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党函电密文，看蒋介石到底运走了多少黄金？

还是那片枫叶

来源： 人民网  



    本文摘自《蒋介石父子1949危机档案》（台湾）王丰 著，九州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一九四九年春，抢运国库黄金前后，蒋介石父子和国民政府官员之间函札、电报交驰，从函电内文中，可以大致了解自大陆迁运台湾的金钞具体数目究竟有多少。

　　四月，徐堪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不久，呈给蒋介石一份机密报告，惶惑不安的徐堪一则说明国民政府财政艰困之情况，同时也交代了国库黄金存量，这份国库黄金存量，截止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谨呈者。职奉命接长财政，并兼管国行，自维才干任重，深惧引胜，乃荷谆谆勖勉，只得遵命接任。数日以来，朝夕思虑，并就当前库存情形，及目前急需支付军政款项，暨整理税收可能之结果，详加检讨，实觉左支右绌，其困难实超出想象之外。谨缕陈于后：

　　一、目前中央银行库存情形，依据央行本月二十四日编制各地金银存量表，计：

　　黄金   3,829,174.73市两

　　白银   25,215,751.24市两

　　银元   3,165,020.94元

　　其次为外汇，截至本月二十日止计有：

　　美金   12,012,268元

　　英金   2,650,707镑

　　港币   13,916,688元

　　印币   14,466,177罗比

　　以上四项外币，其中港币部分，近已大部支拨，所余无几；英金部分，已动用数十万镑；美金部分，亦略有支用，而待付之驻外使领经费，行将到期之外债本息，订购军油价款，及印钞费等，为数甚巨。余存外汇可资应用者，已属无多，至央行各地库存之银元三百余万元，大多为各省军政长官封存，或已提用一部分，尚待清查。交涉所存白银，正在设法鼓铸银币，其在美铸币厂约合三千万元，须自七月十日起至九月底止分批运到。

　　二、目前急需支付之军政款项，一为六月份以前积欠军政各费，折合银元约五千万元左右。兹经阎院长及庞主计长，邀集各机关主管人员，详细检讨所有目前难于办到或无力办理之事项，分别停办，或缓办，其情势已经变迁之地方机关，人事等经费，分别停支，或减支。经切实核减后，综计尚需银元二千六百万元始克应付。至七月份军政各费，于七月上半月内须支付者，估计约需银元二千余万元，故在最近数日内，必须筹妥银元五千万元，以备应付。一面着手整理收入，紧缩支出，重行编订预算，并迅筹改革币制，使财政金融渐入常轨。

　　三、各种税收情形暨估计整理后，可能之结果，自金圆券贬值以后，本年四月间各种税费收入，即已不敷。经征费用，五月以后因金圆券价值日益低落，税收几等于零，最近多方研究整理税收办法，并拟改征银元，惟以战区扩大，内地工业商业大受打击，而一部分货物税，已决定划归地方，就目前情况及现有税源估计，关税每月约可得银元一百万元，盐税约可得银元三百万元，各种统税及直接税约可得银元四百万元，合共八百万元。惟在改制之初，税源难期畅旺，估计第一个月至多收足银元六百万元，第三个月起，整理就绪，且入旺季每月当可收足一千万元。

　　四、今后财政收支，依照大体估计，每月收入仅一千万元，而军政费之支出每月须四千五百万元，其收支不敷之数，达三千五百万元。为数仍属过巨，而此巨额之亏短，今后不能再以发行纸币为挹注应付，更感困难。

　　现拟于整顿旧税之外，参照历年征借粮食办法，强制派募公债，以增加一部分收入，一面实施精兵简政，再加裁并紧缩，并尽量停办不急之务，以节省一部分支出。同时酌采阎院长作战时期加大省县地方职权之方针，将一部分国税划归地方征收，一部经费划归地方负担，俾能因时因地制宜，便于应付。而中央收支亏短之数，尽量减少，便于筹划。

　　五、关于币制问题。迭经邀集各有关机关首长及专家学者详加研究，以为在此时期欲作根本改革，树立永久适宜之制度，深感条件未备，环境未许，难于达到预期之目的。而金圆券已失作用，不能为收付之工具，最近一两月内，国库支款几于完全以金银外币拨用。不但实力消耗过大，穷于应付，且亦不成体制。为适合人民心理，及社会需要，制止当前金融币制之紊乱，以为将来体察内外情势，再谋根本改革之张本。目前似宜先定一过渡办法，不必侈言币制改革，其办法要点拟定如左：

　　1.政府明令规定，自本年七月一日起恢复银元为本位币。

　　2.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组织联合准备库，及联合发行局，政府授权各该联合组织发行纸币，管理基金，藉四行联合力量，巩固信用。

　　3.四行联合发行局发行银元兑换券，十足准备（六成现金四成保证），无限制兑现，其发行之银元兑换券，仍用各该银行名义（仿照从前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四行联合发行办法）。

