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商品迅速进入全球市场,“世界工厂”成为了中国的代名词之一。联合国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在全球500种主要的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2018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占全球的份额为12.6%,连续10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的地位。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制造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物资大量出口,为全世界联合抗疫作出了重要贡献,进一步凸显了“世界工厂”的作用和地位。客观来讲,“世界工厂”模式对中国过去数十年的高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供给端而言,“世界工厂”模式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了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就需求端而言,“世界工厂”模式拉动了中国的出口并带动了投资的快速增长,从而促使中国的总需求不断增加。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世界工厂”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尤其是在本次疫情冲击之下,体现得更为明显。
一、全球疫情冲击下,中国“世界工厂+低消费”模式面临严峻挑战
长期以来,中国依靠“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发展模式成为了“世界工厂”,但是这一模式显著抑制了居民消费,导致中国居民消费持续低迷。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仅为39%,而世界平均水平为58%,英美等发达经济体更是超过了65%。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凸显。2019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仅为5.5%,接近2014年以来的最低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也不断下滑,已经由2014年的11.5%下降至2019年的6%,触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
在消费低迷的情况下,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再加上中国的投资和出口之间存在联动机制,导致中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具体到此次疫情,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造成外部需求明显萎缩,2020年一季度中国PMI制造业企业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均位于50%以下,其中2月份更是下降至28.7%,触及历史最低位。外部需求的下降带动投资增速骤然下滑,2020年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跌至-16.1%,较2019年同期降低了22.4个百分点之多。在消费本就低迷的情况下,出口和投资显著下滑,导致中国难以通过宏观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有效带动总需求复苏。
更为严峻的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趋势加剧的态势下,近几年中国出口面临的阻力明显加大。2018年和2019年,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出口总额增速分别仅为7.1%和5%,比2017年降低了3.7个和5.8个百分点。如果国际撤资和经贸脱钩问题一旦真正发生,那么其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将是不言而喻的。
较大的外部冲击甚至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陷入“低消费—大量失业—需求不足—低消费”的恶性循环。具体而言,受疫情蔓延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的影响,近期中国的失业率大幅上升,从2020年1份的5.3%升高到2月份的6.2%和3月份的5.9%,持续处于该指标自发布统计数据以来的高位。失业率的升高直接影响了失业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随着对未来失业预期的增加还将使家庭准备更多的预防性储蓄,导致家庭部门削减消费支出,从而有可能导致经济陷入“低消费—大量失业—需求不足—低消费”的恶性循环。虽然目前还没有完全出现这种恶性循环,但是有必要提前预防。而且,这种恶性循环机制不同于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债务—通缩”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恶性循环机制,必须依据国情对症下药才能有效应对。
二、扩大消费构建“世界市场”既能增加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吸引力,也能有效防止大规模失业和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疫情冲击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复杂形势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破局之策在于打造“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模式。“世界市场”不仅是指对世界开放的中国大市场,也是指国内自己市场规模要足够大、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市场。大幅提升居民消费、加快培育国内市场,使其规模足够大是发展“世界市场”的前提与关键。我们要进一步维护好“世界工厂”的地位,尤其是加快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提高中国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同时,我们也要大幅扩大消费,打造中国作为“世界市场”的新角色,以“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模式来应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和未来的发展问题。这一新模式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防止中国陷入经贸脱钩的局面。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加速蔓延,各国均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贸易管制和旅游禁令等强制措施,全球商品、服务和人员跨境流动的壁垒有所上升。如果强制措施在疫情的影响下趋于长期化、常态化,再叠加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等势力不断抬头,会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的进程和中美贸易脱钩的可能性。即使是有限脱钩,也会对中国经济造成较大影响。拥有巨大市场本就是中国的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国内市场有助于提高中国所拥有的优势。因此,通过构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模式,能够充分释放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增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谈判力和吸引力,从而有效防止中国陷入经贸脱钩的局面。
二是,有助于全方位带动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就业”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与前提,位居中央提出的“六稳”和“六保”之首。从短期视角来看,在此次疫情的冲击下,餐饮、住宿、旅游等行业首当其冲,多数相关企业停工停产。由于中国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超过了70%,因此疫情对就业产生了较大冲击。在调查失业率上升至历史高位的同时,企业用工需求也持续低迷。当前,除制造业招聘需求有所增加之外,金融、进出口贸易、服务业等行业的招聘需求降幅均高达40%以上。2020年1—3月份,PMI非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分别为48.6%、37.9%、47.7%,均位于历史较低位。通过“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模式持续扩大消费,能够为企业创造订单,从而有效增加企业用工需求,帮助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实现稳定复苏。从长期视角来看,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居民对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服务性消费需求会不断增加,能够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模式提供适宜的发展环境,服务行业的用工需求也将随之上升,从而更大程度地带动就业提升。
三是,有助于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对中国经济所处发展阶段的全新定位。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中国将不再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转而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扩大居民消费从而提升居民福利水平,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内涵之一。在疫情冲击对居民消费产生明显抑制作用的情况下,“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模式能够为居民部门提供更加优质的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之一。
三、优化发展模式和改革办法才能真正扩大消费形成“世界市场”
当前中国消费低迷,这既与发展模式有关,也与居民收入增速偏低、消费品品质不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有关,多措并举才能有效扩大消费,使中国真正形成“世界市场”,从而构建起“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模式。
一是,优化发展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虽然“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发展模式促使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这样的发展模式必然导致资本积累明显偏离黄金律水平。当资本存量由过度积累状态向福利最大化的黄金律水平调整时,会造成整体经济增速的下滑。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是主要目标,经济增速的显著下滑无疑是难以接受的,而这恰恰是我国居民消费持续低迷的根本原因。有鉴于此,只有调整和优化发展模式,才能真正扩大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从而把中国的居民部门消费率提高到国际平均水平甚至接近发达经济体的水平。
二是,切实降低居民债务尤其是房债,大幅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让居民有钱消费。当前,我国居民部门的债务风险已较为严重,而且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贷款之上。按照“居民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衡量的2018年末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高达120.2%,超过美国20个百分点。如果再将居民向亲戚朋友的借款考虑在内,那么实际的居民债务风险更高。较高的居民债务对居民消费形成了明显抑制作用。因此,应合理控制居民部门杠杆率,减轻居民部门债务负担,居民家庭才有可能增加消费。此外,还要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2016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由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过快转为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下滑过快。尤其是2018年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为3.1%,而高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依然高达8.8%。作为消费的主力军,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下滑成为制约全社会消费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等举措,从而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扭转中等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过快的局面。
三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产品质量,满足居民潜在的高品质消费需求。居民消费是由需求与供给两端共同决定,如果供给端难以提供居民所需的产品与服务,那么即使居民存在扩张消费的欲望,也难以实现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这恰恰是现阶段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居民对于高品质教育和医疗等民生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多,但是国内市场供给却明显不足,由此显著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群开始通过“代购”“海淘”等方式大量购买国外产品就是这一问题的真实反映。要想解决高品质产品供不应求的现状,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减少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管制,让民间资本、外资更顺利地进入市场并享受公平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在强化市场主体地位的同时,切实履行自身的监管职能,以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监管“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
四是,根本性地解决好广大居民所焦虑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后顾之忧,让居民敢于消费。除了以三点,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是释放消费需求的又一关键举措。一直以来,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服务性消费供给数量不足,导致“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问题持续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好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才能解决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从而使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需要强调的是,“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问题有其机制体制上的原因,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惠民生,才能从根本上让居民降低预防性储蓄,从而敢于消费。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扩大消费形成“世界市场”。
(陈彦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
来源:光明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