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的兴与衰：它，改变了中国

蜚语

当安禄山的叛军猛烈冲击江淮防线时，大唐帝国，来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从755年12月安禄山起兵，到第二年洛阳和长安相继陷落，尽管帝国的政治中心先后沦陷，但对于大唐帝国来说，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江淮地区并未受到冲击，依赖着来自江淮地区的财赋，大唐帝国的军队仍然拥有源源不断的支援。

于是，安史的叛军，开始向睢阳城发起猛烈冲击。

当时，作为守护江淮流域的屏障，睢阳位处隋唐大运河的重要支点，如果睢阳陷落，那么作为运输江淮财赋的大运河也势必将为叛军所掐断，并且叛军还可从此南下江淮地区，彻底摧毁大唐帝国的经济基础。

为此，张巡等人先后坚守睢阳周边近两年时间，历经大小400余战，一直战斗至757年十月全军覆没，睢阳城才最终陷落。

所幸有赖张巡等人的坚守，作为大唐帝国运输江淮财赋的生命线、大运河得以保全不失。

大运河不失，大唐帝国，就还有生的希望。

▲安史之乱中张巡之所以死守睢阳，核心在于保护大运河和江淮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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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春秋时代楚庄王时期，孙叔敖就在今天湖北一带的云梦泽畔开凿人工运河，此后约100年，吴王夫差开凿了连接长江与淮河的邗沟，并挖掘运河荷水连接黄河，率兵北上中原参与诸侯争霸。

到了战国初期，魏惠王（约公元前361-公元前353年）又指挥开凿了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鸿沟水系，从而为中华帝国的水运时代，打开了浩瀚的先声。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中华帝国境内的各个政权开始不断修建运河，从秦国修建连接岭南地区的灵渠，到灌溉关中地区的郑国渠，再到汉朝开凿漕渠连接黄河与渭水，东汉末年曹操指挥修建白沟、平虏渠等人工运河，可以说，中华帝国的水运工程，一直在源源不断的修建之中。

到了隋朝，再次实现大一统的大隋帝国用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人的时间，先后开凿了广通渠、山阳渎、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构建起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的大运河，这就是此后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的前身。

从隋唐时期开始，中华帝国的政治中心尽管处在关中地区的长安，但中国的经济中心，却逐渐东移到江淮流域，由于古代陆运艰难、损耗巨大，因此水运成为最经济便捷的运输方式，通过大运河，江淮地区的财赋得以源源不断地进入关中地区，成为哺育隋唐帝国的生命线。

由于向往江淮地区的繁华，隋炀帝杨广曾经三次沿着大运河下过江都（扬州），隋朝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隋炀帝第三次从洛阳下江都（扬州），从此踏上了生命的不归路，两年后，公元618年，留恋扬州繁华不归的隋炀帝在江都（扬州）被叛军所杀，尽管主持凿通大运河的他有望成为一代雄主，但杨广最终却落得了凄凉下场。

对于主持开凿隋唐大运河，成就隋唐盛世的隋炀帝，后人普遍情感复杂，对此晚唐诗人皮日休评价说：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隋朝因为修建大运河、征伐高丽等超级工程、滥用民力而亡，但因隋而兴的唐朝，却得到了大运河实打实的好处。

唐朝在618年建立后，随着帝国再次归于一统，关中地区的人口也不断激增，在最高峰时期，当时人口超过百万的长安城，粮食缺口达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因此，即使是在“年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是粮食紧缺“人食尚寡”。

随着关中地区土地的盐碱化和肥力的不断减退，当时关中地区已经无法哺育不断激增的人口，大唐帝国的京畿地区，必须通过大运河运输的江淮财赋和粮食来支撑生存，但是，大运河的财赋和粮食供应，走水运必须经由黄河进入渭水，再通过其他水道进入长安，但黄河三门峡段非常凶险，“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常）十（之）七八。”

为此，唐朝的皇帝为了就近大运河接收江淮财赋和粮食供应，不得不多次迁到大运河的中心点洛阳“就食”，即使是在盛唐时期，唐高宗李治就至少三次因为长安缺粮，而被迫东移洛阳办公。

