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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来自洱海边的古邦究竟是不是大理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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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20 09:26: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南诏,唐代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又往往被忽略的西南古邦。由于资料比较稀少,传承说法很多,南诏究竟是从何而来?究竟南诏这一名称是什么含义?如何演变壮大,以及他们是不是后来宋代大理祖先?今天对这个古代西南地区的邦国依然充满各种猜想,显得十分神秘。

今天洱海的南诏风情岛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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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诏”是什么意思?南诏究竟是什么部族?

唐朝前期原本生活有六诏,今天一般都解释相当于六个部落,可以这样认为,但不能认为他们是六种“族群”。

“诏”不是族名,诏的本义相当于“王”,六诏就是指六个部落王,顾名思义,南诏就是称南边部落的“王”。而这一部落正式名称是蒙舍诏,所以,南诏完整准确的含义是“蒙舍部落的王”,而蒙舍也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从人名延续的部落称谓。

既然六诏并非族名,那么南诏与这些诏究竟是什么部族?

其实,他们是历史上乌蛮与白蛮的一部分,六诏,只是中原方面对西南诸部的一个概括性称呼,这与川西当时有“西山八部”一样,这西山八部是西南羌族部落,被列入《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中。

乌蛮与白蛮,是魏晋南北朝近三百年时间逐渐演变,形成相对比较强大的六诏部落。其中属于白蛮的有越析、磨些等族,与川南的一些部族有关,他们接近隋唐管辖地区,文明程度略高。六诏中,白蛮部落占了四个。

唐代云南地区部族分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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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南诏祖先乌蛮,学术界倾向于是原本生活在昆明东川区到昭通巧家县一带的古爨人分化,其中有孟族,可能出自三国孟获一族,孟获不是汉姓,而是部族称呼。另有乾罗罗族等,后来他们移居到洱海南部地区。只有洱海以南与哀牢山的蒙舍和蒙嶲两诏是乌蛮后人。

另外,早期哀牢山一带有古王族的首领被称诏隆,意思是大王。下属各部落首领称呼哀隆或哀牢,就是大哥或头人,今天普遍认为是傣语泰语“哀隆”一词转音。南诏的部族构成,就是古哀牢人和乌蛮部族融合而成。

隋朝后期,哀牢后裔舍龙(据说含义是老虎)在衰微之际,领族人投奔建宁豪族张乐进,避居巍山(今巍山县地界,位于大理州西部),是第一代正式的蒙舍诏,其姓氏为蒙。

张乐进家族世代居建宁(由三国蜀汉建宁郡分化而来,隋唐时大约是曲靖市味县、陆良县一带),也是部族出身,传说是诸葛亮收服西南诸部时封家族祖先为首领,赐姓为张,记于《南诏野史》(该书真正作者还没有完全定论,目前倾向于杨慎编辑,由清代乾隆时期的湖南人胡蔚进行增订)。

贞观二十三年(649),张乐进与蒙舍龙都向李世民称藩入贡,受封为首领大将军。当时西南各部林立,张乐进为了巩固力量,与蒙舍龙互相联姻,这就是南诏的正式开端。

二、南诏和唐朝关系的变化

唐高宗李治永徽四年(653),蒙舍龙的儿子细奴逻在位,派儿子逻盛炎出使,高宗封为巍州刺史,其他五诏在吐蕃力量朝东拓展时纷纷归附。唯有南诏相对偏远,始终附唐,一直得到扶持。

唐玄宗开元中,皮逻阁继位,以响应唐朝打击河蛮为名拓展势力,封越国公,赐名蒙归义。史书记载皮逻阁扩张与获得封赏,时间有点混乱,归纳来说,先后打败的有邓赕诏、石桥诏、石和诏以及河蛮。唐朝杜佑《通典·南蛮上》“松外诸蛮”说:“有杨、李、赵、董等数十姓,各据地方……自称本来是汉人,自滇池以西,都说是庄蹻之后裔。”河蛮是早期汉人与当地部族融合的后裔。

以《新唐书》记载,约开元二十五年(737),皮逻阁打败河蛮,占据太和城(今大理城南下关镇太和村一带)和大厘城(也作大釐城,今大理市北面喜洲镇),迫使河蛮向北迁徙至浪穹诏。几个月后,皮逻阁赶走外甥咩罗皮,占大厘城,将其赶回邓川。皮逻阁因受唐朝扶持封王,个人野心开始膨胀。