　　4.政府非依规定提供现金及保证准备，于联合准备库，不得向四行领券使用。

　　5.各级政府机关征收税费，及公营事业收费，一律收受银元兑换券。

　　6.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及联合准备库联合发行局组织办法，另订之。其各行发行数额，及其先后，依各该行准备情形定之。

　　六、依据上述各项情形，六月份以前欠拨各款，亟待支付；七月份起用款，亟待筹划，而联合发行办法，亦须早付实施，以期财政上得资周转，而社会金融经济亦可藉以安定，兹将应行请求事项开陈于左：

　　1.拟请自六月份起，每月动支存金，以二十万两为限。

　　2.初期发行银元兑换券，为便于兑换，以固信用起见，须充分准备银元，拟请以黄金二十万两，向陆海空军存台准备之银元项下，抵借银元一千六百万元，自九月起分两月拨还银元，换回黄金。

　　3.前奉厦门存金，分运重庆区各地者，请一律改运重庆，以便改铸小金块。

　　4.分运重庆黄金，拟请拨足六十万两，俾作三个月之准备。

　　以上所请，第一项每月拨用黄金二十万两，约合美金一千万元，与 钧座面谕阎院长之范围，尚相符合，请赐核准。第二项所请，抵借银元一千六百万元，系为初期维持币信所关。并乞 核准，并迅令联勤总部代为分运广州、重庆两地，其三、四两项，亦请令饬联勤总部，迅为负责代运，俾资筹划，妥为运用。谨呈

　　总裁

　　职徐堪 谨呈六月二十七日

法国伟人拿破仑说过：“战争的要素有三，第一是金钱，第二是金钱，第三还是金钱。”这句话诚为拿破仑的由衷之言，足证打仗表面上是在拼军事上的实力，实则更是拼财政金融方面的实力。徐堪在这封致蒋介石的密电中，已经以大掌柜的身份清楚揭示国民政府的深重财政危机，他明知蒋介石不会理会他樽节军费开支的请求，但是，徐堪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提出他的请求──“拟请自六月份起，每月动支存金，以二十万两为限”。

　　然而，根据徐堪给蒋介石打的这份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截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的官方统计数字，国民政府那时仍拥有国库黄金三百八十二万九千一百七十四两，白银则有两千五百二十一万五千余两，银元（袁大头）尚余三百一十六万多元。而吴兴镛在《黄金档案：国民政府黄金运台——一九四九年》一书中指出，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从大陆抢运到台湾的国库黄金，总数量是三百五十万两左右。

　　这里所讲的“三百五十万两左右”的黄金，与徐堪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向蒋介石报告所提及的统计数字约有三十余万两的落差。合理的推论是，这短少的三十余万两黄金，应该是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为止，为支应大陆各个战场上的军需用掉的黄金。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库存金固然有三百八十二万余两，但并非全部都运到了台湾，除了一部分用于战费，还有一部分遗留在大陆，未及抢运。

　　五月二十九日，上海已经解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到台湾视察，这期间，俞鸿钧从香港发来一封密电：“面谕各节，遵已详洽攻芸兄照办。惟关于原拟运往广州之黄金十万两，职离台前曾与陈主席磋商，均认为钧座既指示在先，似不宜遽予变更，故只告以先将存穗之金银及美钞动用，不敷时可用存港之港币及英镑，俟有需要时，再陆续起运存厦之黄金等语。关于重庆区部分，攻芸兄遵照钧座指示，不必集中存储一处之原则，拟分存重庆三十万两、成都十万两、贵阳十万两、汉中十万两，似可照办。中农董事会在穗开会，职遵谕亲自出席主持。关于中央银行外汇部移港办公一节，正在积极洽商中。”从俞鸿钧密电可知，国共内战晚期，为了应付日益紧急的各地战事，支付战争军需的庞大开销，蒋介石把原本存于上海的国库黄金分散放置在全国几个区域，包括广州、重庆和台湾三个地方，而重庆区又分散存放于重庆、成都、贵阳和汉中四个地点。当然，台湾仍是国库金银最主要的存放地点。

　　除了黄金运送到台湾的总量问题，国共内战最后阶段黄金分散地点问题，有关国库黄金的用途和分配问题，也是值得吾人关注及探究的。

　　根据吴兴镛所著之《黄金档案：国民政府黄金运台——一九四九年》一书提及，大陆国库黄金被运离上海以后，用途主要为几个方面。第一批运到台湾的国库黄金，共约两百六十万两，“就存入台湾银行，因为中央银行那时还没有在台复业”，这批黄金主要用作新台币的准备金，以及稳定新台币之用途；一部分则用于军需。

