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伏阙诉冤”文献新探

蜚语

“伏阙诉冤”是一件著名历史事件，当时正值壮年的傅山先生率领百余名学生徒步进京为恩师袁继咸鸣冤，举国震惊，先生也由此名闻天下。此事与其中年参与秘密反清之“红衣道人案”、老年“博学宏词”拒官，都是研究傅山思想的名场面。“伏阙诉冤”事发明末，学术界普遍认为该事件实际上是东林、复社势力同宦党势力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次启蒙性的学生运动。关于“伏阙诉冤”的文字记录，先有马世奇《山右二义士传》，后有傅山《因人私记》，从明崇祯九年（1636年）十月中袁继咸被诬陷送京勘问，山西四府诸生陆续往京诉冤，一直到明崇祯十年（1637年）闰四月袁继咸昭雪，从主客观两个维度做了较为详细完整的记述。结合《因人私记》山西博物馆藏手稿本，《霜红龛集》刘、丁、王各本中的较多异文，以及新近发现的《傅眉杂录》中的若干相关补充文献和清乾隆间王又朴相关记述等资料，笔者认为“伏阙诉冤”诸多细节仍有发掘价值及讨论余地。

一、《傅眉杂录》新见之“呈稿”可补充历史文献

“伏阙诉冤”经历了三个阶段，起初是明崇祯九年（1636年）十一月初到冬至向通政司上疏，其后是同年十二月到次年初诸生向在京大小衙门乱投揭帖，最终是明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二月间诸生每夜往朝房门外候阁老投揭。在这一过程中，公呈稿由王予珪属傅山草书稿，傅山起罢《山西通省诸生上各部院公呈稿》，又由丁时学修饰合式，列诸名百余人。王予珪与傅山为本头，投通政司。在《傅眉杂录》现世前，《山西通省诸生上各部院公呈稿》只闻其名，未见其文，现录之于下：

山西通省诸生上各部院公呈稿呈：为公保清正学臣，以端风教事。生等伏睹本省提学道袁佥事，气骨嶙峋，文章炳蔚，其教士也，首明道德，次砥艺文，三晋之士莫不翕服。至于本官禔躬，一介不染，三公不易，屡行考试，明而且公。无论士林欣悦，即合省童叟，举皆传诵，以为冰玉，以为神明，且又文经武纬，著绩封疆。此皆上台素鉴，天地神明之所共鉴。近闻参母偶误投抒，然风闻言事有何成心，或远年传诬之事，或别曹已结之局。即如荣河伪案一节，本官发奸摘伏，方快人心而剔弊之苦心，反成受赃之借口。河东诸生谁人不知，谁人不闻？以此罪本官，本官死不受，士林亦死不受也。其余情事画影捉风，大率如此。仰惟大宗师绣斧激扬，为朝廷明公道，为士民留人心，大法小廉，实钦明德。生等辄敢合词控吁，伏祈特疏题保，不独一官之贤否，实全晋之风教所关，天下之治乱所系。生等不胜激切待命之至。

崇祯九年十一月

二、《因人私记》描述之“记名”可反映时人百态

袁继咸遭诬本身即是东林、复社势力与宦党势力矛盾斗争的产物，但对于傅山等一批诸生学子，捍卫的是公道与正义，而非党争利益。在揭帖记名的一百零三名人中，尽管前后有所变化，傅山、卢传第、王予珪、周培诜、薛宗周、李凯、刘美、胡来贡、樊嶷、荆光国、韩庄、崔嗣达、程康庄、张璞、董绪、杨永宁、白孕彩、李开馨等自始至终参与，也有像王象极、袁九绪、新甄、张凝种等则慑于张孙振等压力，起初勇于列名，而后则求取其名者。限于史料，已无法将当时“伏阙诉冤”一百零三名记名者一一列出，但从历代府县志书中，仍可窥得一鳞半爪的文字记载。

傅山《因人私记》中所涉及者，袁继咸与马世奇双双为大明殉难；揭帖列名者，不论当时自始至终坚持者，还是怕遭受牵连退出者，在明清鼎革之际，绝大多数都保持了文人气节，即便成为贰臣辅佐新朝，也多为清官清流，保持了文人品格。比如薛宗周、曹良直，前者在与清军的晋祠堡作战中战死，后者忠于职守，卒于任上；傅山、白孕彩始终以遗民身份从事从行动到思想上的反清复明；卢传第、新甄、王象极均殉葬前朝。即便是选择出仕新朝的杨永宁、戴廷栻等，也都为廉吏清官。

但这其中，举人卫周祚则是一个特别的例外。

王本《因人私记》中，傅山这样记述：“会是科会试举人渐到，曹良直字古遗复怂恿诸同年上疏，而解元卫周祚畏懦不敢当。”但鉴于卫周祚与曹良直在三立书院间均为袁继咸所赏识，卫周祚又为解元身份，最终不得不与众人一道为袁继咸上疏诉冤。《明实录》崇祯十年（1637年）二月庚辰记载：“逮巡按山西御史张孙振。孙振贪秽不职，先诬学臣袁继咸。山西丙子贡生卫周祚等讼其冤，命并逮孙振讯之。继咸守官奉功令，廉介自持，自书卷外无长物，近之推督学政者必称焉。”李自成攻取北京后，作为京官的卫周祚选择了归顺投降，再后来大顺政权垮台，又服侍于满清。以气节论，“贰臣”已不足以蔽其辜。