随着南诏势力逐渐扩大,唐朝为了防范其不服约束,也曾用兵给与警告。如《新唐书》记:“初,安宁城有五盐井,人得煮鬻自给。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复立马援铜柱,乃还……”安宁城原属于浪穹诏(在六诏中属于西北方向),河蛮迁居在此,而安宁城则属于今洱源县以北与安宁市相邻一带。

唐朝扶持南诏消灭其他几部,将其他部族进行安置,南诏势力开始逐渐北上,天宝以后,剑南节度使章仇(复姓)兼琼遣使至云南协调。这次出使,章仇兼琼在西川刚打退吐蕃对安戎城(今四川茂县、汶川西面某地)进犯,希望南诏能配合防守西南,但协商很不顺利,史书没有记载皮逻阁的正式态度,透露双方摩擦的前兆。

章仇兼琼是玄宗年间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居然两唐书没有留下传记,据说他与杨贵妃、杨国忠一家关系匪浅,因为他在蜀地发掘了杨国忠。杨国忠接替李林甫当宰相,推荐过去在蜀地恩人鲜于仲通做剑南节度使,与南诏的关系发生了转变。

这一年是天宝十载(751),另一大将高仙芝也在西北塞外同大食交锋,无独有偶,西北与西南两处用兵,唐朝都以失败告终。

据说写《新唐书》的欧阳修等人痛恨杨国忠招来祸事,故意夸大其词,鲜于仲通实际应该没有从京师征调兵源,剑南方面有约六万人,除了留守,真正到南诏只有三四万人。引发南诏对抗的姚州都督(今姚安县,云南历史上最重要的古城之一)张虔陀,约天宝七载开始任职,坚守顽抗,最后身死(一说是服毒死)。鲜于仲通失败,史书称杨国忠以败为胜,欺瞒皇帝上奏表功。南诏转而与吐蕃交好,被赞普称为“钟”,意思是弟弟。

云南大学方铁先生早有考证,新旧《唐书》记张虔陀引起唐朝与南诏关系巨变,原因不近情理。他向阁罗凤索要贿赂,对南诏蛮横的事迹并不见《蛮书》《德化碑》等记载。

如《德化碑》记,南诏的确是把张虔陀作为反抗的主要责任人,但原因并不是索要贿赂和态度蛮横,恰恰张虔陀忠实执行唐朝的策略才导致矛盾尖锐。似乎有些不大容易理解,只有拉长时间审视唐朝的边疆策略才能找到原因。自太宗李世民以来,对于各部就是功利心,需要时加以扶持,一旦发现可能产生威胁就转变态度遏制,在西北有薛延陀,在东北就是契丹,在西南就是南诏。

阁罗凤不能忍受唐朝从扶持变为压制,所以起兵攻打张虔陀,因为他是代表唐朝的当事人,这才是《德化碑》数落张虔陀六大罪的原因。南诏攻姚州,唐朝于天宝十三载(754)由李宓领兵出击,再次失败。阁罗凤就在太和城中立《德化碑》,表明南诏与唐朝交兵是不得已的反抗,另一方面就为了说明事实真相。

三,南诏与唐朝的相爱相杀

安史期间,南诏经常与吐蕃联合行动,势力已经进入巴蜀。如肃宗时,吐蕃进犯川西维州、松州等地,严武接任剑南节度使,积极防范吐蕃与南诏的联合。

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名将李晟在大渡河大破吐蕃与南诏联军共十万之众,见于《资治通鉴》《新唐书》,可能数据有水分,但这一战的确又是南诏态度的转折点。因吐蕃怨恨败绩,取消与南诏的兄弟称呼,南诏王异牟寻不满,就希望恢复与唐朝友好。

异牟寻之父凤伽异原本很武勇,在昆明筑拓东城,一度被称为南诏副王,还数次参加战事。由于凤伽异死于阁罗凤前,所以由孙子异牟寻继位,迁居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市)。清平官郑回(汉人)劝说:“中国有礼义,对属国很少苛责索求,不像吐蕃那么贪婪刻薄,不如脱离他重归顺唐廷。”

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剑南节度使韦皋安抚西南,异牟寻就决定归顺唐朝。贞元九年(793),异牟寻与韦皋夹攻吐蕃,得铁桥等与吐蕃相邻的十六城。铁桥城原位于中甸县,今云南省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著名的香格里拉市境内,可见恢复与唐朝关系后,南诏继续向西部扩张,这一番交好维持二十年左右。