到了大唐景龙三年（709年），由于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接连遭受水旱灾害、再次出现粮荒，于是，有大臣建议唐中宗效仿他的父亲唐高宗和母亲武则天，搬到洛阳、靠近大运河“就食”，以方便接受江淮一带的粮食供应。

没想到，唐中宗却发了好大脾气，他十分恼火地说：

“岂有逐粮天子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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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唐中宗愿不愿意，大运河已经成为了大唐帝国的生命线，这一点在当时的唐人看来，就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于是，为了守住大运河、守住江淮地区，张巡等人在安史之乱中，甚至不惜以人肉为军粮，也要守住睢阳城，尽管这在后世引发争议，但张巡等人的坚守，最终为大唐帝国反攻安史叛军，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

由于总长2000多里的大运河，沟通了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形成了以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为轴心，向东北、东南呈现扇形辐射的水运网，这种布局，也极大影响了此后1000多年的中国城市布局和政治中心走向。

关注中国首都地址变迁可以发现，中国的首都从隋唐时期开始，沿着长安-洛阳-开封从西向东迁移，此后从南宋开始，又沿着杭州-北京的从南到北路线迁移，这种从西向东、从南向北的十字架走向，其本质上，其实就是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的脉络走向，可以说，大运河的走向与中国的首都迁徙出现高度重叠，绝对不是简单的偶然，而是一种政治与经济结合的必然。

在隋唐大运河的哺育下，中国的城市格局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在隋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长安和洛阳由于常年的战乱受到了严重摧残，与之相对，临近漳水、拥有河运便利的邺城，还有远离中原战火的河西走廊的武威，甚至远在黄土高原的平城（今山西大同），都曾经一度成为地方政权的首都。

但在隋唐大运河兴起以后，长安和洛阳由于大运河的哺育，再次焕发了生命力，而在大运河沿线，沟通江淮流域和关中地区的扬州，则崛起成为大唐帝国的第一经济都市；此外，在大运河沿线的楚州（今江苏淮安）、苏州、杭州、润州（今江苏镇江），以及在大运河北线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东），中线的汴州（开封）、宋州（今开封）、徐州等城市也纷纷崛起，因此可以说，从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开凿大运河后，此后1400多年间，中国最重要的城市格局，基本是沿着大运河的走向不断兴衰起落。

对此唐朝诗人李敬芳就曾经在歌颂大运河汴河线的《汴河直进船》中写道：

“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

但大唐帝国因运河而兴，也将因运河而衰。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北方多地陷入藩镇割据，而西北的河西走廊等地又被吐蕃占据，这就使得困守陕西关中地区的大唐帝国，更加仰赖大运河运输的江淮财赋，但由于关中地区长期缺粮，如何供养关中地区庞大的军队和人口，就成了非常棘手的问题。

当时，大运河由于引入黄河等河水，因此各条渠道泥沙含量非常之高，在平时如果不加疏浚，则往往一两年后，大运河就很容易陷入淤塞，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唐朝中央财力日益困窘，这就使得大运河的许多河渠未能得到及时疏通，从而使得河运和物资供应日益艰难。

在此情况下，大唐帝国被迫将供应军粮的任务转向地方，“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本路自供。”另外，唐朝中央为了减少粮食运输的耗费，还经常将军队分散到地方供养，这就使得地方节度使更加得以从赋税到粮食，都掌控了军队的命脉，这种将军队供应权下放到地方的结果，就是使得唐朝中央与地方藩镇“弱干强枝”的不利局面更加突出，从而加剧了藩镇割据和唐朝的衰亡。

另外，黄河在进入唐代以后泛滥的加剧，也使得大运河经常遭遇洪水和泥沙的冲刷淤塞，随着隋唐帝国的统一，中国人口不断增加、黄河中上游的森林植被也不断遭到破坏，进入唐代以后，在唐朝290年的历史中（618-907年），黄河共决溢24次，平均每12年1次，频率大大提高，这更加使得大运河在安史之乱以后，时时出现支流淤塞、阻碍航运的局面。

