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文献：古代学术的海洋

蜚语

公元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第16窟的积沙时，于无意间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即今第17窟)，从中出土了公元4-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的《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纪年。

敦煌佛经还有不少藏外佚经(即《大藏经》中未收佛经)，不仅可补宋代以来各版大藏经的不足，还为佛教经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门径。敦煌佛经中还有不少被认为是中国人假托佛说而撰述的经典，即所谓“伪经”，这些疑伪经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特点，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资料。敦煌文献中的梵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吐火罗文及与汉文对照的佛经，对摸清汉译佛经的来源以及考证佛经原文意义作用很大。敦煌文献中各类佛经的目录也不少。此外，敦煌佛经，尤其是隋唐时期的写经，由于校勘精良、错讹较少，对校勘唐以后的印本佛典也大有裨益。

敦煌是古代佛教圣地，道教的发展远不如佛教，但在唐朝前期，由于统治者推崇老子，道教一度兴盛起来，因而，在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为数不少的道教典籍。敦煌文献中的道教经卷约有500号左右，主要为初唐至盛唐的写本。而纸质优良、书法工整、品式考究则是敦煌道教文献的一大特色。除佛教、道教文献外，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有关摩尼教、景教文献，为我们了解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历史证据。

敦煌文献中的历史、地理著作、公私文书等，是我们研究中古社会的第一手资料。以史籍而言，敦煌文献中除保存了部分现存史书的古书残卷外，还保存了不少已佚古史书，这些史籍不仅可补充历史记载的不足，而且可订正史籍记载的讹误。敦煌文献中的一批地理著作，也十分引人注目，这些已亡佚的古地志残卷，是研究唐代地理的重要资料。敦煌文献中还有关于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的几种方志，更为史籍所不载，如《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寿昌县地境》、《沙州地志》等，对敦煌乃至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十分重要，每一件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关于归义军统治敦煌的历史，在两《唐书》、《资治通鉴》，以及新、旧《五代史》、《宋史》等正史中记载都非常简略，且错误很多，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情况只能零星地了解。敦煌文献中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在上百种以上，数十年来，学者们根据这些资料，基本搞清了这段历史，从而使这段历史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千载坠史，终被填补。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大量中古时期的公私文书，这些未加任何雕琢的公私文书，是我们研究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公私文书，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完全保存了原貌，使我们对中古社会的细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研究中古社会历史至关重要。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量古典文学资料更为引人注目。它包括《诗经》、《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及诗、歌辞、变文、小说、俗赋等，文学作品除文人作品和某些专集、选集的残卷外，大多都是民间文学作品。

敦煌文献中的儒家经典，最具学术价值的是它对今本儒学典籍的校勘价值。其中《古文尚书》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最古的版本，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著《论语郑氏注》，更是失而复得的可贵资料，郑玄注《毛诗故训传》、南朝徐邈《毛诗音》则最为诗经研究者所重视。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诗歌数量很多，其中尤以唐五代时期为最多，大致包括佚存的唐代诗人之作、敦煌本地诗人之作、释氏佛徒之作、敦煌民间诗歌几个方面。敦煌佚存的唐代诗人之作，最著名的是韦庄的《秦妇吟》和《王梵志诗》。敦煌歌辞，过去一般称为曲子词，除少数文人作品外，大多数来自民间，作者几乎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在这些歌辞中，值得一说的是《云谣集杂曲子》的发现，这个集子编选了30首作品，从时间上看，明显早于传世的《花间集》、《尊前集》，为研究词的起源、形式及内容，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一些重要的语言学资料和科技史料。

敦煌文献中除大量汉文文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汉文文献，如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梵文、突厥文等，这些多民族语言文献的发现，对研究古代西域中亚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敦煌文献还保存了一些音乐、舞蹈资料，如琴谱、乐谱、曲谱、舞谱等，这不仅使我们能够恢复唐代音乐与舞蹈的本来面目，而且将进一步推动中国音乐史、舞蹈史的研究。

内容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