文宗大和三年(829),因长年与南诏相安,剑南节度使杜元颖武备废弛,苛待将士,南诏收买雅州(今四川雅安市)方面唐军,乘虚而入攻到成都外城,杜元颖毫不知情,掠走数万人。要不是梓州方面郭钊(为重臣郭子仪的孙子)前来救援,杜元颖估计都被活捉。李德裕接替出任剑南节度使:“德裕乃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

这期间,南诏由王嵯巅揽事。王嵯巅早年参加过异牟寻时的一系列做战,成为北部重要的弄栋节度使(隶属于姚州都督,今楚雄州姚安县)。

王嵯巅能崛起是他除掉南诏王劝龙晟,但这一举动不能说他就是反派野心家,劝龙晟年纪轻轻当王也想与唐朝翻脸,率军攻打嘉定州(今四川乐山市南部犍为、峨边一带)。士卒都不愿打仗,劝龙晟编了一个“飞天神将入嘉定”弥天谎言。

王嵯巅站了出来,扶持劝利晟继位,赐姓蒙氏,还称“大容”,就是认宗兄大哥的意思。劝利晟仅二十出头病死,另一个弟弟劝丰祐继位,长达三十多年。而劝丰祐与王嵯巅相处也不错(大理著名的崇圣寺和三塔是这一时期扩建修缮),算是南诏中兴的阶段,所以王嵯巅不算跋扈揽权的反派。

李德裕来西川整顿,王嵯巅把握时机归还俘虏的蜀人,双方继续修好了十年左右。偏偏唐宣宗登位以后一反武宗与李德裕的策略,发生古宗之战。

关于古宗当时究竟指什么说法不一。一般在云南历史上,古宗并不指地名,而是部族称呼。在南诏方面指不同于乌蛮、白蛮的西南其他部族,在吐蕃方面指臣服的西南诸部。古宗似乎是既臣服南诏,也臣服吐蕃,介于他们之间的某种族群。

而古宗大体生活在盐源附近,史学界推测是在今四川凉山州盐源县一带。换句话说,古宗之战表面上是唐朝与南诏之间争夺古宗,实际代表双方争夺盐源地区的战事,因为产盐地区对唐朝、吐蕃和南诏三方来说都是命脉,这是唐宣宗会出动大军的真正动因。

唐军这次达十万人,为历年与南诏交战人马最多的一次。王嵯巅带领王太子世隆出马,南诏以逸待劳,取得大胜,“杀唐兵数万人,立铜柱于界上”。《南诏野史》说,“古宗之战,唐帝惧世隆为患,妻以宗室女,伺察其所为”派去和亲女子充当间谍。

之后,南诏进一步让骠国成为附庸,这一幕也非常有戏剧性。南诏出兵的时候,西南方面狮子国带着象兵也朝骠国进犯。王嵯巅对南诏王劝丰祐示意让将军段宗牓(是大理段氏段思平的五世祖)领军相救, 南诏名义上成了保护者,顺利进军骠国与狮子国开打。南诏是能与唐朝、吐蕃一较高下的,狮子国怎么能相比?

骠国事后信守承诺,不但给了巨大的酬劳,还答应臣服。段宗牓得意洋洋返回南诏时,地位急剧提升,他对王嵯巅也开始动心思了。《南诏野史·劝丰祐传》写“牓回至腾越,闻嵯巅篡位”,段宗牓听到传闻王嵯巅要自己当国君,于是设计除掉,他是一个忠心功臣。事实当然不是如此,试想王嵯巅年富力强的时候,接连扶持几代南诏王,长达四十年揽事,他什么时候夺位不好?要等到年过七十才来这么一出?

王嵯巅的死是南诏与唐朝关系再次转变,也是南诏本身走向衰亡的重要导火线。

四,南诏的衰亡

唐宣宗与劝丰祐先后死于同一年。

《新唐书·南诏传》记:“会宣宗崩,使者告哀,是时丰佑亦死。坦绰(指嵯巅)立酋龙(世隆),恚朝廷不吊恤,又诏书乃赐故王。以草具进使者而遣,遂僭称皇帝,建元建极,自号大礼国。懿宗以其名近玄宗嫌讳,绝朝贡。”南诏不再向唐朝称臣,也成了西南的皇帝。

世隆其名与唐朝两个重要皇帝李世民、李隆基都犯忌讳,其人曾是王嵯巅亲自栽培,之前打败狮子国,受骠国臣服,开始膨胀,建号大礼,自认为礼仪之邦,也就是后来大理的名号渊源。