此外，“伏阙诉冤”的蒲州举人韩垍，既是复社成员，却在为袁继咸诉冤上躲躲闪闪，其行为也令人费解。但于傅山本人而言，通过“伏阙诉冤”期间艰难的抗争，京师的所见所闻，乃至围绕袁继咸被诬东林、复社与宦党间的争斗，触动了傅山的思想与思考，也是桂一章督学山西岁试毕因“伏阙诉冤”褒奖傅山，而傅山不愿承受的缘由。也正是如此，傅山不得已而作《因人私记》。

三、《诗礼堂杂纂》记录之“奇计”可丰富事件情节

王又朴《诗礼堂杂纂》卷上记曰：“傅道人高节孤标，人皆知之。其逸事云，袁学宪继咸被诬下狱时，傅与同人申救，裹粮入都，上书而纳言不为达传，无如何，乃日于长安市投揭，亦无为上闻者。众客久资尽，傅咨于一乡先达，适座有酒纠，闻其说，乃曰：‘此义事，无难处。’出其缠头金帛，值二百以进，且历至王公戚畹府第，从容白其冤。未几，有中官取揭以入，而袁事得雪。此妓近侠士，夫所不如惜，其姓氏不传。傅亦不为表，何也？意傅且逃名，而于此仗剑之红裙，亦欲其迹匿声销，不欲尘世得而窥识耶？余于晋阳遇傅道人孙莲甦为述，此时年已七十余，犹手录其祖之诗文以遗余。终日不倦，貌古甚。傅先生家风故未坠云。太原张生耀先曰：‘酒纠名吴姝，救袁尚有西河诸生薛宗周。锡山马公世奇作《山右二义士传》以美之，拟为汉之裴瑜、魏绍’云。”

邓之诚《骨董三记》卷五“朱衣道人案”条目转录了王又朴上述文字，惜“吴姝”误为“吴妹”，而唐长孺批注云：“不独青主未尝表扬此妓，同时人亦未述及此事者。吴妹之名亦仅见。此妓若能出入王公戚畹府第，必是名妓。此青主后人妆点，不足信。当时力为继咸辩者山西巡抚吴甡，而此妓亦姓吴。”

酒纠，指饮宴劝酒监酒令的人。唐代无名氏《玉泉子》:“命酒纠来要下筹，且吃罚爵。”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苏叔党政和中至东都，见妓称‘录事’，太息语廉宣仲曰:‘今世一切变古，唐以来旧语尽废，此犹存唐旧为可喜。’前辈谓妓曰‘酒纠’，盖谓录事也。”明代沈德符《野获编补遗·畿辅·禁歌妓》：“惟藩镇军府例设酒纠以供宴享，名曰营妓。”

由此可见，所谓“奇计”应实有其事，不仅傅山孙傅莲苏（莲甦）未予否定，而且得到傅莲苏学生，也是十余年搜罗傅山诗文并刊刻《霜红龛集》的张耀先的肯定，直指酒纠名吴姝，当有一些依据支撑。至于酒纠吴姝所以能至王公戚畹府第，因明代酒纠惟藩镇军府例设。唐长孺所以会有“若能出入王公戚畹府第，必是名妓”的观点，原因在于其对明代酒纠的特殊性未加诠释。在傅山等诸生五次上疏通政司遭拒的情况下，不得已长安街市拥轿拦马投揭陈情。也就在此间，酒纠吴姝出其缠头金帛资助，而且借助出入王公戚畹府第特殊身份，仗义相助，得以中官取揭。当然，对袁继咸的拨乱反正，以原官起为武昌道，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山西巡抚吴甡的上疏。明文秉《烈皇小识》卷四如是记：“逮山西巡按张孙振。孙振疏参提学袁继咸，继咸素有廉明之誉，巡抚吴甡保荐之矣。有旨：‘以抚按举劾互异，严行诘问！’甡具疏，备陈继咸居官廉明，当荐不当劾，并列孙振不职诸状。时长安哄然，皆不平其事，都察院遂疏参孙振是非颠倒，大负代巡之职，宜行提问以儆官邪。有旨：‘孙振逮问，甡与继咸供职如故。’”但在推动袁继咸冤案的昭雪问题上，酒纠吴姝的作用也不应忽视。

傅山等组织的“伏阙诉冤”，诸多研究者认为，是一次带有启蒙色彩的学生运动先声。明末崇祯十一年（1638）顾杲与顾炎武领衔公讨阮大铖的“留都防乱揭帖”；清末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都是傅山等诸生“伏阙诉冤”斗争形式的继续。“伏阙诉冤”本身，对其时及后世的影响很大，但于傅山而言，触动更大。在京师听候刑部审案的崇祯十年（1637）三月，得半月之暇游历西山，并写成《喻都赋》，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其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并寄希望于朝廷确保江山社稷安宁稳固，更对其后来学术思想的形成极具重要意义。

来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