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共谱“一带一路”合作新篇章

蜚语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不可预测性上升，世界的脆弱性越来越强，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发性挑战增多、破坏力更强、应对难度更大。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再次凸显了这一趋势。国际金融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各大银行纷纷预测，大规模的经济金融危机不可避免（或已现端倪）。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表达了对世界经济前景的高度关切，峰会公报显示，二十国集团将启动总价值5万亿美元的经济提振计划，以应对疫情对全球社会、经济和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占全球GDP总量30%的美国、欧盟、日本已现衰退迹象。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各国失业率攀升，居民收入下降。过去两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助的人数就超过600万。事实证明，即便最富裕的国家面对病毒前也会束手无策，因为病毒不分国籍，疫情没有种族。

疫情过后世界将变成另一个世界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俨然成为对各国治理体系的一场大考，不仅考验各国紧急动员民众“控制自家火情”的能力，更考验各国与其他国家分享“防火灭火经验”的担当。中国不仅迅速有效地控制了国内突发的疫情，而且积极向亟需帮助的国家伸出援手。俄罗斯严阵以待、积极布防，果断地向受疫情威胁的国家提供帮助。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本着良好意愿，在应对新冠疫情威胁中展现出高度开放和广泛合作的精神。负责任大国和国际组织的无私行为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因为他们深知，只有世界各国携手努力，才能有效控制疫情蔓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7日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时指出，“中俄两国立场高度一致，向世界发出积极有力信号，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取得圆满成功”。

新冠疫情落幕后，世界将变成另一个世界。反思错失国际合作最佳时机的同时，共同应对全球性威胁的呼声将重新响起。绝不能简单地将原有的分界线重新粉刷一遍了事，也不能让旧的隔阂妨碍新一轮合作进程，抑制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损害世界安全稳定。在今天这个全球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时代，加强合作是应对大规模挑战威胁的唯一途径。贫穷依然是人类面对的严峻挑战。新冠疫情当下，各国都在调集资源保障民生，贫困国家的命运更加令人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宣布启动20亿美元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用于在南美、非洲、中东和亚洲开展战疫工作。古特雷斯强调，帮助最为贫穷的国家加强防护不仅是富裕国家的道义责任，也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必要前提。古特雷斯向富裕国家发出呼吁：“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如果不及时向最贫穷的国家伸出援手，他们（贫困国家政府）将无法保护本国人民（免遭病毒威胁）”。

帮助贫困国家虽艰必行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分别有4.13亿（当地人口的41.1%）和2.16亿（当地人口的12.4%）极端贫困人口。全球食品短缺的人口近三分之二在亚洲（2.77亿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2.37亿人）。遗憾的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在新冠肺炎全球蔓延的背景下，旨在消除极端贫困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显然已无法如期实现。尽管几个月前，非洲大陆的发展愿景还相当喜人。

多个非洲国家呈现出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署有效地刺激了非洲发展，为经济改革和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联合国专家预测，非洲自贸区将构建3.4万亿美元的区域经济体和覆盖13亿非洲人口的消费市场。联合国大会“非洲第三个工业发展十年（2016-2025）”、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等国际合作倡议均将扶贫减贫、推动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影响这些长远规划的落实，对此必须未雨绸缪。现阶段就应从疫情应对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为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创造良好条件。

加强交流互鉴 共谋发展

应对新冠疫情需要互学互鉴，扶贫减贫也要互学互鉴。世界各国高度评价中国防控新冠疫情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在积极抓好国内防控的同时，中国已向12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战疫援助。中国在扶贫方面也堪称世界表率，走过了长期不懈的贫困治理之路。世界银行报告显示，1978年以来，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减少了8.5亿，占全球贫困人口总数的70%。中国是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1990-2015年，发展中国家近三分之二的脱贫人口来自中国。中国愿意与发展中国家分享减贫经验，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众所周知，“一带一路”建设以项目为依托，涉及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矿山工业、信息通讯技术、工业园区建设、经济特区建设、旅游和城市建设等领域。截至2020年1月底，中国已同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其中包括37个亚洲国家和44个非洲国家。尽管新冠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据中国政府评估，这种影响是阶段性的。中国经济在一段时间放缓之后已重新提速，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强引擎。这样的发展预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能如期落实“一带一路”的所有投资项目，这些项目对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扶贫减贫工作意义重大。

帮助非洲贫困国家符合各方利益

非洲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大陆，7.5亿非洲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这种人口结构特点需要超越式的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据非洲开发银行评估，非洲基础设施领域需要1000多亿美元的投资。目前，中国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伙伴。在同非洲国家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融资、国际援助等领域广泛合作，深度参与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中国比肩。修建联结大型工业基地的公路铁路，兴修水利建造电站，建设工业贸易园区，帮助非洲创造就业岗位，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提升劳动力素质，中方的合作举措符合非洲国家的发展需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期间指出：“中国已帮助非洲建设了1万多公里公路、6000多公里铁路以及大量图书馆、学校、医院等民生设施，遍布非洲各地，极大促进了当地发展。中国在非基建项目每年为非洲创造500多亿美元收益”。

