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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包括英国伦敦书展、德国莱比锡书展在内,世界著名书展几乎取消了一半。国际书展是文明交流、学术互鉴的重要平台,为应对2020年的特殊形势,主动推广中国好书,向海外介绍中国新近学术出版成果,7月10日,为期三个月的首届中版好书全球云展销大会正式开幕。
中版好书库面向全球上线
《故宫六百年》等新书、“西南联大专题数据库”等文献数据库、“中古史研究论文集”等中国研究新成果……以往,这些都是在国际书展上才能与海外读者见面。7月10日,中版好书全球云展销大会平台中版好书库网站正式上线,集合了中国出版集团近年的精品图书资源,展示了纸质图书两万余种,电子书近万种,专业性与学术性突出。
中版好书库将服务海外学术机构用户,满足海外东亚研究需求。据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介绍,首届中版好书全球云展销大会由中国出版集团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承办,目前已有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书店以及亚马逊、赛阅等国际图书渠道商,共计150多家单位报名参与,覆盖欧美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辐射全球。
学术出版不断线,文明交流云上见,这是中国出版业于危中寻机的重要举措。
“这次中版好书云展销,可以说就是中版好书的集体亮相。”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说,此次疫情的长期性,将对出版产业格局带来深刻变化。在当下,一方面要继续做好新冠肺炎防治工作,另外一方面要开足马力积极投入到复工复产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版好书云展销的推出可谓恰逢其时。它克服了目前无法组织线下展销活动的困难,以线上交流的形式让所有的出版商和读者可以及时共享好书信息。
不错过中国好书,还是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诉求。
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杨继东介绍,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是北美大学东亚图书馆之一。该馆目前收藏有83万册以中、日、韩文为主的学术出版物,其中,中文图书约50万册,且以每年1万册左右的速度增加,数据库和电子书馆藏日益增多。
“在这次疫情背景下,中版集团率先推出中版好书全球云展销大会,开启了海外图书馆采选中国精品纸电图书的新篇章。”杨继东认为,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海外图书馆馆藏建设以及传统的读者服务模式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集中开展中国精品出版物线上展销的方式,快速、积极地应对疫情不利影响,便于海外图书馆员及时采选到中国精品纸电图书,将极大缓解图书馆的压力。
为下半年中国好书“划重点”
7月10日的云展销大会线上学术研讨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多家国内知名出版社负责人以线上的方式,向数十所海外高校图书馆及图书出版机构介绍了近年来中国出版的重要成果,并为2020年下半年的重点出版物划下了重点。
“今年下半年,人文社将推出莫言荣获诺奖之后的第一部作品集《晚熟的人》。还将推出一系列重磅的长篇小说,如冯骥才的《艺术家们》、迟子健的《烟火漫卷》、刘心武的《邮轮碎片》、徐贵祥的《英雄山》、严歌苓的《666号》、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还有张炜的历史文化散文《斑斓志》等一大批好书。”臧永清还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人文社电子书和有声书销售增长迅速,与去年同期相比,电子书销售增长超过20%。这说明在疫情期间,广大读者对数字阅读的兴趣非常高。国外很多出版商也积极向数字阅读领域转型,整个出版业数字出版呈现出上升的态势。
“截至上个月,我们一共出版了‘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系列图书9种,涵盖14家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的藏书机构。此外,已经签约或已列入出版计划的海外古籍编目项目还有12个,将会在未来几年逐步完成。”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徐俊历数了几十年来中华书局与海外文献收藏机构的合作成果,他还介绍,原定三月出版的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古籍目录未能如期出版,现在书稿的编辑工作已经全部完成,预计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就可以面世。
“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文献出版精品通过我们的合作传播到世界各地,为全球的中国文化研究与推广作出贡献。”徐俊说。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内多家出版机构探索了纸质书与电子书“纸电同步”的出版模式,未来,电子书“走出去”也将成为重要的趋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乔晓勤说:“电子资源在此次疫情中凸显出其独特的重要性。图书馆需要和出版社、书商通力合作,创造新的资源获取与传递的服务模式。”
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好书走出去。但首先要理解什么中国文化走出去。
“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两种意涵。一种是直观意义上的或常识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这种意义上看,“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使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了解和熟悉中国文化。我们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讲授中国语言文化,把中国的各种文化产品翻译为他国文字,派遣各类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出国访问和交流等等,就是在推动这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这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让其他国家的人们认识和熟悉中国文化。另一种是深层意义上的或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这种意义上看,“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是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交往,使世界各国的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文化。众所周知,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文化交往实质上是不同价值观念的交往。理解和接纳一种文化,关键就在于理解和接纳它的价值观念。这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让其他国家的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
显然,这两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实际上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两个阶段或两个层次。其中,第二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建立在第一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础上,因为任何人只有首先认识和熟悉一种文化,才可能理解和接纳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但是,第一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并不必然会带来第二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因为人们认识和熟悉一种文化,并不一定会理解和接纳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
所谓理解和接纳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念,就是实现不同文化的价值共识。文化交往中的价值共识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价值认同,即一种文化中的人们认可、赞同另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并把它接受为自己的价值观念;二是价值认异,即人们在认识和熟悉了一种文化后,虽然并不认可、赞同和接受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但基于相互之间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势的差异能够理解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产生和存在的理由或根据,承认它的合理性,并由此尊重它。
我们说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让其他国家的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显然,这里所说的让其他国家的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我们也不要指望是价值认同,而只能是价值认异,也就是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尊重和包容中国的价值观念,以便使崛起中的中国人的全球性活动和中国人的行事方式得到人们的理解、尊重和支持。
明确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意涵,我们方可讨论怎样才能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
首先,要加强文化建设,着力塑造中国文化的形象。当我们谈论“中国文化走出去”时,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是指什么?作为中国文化内核的中国的价值观念又是什么?有人认为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这显然是很成问题的。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最多也只能实现第一种意义上的“走出去”;即使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对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表示理解和尊重,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实现了第二种意义上的“走出去”,因为它的价值观念并不是当代中国人所秉持的价值观念。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化”只能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而这种文化目前仍然是有待于我们大力加强建设的,它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有待于内化为全体中国人的自觉追求。只有从内到外塑造好中国文化的形象,我们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谈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
其次,要正确理解和科学定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标。人们通常把“中国文化走出去”视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战略性举措,并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标就是要增强中国文化的对外辐射力。那么,什么叫作增强中国文化的对外辐射力呢?有人认为,就是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热爱和信奉中国文化。这实际上是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标定位于价值认同,因为真正热爱和信奉一种文化,必定会认同这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我认为,这种理解和目标定位是不恰当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标只能定位于价值认异;而所谓增强中国文化的对外辐射力,只能理解为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真诚地理解和尊重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念。
再次,要努力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层次。如前所述,两种不同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两个层次。目前,人们所做的工作大多属于第一种意义、第一个层次上的“走出去”的工作。虽然这类工作也是必要的,但还远远不够。“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层次需要提升,与“中国制造”需要升级的情况是很相似的。而要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层次、实现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我们首先必须生产出、打造出大量真正体现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文化精品,并大力加强对这些文化精品的世界性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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