去引导客户不断提高其绿色表现以及环境和社会风险防范的能力。通过标准设定和客户评价这样的工具，可以推动客户表现的提升，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的绿色化发展。”

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加强立法和建立激励机制来鼓励本国的绿色金融发展从而实现可持续转型。譬如，美国对环保项目的债券融资一般采用3.3%~3.7%的低利率融资，并对从事环境友好型产业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优惠或担保。

此次，该报告也从国际组织、各国政府、金融机构等多方面提出建议，希望通过实施全方位的绿色金融政策共同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在国际间合作方面，该报告提出，应当制定“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原则和环境风险管理指引，国际间应支持金融机构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风险分析工作，并建立“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大数据和环境风险管理平台，为“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人、贷款人、融资人以及业主提供相应的服务。

同时，各国政府应当将绿色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加强绿色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培育责任投资人群体。

“我们去欧洲发债发现欧洲投资人群体特别庞大，他们都在寻找绿色投资产品，包括石油公司也很积极，因为它的投资匹配里面必须有多少百分比用在绿色投资里面。所以，投资人群体的培育需要通过法律”，殷红称，“整个体系建设目的是为了让绿色的项目有钱可赚，不绿色的项目赚钱比较难，最后实现一种全社会自觉的行为，这是政府所要追求的目标。”

最后，研究称，金融机构应积极发挥中介作用，制定清晰的绿色金融发展战略，通过金融杠杆促进企业客户环境表现的改善，建立环境与社会风险应对机制，并加强环境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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