中国坦诚地与非洲分享发展经验，积极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半数以上在非中资企业向非洲出口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三分之一中资企业进入当地高科技产品市场。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在非中资企业89%的普通员工和44%的管理层为当地雇员。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正在积极把握“一带一路”的宝贵机遇。

津巴布韦主流媒体《独立报》近日全面介绍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以及为津巴布韦和非洲大陆带来的发展机遇。

报道称，“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支持参与国加强公路、铁路、能源、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津巴布韦当前正面临电力短缺等严重困难，亟需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以吸引外来投资和促进贸易，这对津巴布韦至关重要。近年来，中津合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在津已完成卡里巴南岸水电站扩容和维多利亚瀑布市国际机场改扩建等项目建设，并对进一步发展中津合作持积极态度。中国当前在津巴布韦投资已达到15亿美元，正在帮助津开展万吉火电站扩容、哈拉雷穆加贝国际机场改扩建、电信壹网三期和议会大厦等诸多项目建设，为提升津能源供应能力、促进津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报道称，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支持非洲国家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这是中非合作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一些西方国家指责“一带一路”倡议不够透明，给非洲国家带来所谓债务陷阱，但这些只是西方国家不愿扩大对非投入，又不乐见中非合作的托辞和借口。以乌干达为例，该国向中国借款发展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以促进本国发展。在国际国币基金组织评估中，乌外债仅占国民总收入的40%，风险较低，可见中国并未使其陷入债务危机。非洲国家应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发展机遇，以更积极态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此外，“六年来，‘一带一路’已经从中国倡议变成了国际共识，充分突显时代性与先进性。”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赵磊在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是中国开放融入世界的举措，希望可以借此凝聚全球智慧，形成各方均能积极参与的国际合作新形式。

赵磊认为，这种新型国际合作鲜明地体现在“一带一路”在非洲的实践方面。“‘一带一路’很多早期项目在非洲落地较多，既有蒙内铁路、亚吉铁路等硬联通项目，也有帮助非洲国家消灭疟疾等软联通项目，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在非洲大陆得到了充分体现。”他认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使“一带一路”建设同落实非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等更好地结合起来，为非洲的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

新动力体现在“一带一路”要为非洲国家创造造血能力。赵磊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所要做的是“放水养鱼”，希望以点带面，走出去，更要走进去，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其产业基础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公路、铁路、电站、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之后，中国企业致力于推动产能合作项目以及健康、医疗、教育等民生项目，如产业园区建设，帮助这些非洲国家发展产业基础，既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又帮助这些国家换取了外汇。同时，中国投资会带动当地私营部门投资，推动私营部门发展，从而助推实现经济现代化。比如，一家以山东魏桥创业集团的关联公司中国宏桥集团为主导的“三国四方”组成的联合体“赢联盟”成功运营几内亚矿业、港口及物流项目，仅2017年就为几内亚缴税约1.3亿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赢联盟”项目对几内亚GDP增长的贡献率约6%到7%。

赵磊指出，这与一些国家的热钱投资存在本质区别，热钱涌入更多的是“杀鸡取卵”，可能只是出于避税或寻求高杠杆收益的目的流入他国，并不一定意味着跨国资本到别国投资建厂，这往往会造成资本最终对当地经济进行“剪羊毛”，损害当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既要以理服人，也要“以例服人”。赵磊进一步介绍了他今年6月份在埃塞俄比亚的调研情况。当埃塞官员被问及在他们心目中满意度最高的项目时，在“亚吉铁路、亚的斯亚贝巴轻轨、东方工业园”等项目中被选择最多的是亚吉铁路。原因是亚吉铁路在对方看来真正实现了国家之间的联通。埃塞是内陆国家，95%的进出口货物通过吉布提港转运，亚吉铁路为埃塞打通了出海通道，极大地提高了物流效率，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的运输时间从公路运输的5～7天降至15个小时，使埃塞俄比亚在真正意义上有了出海口，为其发展振兴开辟了新空间。而对吉布提来说，亚吉铁路也有效扩大了吉布提港辐射范围和吞吐效率，为其增添了新动力，奠定其非洲之角物流中枢的地位。

赵磊认为，过去五年，“一带一路”建设有一个明显特征，那就是很多项目都落地在边缘或半边缘国家，比如，老挝、埃塞俄比亚、捷克等很多国家都是“内锁国”，即锁在大陆腹地，无法连通海洋，无法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福利。“一带一路”则要将内锁国变为陆联国，使其成为全球化网格中不可或缺的节点，共享经济全球化成果。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农业国家，通过连云港中哈物流基地这一哈萨克斯坦在中国投资最大的物流项目，其农产品可以发到东南亚，大大拓展了哈萨克斯坦的发展空间，实现多赢。

“实际上，这表明‘一带一路’代表着一种‘新型全球化’，其基本逻辑是‘去中心化’。”赵磊深入分析认为，在传统经济全球化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居于国际经贸体系的“中心”位置，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属于体系的“半边缘”地位，而某些东欧国家、大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地带。“中心”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进行经济剥削，并以制度话语权维护其政治优越地位。而“一带一路”则将“边缘”地带国家和地区激活成为节点，逐步彻底消除“孤岛”，由此将节点连接为全球网格，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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