尽管倚赖着大运河，大唐还在小心翼翼的生存，但是来自流民起事的烽火，却即将成为摧毁大运河的导火索。

安史之乱爆发100多年后，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私盐贩子王仙芝在濮阳（今山东菏泽市鄄城县）起兵；随后在875年，另外一位私盐贩子黄巢也在山东菏泽一带起兵响应，王仙芝死后，黄巢带领军队从山东打到了广州，又从广州打到了长安，这种纵贯大唐帝国东西南北的大破坏，也使得大唐帝国的藩镇割据更加剧烈，在藩镇割据的影响下，大运河名存实亡，已经无法向唐朝中央和关中地区供应来自江淮地区的财赋。

失去了生命线的哺育，大唐帝国岌岌可危。

尽管在唐军的合围下，黄巢最终于中和四年（884年）被杀，但唐末的这次流民起事，却使得唐朝遭受了极大打击，黄巢之乱平定后，江淮地区也陷入了大动荡，例如一度成为唐朝第一经济都市的扬州，在黄巢之乱后又陷入了长达五年的军阀混战，以致扬州“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

大运河遭遇淤塞，运河沿线城市尤其是江淮流域的动荡，更加使得大唐王朝失去了经济支柱，唐朝中央最终沦为了军阀和政治强人的傀儡，在这种情况下，到了天复四年（904年），军阀朱温最终强迫唐昭宗，迁都到了更靠近黄河水运的洛阳，三年后，公元907年，朱温又强迫唐哀帝“禅位”，随后朱温即皇帝位，灭大唐，改国号为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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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04年朱温强拆长安城，下令迁都洛阳，也是中国城市变迁史上的转折性事件。

在此后，长安彻底没落，再也没有成为此后中华帝国统一王朝的首都，而这种变迁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经济中心的不断东移南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生态日益恶化、不利水运、交通不便，种种因素的汇合，最终成就了大运河上另外一个明星城市：开封的崛起。

朱温废唐自立后，升汴州为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建为东都，而以洛阳为西都。朱温建立的后梁，其真正的政治中心是开封，在五代十国中，除了后唐定都洛阳外，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以开封为政治中心，这种选择，最主要是因为开封临近黄河和大运河，从唐朝开始，就已经是大运河线上的重要城市。

北宋代替后周立国后，沿袭五代十国的历史遗产，仍然以开封为首都。由于开封除了北临黄河外，其他三面都是平原无险可守，为了拱卫京都，北宋于是在开封周边布置重兵守卫，庞大的军队与政府开支，使得开封的漕运至关重要。

在此情况下，北宋在开封原有的大运河汴渠之外，又疏通开凿了广济河（即五丈河）、金水河、惠民河，这四条河渠，也被统称为“通漕四渠”。

在“通漕四渠”中，汴渠也就是汴河水道连接的太湖平原地区至关重要，对此北宋时人评价说，正是因为汴渠连接的江淮地区的供应，北宋才得以立国：

“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立国。何者？汴口之入，岁常数百万斛，金钱布帛百物之备，不可胜计。”

同样得益于运河的哺育，北宋取得了比唐朝更加繁盛的经济成就，开封则崛起成为当时世界的第一大都市，但1127年靖康之变金兵攻破开封、灭亡北宋后，为了阻挡金兵铁骑，1128年，南宋军队在今河南滑县西南扒开黄河大堤“以水当兵”，造成了黄河下游的第四次大改道。

南宋军队扒开黄河大堤后，黄河形成了新旧两条河道，并在从黄河到淮河之间到处摆荡，由于这个位置刚好处于南宋与金国的对峙前线，因此宋金双方都无意堵塞决口，以致黄河在整个南宋时期，一直在北方呈现到处泛滥摆荡局面。

于是，在整个南宋时期，从原来开封到北方的大运河沿线都受到了黄河泛滥的极大影响，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1279年南宋灭亡。

南宋灭亡元朝建立以后，为了打通政治中心大都（北京）与经济中心江南地区的联系，元朝通过疏浚隋唐大运河旧道，以及开凿新道，建立起了一条全长1700多公里，南起余杭（今杭州），北至大都（北京），途经今天的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大运河，这就是京杭大运河。