　　而军事用途的黄金，到底支出的数量为多少呢？徐堪打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已经讲得非常明白，其一，徐堪建议，从一九四九年的六月份起，一个月份额的军费开支，以黄金二十万两为度。假使按照徐堪定下的这个动支标准，一九四九年国库黄金还留存了三百八十二万九千多两，到了一九四九年年底，国库黄金应支出了一百四十万两，国库的库存黄金尚节余两百四十余万两。

　　其次，徐堪这份呈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也明确讲出了中央银行曾在一九四九年间发行了一种“银元兑换券”的纸张货币。军费，就以军人薪饷来说，主要是以国库黄金作“质押”，每个月从国库搬出二十万两，去交换等值的银元，再拿这些银元，发放给前线军人。之所以如此，系一九四八年至四九年之交，国民政府原本发行之法币、金圆券，均因恶性通货膨胀，贬值到如同废纸，不论是币信、币值，都已处于无法继续流通的崩盘边缘，“银元兑换券”成为安定前线军心的定心丸。

　　一九四九年，河山变色，乾坤易主，兵荒马乱，骨肉离散之际，国民政府究竟从上海撤运了多少黄金到台湾，各方说法纷纭，值得吾人深入探究。

　　大陆解放前曾任海关总税务司的李度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一九四八年末，国民政府用海关缉私舰装运八十多吨黄金与一百二十多吨白银到台湾。

　　早年曾担任吴嵩庆机要秘书的詹特芳透露，国民党当局运到台湾的金钞数目为：美金八千万元，黄金九十二万四千两，银元三千万元。

　　代总统李宗仁秘书梁升俊表示，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时，国库尚存有黄金二百八十万两，美钞五千余万元，经合署的棉花纱布出售总值不下黄金一千五百万元，还有价值巨大的有价证券，合计约美金两亿余元。

　　吴兴镛在其著作中提及金钞运台总数时，则有更惊人的统计数字。吴兴镛表示：

　　如以黄金做单位，纯金运台约四百万两，另有约各相当二百万两金子的纯银及美金。其中做军费用的黄金在四九年内战时，由先父经手向大陆运去了约八十万两，但后来国民政府又从美国日本等地补回大约同等数量，再加中央银行以外的“其他公私银行及金融机构”的黄金，最后留在台湾的全部黄金，极可能超出监察院所提到的三百九十万两。

　　吴兴镛又说：

　　我在《传记文学》一九九六年九月号曾以不完整的资料估计，大陆运台黄金的总数量是三百五十万两左右，到今天，有了较多的数据（也不算完整），总量也还是与此数相当接近的（约四百万两，见自序及表一）。当然再加上七仟万美金（我父亲经手的），就又是两百万两黄金了（美金三十五一两是当时的官价）。当然全部外汇还不只此数。再加上第一次运台的白银一百廿吨及后来三千万块银元及一亿两纯银（我父亲经手的），银子总数是七千万美元，又是相当于二百万两，因此央行国库整个金银外汇总值是八百万两黄金，当然市两英两又有少数差别，即使以英两计，以今天六百三十元美金一两黄金价计算，时价在四十亿美金左右。

　　照吴兴镛先生的非官方统计，国民政府自大陆溃退之际，分批撤运去台的金钞数量，单以黄金而言，即为三百五十万两左右。吴兴镛主要应是根据其尊翁吴嵩庆的遗留资料，然而，根据官方数据显示，单以国库黄金而言，就高达三百八十二万两之巨，较诸吴兴镛之统计，尚多了三十万两。刘攻芸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亦即其辞卸了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后呈给蒋介石的一份秘密报告中，详细列出了当时国库金银及外币的库存统计数字。

　　刘攻芸的密电如是说：

　　敬呈者，谨将职交卸之日，库存金、银、银元、外汇、外币明细表，及金、银、外汇、外币折合美金总表，与胜利以来动用金、银、外汇数字，及综合表，共二套，又外汇及金银收付说明一份，恭呈 鉴核，谨呈 总裁蒋

　　职 刘攻芸 谨呈七月八日

刘攻芸报告附表：

　　外汇及金银收付说明（中央银行信纸）

　　外汇部分：在贝总裁任内，每月平均支出美金三三，三八八，○○○元；张总裁任内，每月平均支出美金一七，三八七，○○○元；俞总裁任内，每月平均支出美金四，七七四，○○○元；刘总裁任内，每月平均支出美金九，五○一，○○○元（上列各任平均数字，并未将历年原币垫款、暂托付款等支出之外汇，约美金一亿五千五百参拾余万元之数字包括在内，因此项未包括之外汇数字数据不全，未能按历任总裁时期划分，惟如予并计，则各任支出外汇平均数字均须各有增加。又因此项垫款及暂付款，多半系发生于贝总裁任内，故平均数字以贝总裁之数字增加较多）。

