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不苟言笑，根本不受同僚待见

蜚语

包拯墓全称包孝肃公墓园，位于合肥市内包河南畔林区，与包公祠紧紧相连。墓园面积1200平方米。北宋嘉祐八年，包拯灵柩由他的女婿护送老家合肥，墓地在公城乡。后来，金兵入侵，攻陷合肥，包拯墓被破坏，当时的随葬器物也大多被盗。包拯后裔将原棺和墓志迁葬于墓西三十多米处，原墓地被废为耕地。后来，当地官员误将包夫人墓当作包拯墓，修葺一新，并盖有享堂。

1973年，合肥文物部门对包拯及其家族墓地进行清理，从包拯墓葬中出土了包拯遗骨及其墓志，同时还出土了包夫人董氏及他们的两个儿子、儿媳及长孙的遗骨。

对于包拯和王安石而言，欧阳修可谓贵人。

欧阳修在茫茫人海中发现了这两位经世之才，将他们引荐入朝，让此二人得以跻身仕途。按理说，王安石和包拯同属欧阳修举荐，算是有同门之谊，两人又有上下级关系，理应有所往来才对。然而，在《临川集》中，我们却没有看到关于包拯的只言片语。

笔者个人认为，包拯的人格光辉恐只有海瑞能与之媲美，但正所谓人无完人，包拯的完美恰使他变得与外界格格不入，缺少人情味。所以，包拯一辈子都没交下朋友。欧阳修在讨论包拯时，用了这样两句耐人寻味的话：“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

之所以欧阳修会对包拯进行这样的批评，大抵是因为包拯弹劾张方平与宋祁这两件事。

包拯之所以针对宋祁，是因为他在成都做官时铺张浪费，当地人多对他的奢侈颇有微词。相比于宋祁的兄长宋庠，宋祁无疑不够节俭。然而，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文官游宴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如果将游宴的官员一竿子打死，恐怕朝廷将有一半文官失业。

况且，根据史料的记载，宋祁绝非只知吃喝玩乐的糊涂官，每晚游宴过后，回到官邸的他往往会点起油灯，修撰《唐书》。在宋祁过世后，几千名成都百姓来到祠堂为其送行。显然，我们绝不能因为包拯的一纸奏折对宋祁做出偏激的评价，宋祁并非庸官、贪官。

至于包拯弹劾的另一人张方平，这人满腹经纶颇有才学，且颇有眼界见识，是个当官的好材料。只不过，张方平为人不拘小节，有时做事欠考虑。某年，京城有户人家变卖祖产，担任三司使的张方平便买了一栋房屋。

其中的具体情节，史料并无提及，估计是卖家见张方平的身份尊贵，所以在价格上做出了一些优惠。就是这样一档子小事，被包拯无限放大，批判其“无廉耻，不可居大位”。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张方平的做法的确有些不顾影响，但与“无廉耻”似乎没什么关联。

那么，包拯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

注意，笔者提出的问题是怎样的“人”，而不是怎样的“官”。抛开职业，抛开身份地位，包拯永远是人类社会的一份子。然而，在浩瀚的史海中，我们却无法找到包拯为人处事的记载。在坊间传言中，尚有不少关于包拯少年、青年时行侠仗义的传说，但这些都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撑，做不得数。

我们能了解到的包拯，是元杂剧中那个经后世文人美化修饰过的“天下第一清官”。抛开元杂剧中的艺术形象，我们又能从哪个渠道了解包拯呢？

且来看看包拯的朋友圈，历史上，包拯曾与吴奎关系不错，包公的墓志铭就是吴奎写的。此外，北宋官员张田曾为包拯的奏议结集，并自称包拯门下。除了这两人之外，我们便看不到包拯身边的亲朋了，甚至，连记叙包拯生平事迹的同僚都没有。

为什么话痨成风的宋人会绕过包拯，不肯为他立传甚至不愿写他的名字呢？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人的心态多半是这样的：对于包拯这样的同僚，若说这人不好，却又无法找出他的不足之处；若评价他好，又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在这样的心态影响下，时人干脆避而不谈，权当不认识包拯。或许，这便是人至清则无徒的作用。

正所谓“包公笑，黄河清”，这句谚语在北宋一度流行。包公的不苟言笑，已经家喻户晓。若能让包公展颜一笑，恐怕比让黄河水变得清明还要困难。在史料中，我们无法看到包拯有面部神经瘫痪一类的病历记录，也没法从“不苟言笑”这一个特质上判断包拯是个天生不擅表达情绪的人。

抛开这些不谈，一个整天面部肌肉僵化，不会哭笑的人，就算他做出不少为人称道的功绩，人们也只会远远地敬畏，不会主动接近。刚正不阿绝对是一项美德，但即便是美德也要掌握尺度。包公凭借这一品德收获了青史留名的机会，却疏远了同僚，也难怪没有北宋官员愿意与包拯交好。

对于讲究人情世故的中国人来说，对旁人“揉不得一点沙子”的人，往往会被视作孤僻和另类，或许，在时人眼中，包拯就是这样的人。

参考资料：

【《临川集》、《名臣碑传琬琰集·卷四十五·包孝肃公拯》、《东都事略·卷七十三》、 《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列传第七十五》、《尧山堂外纪·卷四十七·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