尽管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但受到自唐末北宋以来，黄河多次自然和人为泛滥的影响，京杭大运河经常受到泥沙淤塞、漕运经常受阻，加上沿线水源不足不胜重载，因此元朝时期，从江南通往大都（北京）的漕运，大多需要通过海运运输，到了元朝末年，大运河的会通河等河段竟然废弃不用，到了明朝初年，从山东东平连接北京通州的会通河河段，甚至已经淤塞断阻了三分之一。

明朝建立初期定都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在迁都前，朱棣命人重新疏浚打通了会通河，鉴于黄河泥沙进入运河的危害，为了避开从徐州到淮阴300多公里一段的黄河之险，此后从明朝中叶到清代康熙中期的100多年间，明清两代帝国不断开挖新河，最终使得京杭大运河全线基本改为人工河道，全线也延长至1900多公里。

大运河，再次进入了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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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沿线的城市也再次兴盛发展起来。

在京杭大运河的带动下，沿线的城市从山东德州、临清、聊城，到江苏北部的徐州、淮安到扬州，再到长江以南的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浙江境内的嘉兴、湖州、杭州，无数城市和重镇因为大运河而兴，这也掀开了中国历史上一场浩浩荡荡的城市运动。

当时，山东临清因为临近会通河，成为了北方重镇；济宁每年更是有四百万艘漕运船舶经过；此外，大运河沿线的南阳镇、清江浦（淮阴）、王家营等地也从小镇崛起；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大运河沿线又设立了八个征税的榷关：这就是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这些地方，都因为大运河的缘故，或是从小镇崛起成为城市，或是获得了更加持久的繁华。

这种因运河而兴的城市格局，也影响到了直至今日的中国城市分布。

而扬州，作为京杭大运河上的明珠和南北交通枢纽，更是璀璨夺目。

尽管曾经历两宋之际以及明末清初等战乱，但坐拥漕运、盐运和水运之利的扬州，仍然在战乱之后继续强势崛起，从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人口不断南下，持续补充着扬州的血脉，到了清代康熙时期，扬州更是成为当时人口超过50万的世界十大城市之一。

元朝时，漕运的粮食等物资大多通过海运，但由于清代初期实行严格的禁海令，这就使得京杭大运河成为了整个帝国物资从南到北运输的最主要通道，因此，位处京杭大运河要冲的扬州，也再次成为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为发达的经济都市，当时人记载说，

“国家岁挽漕粮四百万石，以淮、扬运道为咽喉。”

作为京杭大运河的要冲，扬州作为两淮地区的盐业垄断集散地，以及南粮北运的漕运中心，也因此成为了“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麋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的超级都市。

到了清代，扬州被指定为两淮地区盐业营运中心，当时，扬州地区的盐运年吞吐量达到了六亿斤，康熙年间，当时国库年收入不过2000万两白银，而扬州盐商的年利润就能达到1000多万两白银。到了乾隆年间，两淮盐商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拥有亿万资产的商业资本垄断集团。

扬州的繁盛，使得康熙六下江南，有五次经过或停驻扬州；而乾隆六下江南，更是次次巡幸扬州游玩，乾隆皇帝更是称赞扬州“广陵风物久繁华”。当时，扬州仅徽商商帮的总资本，就达到了五千万两银子之巨，而康雍乾时期，乾隆时代号称巅峰，国库最高存银不过也就7000万两，这使得乾隆皇帝不由得感慨说：

“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乾隆的感慨，针对的正是拜大运河所赐的扬州商人的富可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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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盛的大运河，在哺育唐诗宋词的同时，也哺育了中国的小说和戏曲。

在这种运河的盛世中，曹雪芹的爷爷曹寅（1658-1712）也被康熙皇帝指派为江宁织造，这个职务虽然品级不高，仅为正五品，但其一方面负责为宫廷采购绸缎布匹，一方面则是皇帝在江南地区的密探耳目。由于承担着特殊任务，因此担任江宁织造的臣子一般都是满清皇帝近臣，在江南一带的地位也仅次于两江总督，是不折不扣的要职。

倚赖皇家的恩赐，曹雪芹也跟随着祖父和父亲，在扬州一带度过了奢华的早期生活，这也成为了他后来写作小说《红楼梦》的家族背景，而《红楼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部大运河缔造的财富史和家族史。

