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故事为什么是假的？

蜚语

“七擒孟获”作为《三国演义》重要的情节之一，从史书的记载到小说的演义，经过了文人的加工与再创造，完成了史实与传说的融合，使其广为流传。但在《三国演义》版本中现存最早的刻本“嘉靖本”与最终的定本“毛评本”对“七擒孟获”的描述存在着不少的文本差异。

“七擒孟获”最早见载于(晋)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

夏五月，亮渡庐，进征益州。生虏孟获，置军中，问曰：“我军如何?”获对曰：“恨不相知，公易胜耳。”亮以方务在北，而南中好叛乱，宜穷其诈。乃赦获，使还合军，更战。凡七虏、七赦。获等心服，夷、汉亦思反善。亮复问获，获对曰：‘明公，天威也!边民长不为恶矣。

稍晚的《汉晋春秋》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后世裴松作注《三国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均有所引用。然而上述史志文献大多仅仅只有“七虏七赦”四字概括此情节，至于如何“虏”与“赦”则没有具体的描写。直到元代英宗至治年间所刊印的《全相三国志平话》中才将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情节初步定型，但其内容却过于俚俗，充满市井气息。罗贯中在结合史传与《全相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七擒孟获”故事。

清初毛氏父子在对《三国演义》进行校订时，对“七擒孟获”故事进行了改写，使“七擒孟获”的故事情节在两个版本的文本记录上存有不少差异。最主要的差异则表现在内容记载上。

首先，修改人物。如修改书中对于一些人物的称呼，“毛评本”将“嘉靖本”中的孟获手下大将“董荼奴”元帅改为“董荼那”元帅，将“嘉靖本”中的“蛮貊众人”直接改为“孟获等众”。“毛评本”加入了“嘉靖本”中所没有的关索这一人物。“毛评本”描述关索为关公第三子，自荆州失陷，因逃难在鲍家庄养病。病愈后来西川见帝，恰在途中遇见征南之兵，特来投见。

其次，修改情节，如删去了魏延大战雍闿时对雍闿“忘恩背义”“反国之贼”的大骂以及马岱“报国无门”的说辞，删去了众将士不堪孟获的侮辱想上阵决一死战的话语，删去了诸葛亮因破敌无法而准备投崖自尽的情节。

那么“毛评本”《三国演义》为什么要这么修改呢？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作家苦苦思索并一发心中块垒的精神乐园。

当明末清初的文人在“夷夏之防一旦溃决于武力之陵躐，夷狄入居中夏，礼乐废而服饰改，言语异而制度变”之时，他们探寻精神该皈依何处。像“毛评本”之于“嘉靖本”，将“七擒孟获”情节中不利于清王朝的言论予以删除，不仅是易代文人心态映射的影像，还是毛氏父子自我无奈的悲情显现，更是蕴含了其对当时整个世风、时风的慨叹与无奈。

“毛评本”《三国志演义》由毛氏父子共同完成，最终由毛宗岗完成定稿，但毛氏父子的生平不见于正史，据现有的资料记载可知，毛氏父子生活在由明入清这一特殊时期，既没有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受传统的民族思想影响固执地对于明朝的效忠，反对清王朝的民族压迫与歧视，也没有像“贰臣”钱谦益、吴伟业不愿仕清而违心仕清地走入仕途，其虽经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会变故的苦痛，还是选择了明哲保身，混迹于江湖，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升斗小民。但毛氏父子生活在“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理学教条深入人心的明代，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教导，崇尚儒家思想与忠君志节，无疑对毛氏父子产生重要影响。

而毛宗岗父子在康熙初年评改《三国演义》时，更加突出正统观念与儒家思想，当是间接受其影响的一种表现。毛氏父子虽然不像“贰臣”有“辜负明朝君主的深恩而改节再仕，而且还是仕于为中原汉族文化所不齿的异族政权，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那无疑是对他们平生人格和人生信念的污辱与损毁”的罪恶感，但是像“奴”“忘恩背义”“反国之贼”等这些话语毛氏父子的心中无疑是非常敏感的，他们的内心深处既有对故明王朝的真实怀恋，但在表达时也必定要拿捏并符合自己现在作为新朝臣子的身份而不能越界。

清康熙初年大兴文字狱，只言片语即送命者多而有之，在这种高压的文化专制氛围下，文人生存如履薄冰，对于文字的处理异常小心翼翼，唯恐落人把柄，更有甚者下笔即涂，阅后则焚。毛氏父子生活其中，亦难于超越世风、时风，因此，在处理“嘉靖本”这些敏感的文字，尤其是诸葛亮与孟获这种涉及华夷对抗的情节时，唯有删去这些既不影响情节发展、又有煽动反清复明之嫌的语言最为稳妥。

当然，毛氏父子受时代的影响对《三国志演义》中的一些故事情节进行了改写，使小说的艺术性更为丰满，故事情节更加丰富，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主题思想更加突出。

“毛评本”是以“春秋大义”作为出发点，表露了他的历史观、政治观、道德观，也更加强调了如“尊刘贬曹”等封建正统思想。这一点历来为学者所诟病，认为是“毛评本”的败笔之处。其实，毛氏父子所处的时代，从本质上说，其批改《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出于一种反清悼明式情绪，与其说他们是在为蜀汉争正统，倒不如说是在为亡明争正统。

来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