段宗榜杀王嵯巅,过去不少人认为是段氏揽权的开始,事实并非如此。南诏豪酋大姓势力众多,且世隆本身也有相当能力。《蛮书》作者樊绰评价说:“伏以故南诏蒙异牟寻嗣孙酋龙,不守祖训,既违明誓,自掇祸殃。尚未悛心,犹恣狂暴。全驱蚁聚之众,攻劫邕、交之人。五载兴兵,三来虏掠。顾生灵之何负,受涂炭之辛苦。”显然对世隆与唐朝为敌的策略是很不满的。

另一方面,唐懿宗继位贪图玩乐,以至于南诏攻破安南交趾城。当地唐军退守岭南,向朝廷求援。咸通五年(864),宰相夏侯孜举荐高骈为安南都护兼经略招讨使,先进峰州(今越南河内市相邻富寿省一带)大破南诏军,进而收复交趾。

髙骈率军在交州斩敌将张诠,攻破波风三壁,李溠龙率万人投降;又打败南诏杨缉思,斩酋迁、脆些、诺眉,向唐朝献上三万敌军首级;又打败归附南诏的邕州(广西南宁一带)土蛮,杀死酋长,土蛮帅众归附者一万七千人。

南诏决心反击,世隆督大军向四川进发,直趋成都。唐朝博野将曾元裕在新都打败南诏军,斩二千级。大将宋威率忠武军斩首五千,获马四百尾。南诏初战不利,撤退星宿山(具体地点有争议,但大战在成都附近,倾向于成都市北郊十里左右的升仙山,升仙与星宿这一说法在古代文化有紧密联系,再从升仙山顾名思义,后来该地就发展为成都著名的磨盘山公墓),将领宋威进驻沱江驿。清代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四川二》载:“沱江驿在(新都)县南。唐置驿于此,以沱江为名。”

南诏听说凤翔、山南军朝四川而来,打算挫其锐气,再次挺进,迎战于新都毘桥(今新都毗河一带),当时是成都通向广汉、绵阳,进出四川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这一次颜庆复为东川节度使,领军赶到设伏,宋威也从沱江驿北上合击,南诏为被唐朝大败,前后死七八千,伤者不计其数。史书称当地百姓都拿着棍棒参与围攻南诏军,可见南诏多次袭扰西川引起民愤极大。 当时从军在兴元(即陕西汉中,山南节度使所在与四川密切联系,山南军一度支援东川救援成都)的诗人唐彦谦为此写了《奏捷西蜀沱江驿》一诗。

乾符元年(874),高骈到西川任职,指挥步骑五千越过大渡河,活捉酋长数十人,送成都斩杀。髙骈派人修复邛崃关、大渡河诸城栅,又筑城于戎州马湖镇,号平夷军,又筑城于沐源川,在南诏进军要路各置兵数千驻扎。

多次战败使南诏“屡覆众,国耗虚”,世隆并不醒悟。乾符三年(877)进犯黎州(今四川汉源县)再次大败,退至巂州(今凉山州越西一带)景净寺,世隆羞愧恼恨而死,年三十五岁。由于世隆连年出征,史料称“弩藏不给,横剑于民,上下俱困。”

世隆儿子隆舜继位。乾符六年(879),西川节度使高骈为了趁机笼络,奏请和亲。右谏议大夫柳韬、吏部侍郎崔澹认为有辱身份。高骈到荆南以后仍然上奏和亲。隆舜探听到消息,派赵宗政往唐朝进贡,代其朝拜唐僖宗。唐朝派岭南节度使辛谠的幕僚徐云虔前往南诏,隆舜还向徐云虔请教《春秋》,表明结好的愿望。

唐僖宗因躲避黄巢到成都,陈敬瑄等再提议和亲,于是许婚宗室女安化长公主,公主是唐懿宗之女,僖宗的妹妹。君臣对公主远去南诏有一些犹豫不舍,加上当时避乱,以礼仪用度没有准备好,有些拖延。

光启元年(885),隆舜再派宰相赵隆眉、清平官杨奇鲲(一作杨奇混)、段义宗三人往成都行宫朝见,准备迎接公主。高骈上言:“这三人是南诏的心腹,该把他们留下鸩杀,蛮人可控制。”《新唐书》认为唐僖宗采纳建议,鸠杀赵隆眉等三人,其实不可信。