不仅仅是小说，当时扬州作为与北京并立的南北两大戏曲中心，也成为南方戏曲艺人的汇集之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了给乾隆皇帝祝寿，当时安徽安庆的徽班剧团北上京城祝寿，在北京受到了热烈欢迎，此后，安徽的的四喜、三和、春台、和春等徽戏班社也纷纷从大运河北上京城，并与先期进京的汉调（楚调）戏班同台献艺。

在徽汉合流的戏曲交融下，并在吸收了昆腔和梆子、吹腔、罗罗腔等其他戏曲精华的基础上，到了1840年，京剧最终在北京、天津一带孕育成型，而京剧的诞生，本质上正是大运河南北交通的产物。

但时代的巨变正在酝酿，大运河沿线的人们和城市却一无所知。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此后，清廷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作为通商口岸，作为海洋时代的产物，沿海口岸城市的诞生，也意味着大运河等内河城市衰落的开始。

在海洋时代的冲击之外，清朝的内乱也加剧了大运河的衰落。

1850年，太平天国之乱爆发，此后，太平军转战南北，先后攻占南京，又多次在扬州等大运河沿线城市，与清军展开激烈争夺，以致扬州爆发了长达11年之久的战乱，城市繁华毁于一旦，其他运河沿线城市也受到了战争的严重摧残和破坏。

与此同时，黄河的泛滥，则再次成为了大运河的生死点。

黄河在进入清代以后，平均每三年就发生一次决口，在康熙初年更是几乎年年决口，到了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夺大清河由山东利津入渤海，并在东平县境腰斩会通河，致使京杭大运河航运被拦腰截断。

运河断裂，此后一直到1864年太平军被平定前，清廷根本无法进行疏浚，运河被废，等于掐断了扬州等大运河沿线城市的血脉，受此影响，扬州、山东临清、江苏淮安等城市，也因为这场太平军之乱以及大运河的断裂，迅速陷入了商业断裂、人口锐减、百业凋零的陨落深渊。

大运河断线了，但帝国的生命线却不能断。

为了继续向北京输送江南地区的财赋支撑战争和帝国运转，为了，清廷不得不做出了废河运、行海运的决定，对此，（同治）《续纂扬州府志》详细记载道：“道梗阻，江浙全漕改由海运，其时江北各邑漕米统归上海，兑交海船运赴天津。”

当时，由于太平军席卷了整个华中和东南地区，因此包括扬州商人在内的两淮、两湖地区和江浙、安徽、江西等地富商纷纷云集上海，致使周边大量人口和商业资本改而云集上海，随着京杭大运河漕运断裂，拥有海运便利和洋人保护的上海因此一跃而起。

至此，在太平天国战争的催化作用下，整个中国南北的商业网络格局，由以运河为主转为以海运为主，而依托海运的上海，则成为了中国转口贸易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从此，依托大运河兴盛千年的扬州，最终被上海取而代之。

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大运河的衰落不可避免，而铁路的兴起，更是成为了插在大运河心脏上的一把尖刀。

1876年，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上海至江湾段正式通车运营，尽管这条铁路仅仅存在了一年就被清廷下令赎回并拆毁，但这却吹响了中国铁路时代的号角，在洋务运动的推进下，此后晚清进入了铁路扩张时代，以卢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等为代表，晚清开始大规模的铁路建设运动，到了1909年，清朝境内铁路通车里程已经接近9000公里，并且每年给清廷带来了高达2000多万两白银的财政收入。

铁路通达迅速、营收丰厚，并且没有大运河需要经常疏浚的烦恼，货运量也更加庞大，在种种优势的加持下，于是，铁路在内陆也逐渐取代了大运河的交通地位，于是，在海运和铁路的双重夹击下，大运河，这条从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部分兴起，在隋唐时期进入鼎盛成型阶段，在元明清达到高潮的中国运输命脉，最终在时代的变化冲击下，逐渐陨落，退出了中国交通转型的历史舞台。

而回到晚唐，诗人罗邺就在哀婉隋亡唐兴之际，隐喻地写下了《汴河》一诗：

“至今呜咽东流水，似向清平怨昔时。”

一千年后回望，大运河，不也是同样的命运，流水落花春去也，换了人间。

来源：最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