高骈是力挫南诏,好容易恢复双方和睦的重臣,而且也是在世隆死后,最先提议与南诏新君和亲的,为什么会在僖宗同意和亲之后,南诏也非常重视,来迎亲的时候故意破坏?而且僖宗还在成都,不惜将唐朝卷入战事?如此不识大体,不顾僖宗安危的拙劣计策,这种事情想想也知道很不靠谱。《新唐书》的说法主要采自五代孙光宪的笔记史料《北梦琐言》。

孙光宪之所以会记“高太尉请留蛮宰相”故事,主要是错记段义宗的生平事迹,他后来遇害与南诏时出使的顺序混为一谈。当时南诏和亲虽然波折,最后应该是成功了。高骈上书请多留三人不假,主要是因为这三人是南诏重臣,希望僖宗君臣多加笼络。三人出使中还留下一些诗歌,也表达了友好的意愿。

但隆舜毕竟是末代君主,喜好游猎,赵隆眉与杨奇鲲不久相继身故。郑回的后人郑买嗣当上清平官,拉拢蒙氏近臣杨登杀死隆舜,另立舜化贞为君,仅仅几年再次杀掉,建立大长和国,南诏就此覆灭。

五、大理兴起与南诏的渊源
段义宗是仅存的南诏旧臣,可能郑买嗣与段义宗关系较好,还提为宰相。郑氏家族对南诏王族十分严酷,号称杀八百多人,南诏毕竟是多部族聚居,郑氏的做法不得人心。随着唐朝被灭,郑氏与王建的前蜀还发生过摩擦,段义宗出使成都,这才因此被扣留毒害。

郑氏时期,杨氏等其他宗族势力依然不小,如东川节度使杨干贞(南诏后期设东川郡,当时含四川凉山州的会东、宁南等地,辖区很大),以扶持白蛮赵氏的赵善政为名,除掉郑隆亶,没多久废掉自立为大义宁王。杨氏当了几年皇帝,这时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起兵,杨干贞出逃,携家人隐居剑川(今大理白族自治州西北),也算平稳着陆。

南诏时期,段氏先祖就地位显赫(如异牟寻时大将段俭魏,服狮子国骠国的段宗牓等),段思平之父段保隆也是宰相,杨干贞十分忌惮,所以将段思平弄到相对偏远的通海为节度使。

通海位于滇南,实际上是回到南诏发家地区,段氏出身在白蛮、乌蛮中都有渊源,加上自己文武双全,号称有滇东黑爨等三十七部借兵支持他反对杨干贞。《南诏野史》记载他们结盟于秀山,至今留有石碑。赶跑杨干贞以后,段思平就建立大理,改通海为秀山郡,改秀山为玉隐山。相传段思平出家还法号“玉隐”。因为段思平的确十分英勇,使金庸创造了大理段氏为武学世家的艺术化形象。

段氏是得到白蛮、乌蛮部族支持上位,所以对部族大姓有优待,算是恢复南诏部族大姓豪酋的利益,如白蛮高氏不仅封侯,几乎一直是大理宰相世家。

大理与南诏的关系是很容易产生误解,有必要梳理澄清一下,总的来说两者是有渊源,但不是传承和延续的关系,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大理这一名号是来自南诏后期世隆建号大礼的变异,可以理解相通,但不是直接的延续。古代儒家经典希望崇尚礼仪,最理想的社会为“礼治”,而理与“礼”“治”分别通音和通义,所以段氏定号为大理。

第二,从身份来说,段氏家族并不是南诏蒙氏的王族,连偏远支系都算不上,段氏与蒙氏可能有过联姻,但就史料看也很少记载。段氏与大理的其他权贵基本是白蛮居多,如赵氏、杨氏都是白蛮出身,而南诏的蒙氏王族则是乌蛮,所以从出身来说,大理段氏也不是南诏蒙氏的延续。

第三,从其他方面说,南诏时期云南地区各部族百姓相对原始落后,南诏权贵属于开拓阶段,崇尚武功策略,到后期才逐渐受唐朝影响,转向文治,包括推崇佛教。而段氏大理时期,西南地区基本有了较深的中原文化影响,大理崇尚文治,中原宋朝也崇尚文治,双方相对都比较安宁。除了大理内部有过一些争位,几乎没有大的战事发生,虽然民众很多是南诏各部后人,但两者治理方式也颇为不同,所以大理本身文化方面,与南诏方面只有间接相似(如崇佛),但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来源: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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