　　俞、刘两总裁任内，外汇支付之比较节省，实乃采用结汇证明书办法，以后出口结汇渐增，而进口所需外汇即以出口所得外汇挹注，故政府不必供给进口外汇。查贝张两总裁任内，商用外汇情形多属“纯支出”，即进口所需外汇，超过出口所得外汇。而俞、刘两总裁任内，商用外汇情形则多属“纯收入”，即出口所得外汇，超过进口所需外汇。至刘总裁任内，平均支付数，较俞总裁任内平均支付数增大，一因最后一二个月内，长江不守，输出停顿，外汇收入锐减；二因最后一个月间，金圆券各地不能适用，一切支付不得不以外币支付。

　　金银部分：黄金在贝总裁任内，执行抛售政策，共支出黄金三五三万余两；张总裁任内，收回黄金九四万两（内四○万两由美国运来，五○万两系购自敌伪产业，其余为美金公债收入）；俞总裁任内，值金圆券实施之初，收兑黄金约一八四万两，嗣以执行存兑政策，支出黄金五四万两；刘总裁任内施行抛售政策，支出黄金二七万两，另支出军粮薪饷折付黄金十九万余两（包括最近在厦门台湾拨交联勤总部之十八万两），同时购回黄金二四万两（内二○万两系向美国政府按每一盎司三十五万美元购补，其余在上海收购）。白银在俞总裁任内收兑七六八万两，刘总裁任内以白银交铸银元付出五二八万两（由上海中央造币厂铸造），拨付国防部白银七○万两（在港付）及向美国购回白银二仟万两，英国购回白银二四五万两均为鼓铸银元之用。

　　银元在俞总裁任内，收兑九八四万元，存兑付出二六三万元，另支出士兵抚恤经费三仟万元；刘总裁任内付出银元三五九六万元（均为军费支出，计在厦门支出二仟二百万元，广州支出约五百万元，香港支出一百七十万元，上海支出七百万元，上海支出数内部分系中央造币厂新铸银元，此项新铸银元直供至上海沦陷，仍有一部分抢运至台湾），又汉口库存银元四百万元，为军方挪抵未计在内。

　　各地金银及银元存数（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编）

　　

地名	黄金	白银	银元	银角
台北	2,935,805.145 SL		270,000
厦门	219,952,1OZ	21,608,004SL	41,676.75
广州	413,982.754SL		536,789.00
	44,893SL	612,466.41SL	807,185.00
纽约	345,293.853OZ	550,191.15OZ
…
总数	3,819,341.237	24,200,367.66	5,653,506.20

　　六月二十五日，徐堪兼任中央银行总裁七月底，他给蒋介石上了一份秘密报告，又详细列出那时国库金钞外币的实际支付情况。这份报告如是说：

　　谨呈者，窃职于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接任中央银行职务，兹谨将自到职以来，截至七月底止，中央银行垫军政款项，及外汇收支概况，分陈如次：

　　甲、垫付军政款项 查七月份内，财政部开发支付书，达六九四二万元，除一部分以税款收入抵支，一部分因拨款手续尚未办妥外，截至七月底止，本行实拨总额共为五五九七万元，其分类如下：（详附表一）

　　一、国防费  五○一七万元

　　二、交通事业费  三四四万元

　　三、各项行政费  二三六万元

　　合计 五五九七万元

　　乙、其他业务支出

　　一、收兑金圆券约计数  二○万元（尚未全部收回）

　　二、收回金圆券本票约计数  四○万元（尚未全部收回）

　　三、银元及银元券国内运输费约计数

　　七六万（空军代运部分运费尚未计算）

　　四、外币存款欠款折付银元券  四○万元

　　五、各级政府机关临时借垫款项 一○○万元

　　合计 二七六万元

　　丙、黄金银元支付及兑出数

　　前列甲乙两项各种支付款项，除一部分尚存本行待付外，其余大部分均以银元券支付，但军政款项，必须运往前线各地，或尚未开始兑现地点使用者，因银元券在当地未能大量流通行使，不得不以现银元支付，或以黄金折付，又银元券之兑现，在各地陆续开始办理，亦须兑出银元，其支付及兑出数额如左：

　　一、黄金 七月份内，共折付黄金一四八五九一市两，按照支付日黄金牌价陆续折算，共合银元一二四六万元。

　　二、银元 自七月四日，广州开始办理兑现，重庆、衡阳、桂林、贵阳、成都、兰州、福州、厦门、长沙等地陆续开兑，共计兑出银元一一一○万余元，兑入三○五万元，实际兑出八○五万元（详附表三）。又以银元直接支付军政各款，共一五七万元，两共九六二万元。

　　丁、外汇收支数额

　　一、自六月二十五日起，至七月底止，支付各种外币数额，共折合美金四三一万余元（详附表四），其主要用途如下。

　　（1）购银铸币，及国外运送金银各项支出，约合美金二○六万元。

　　（2）改币前以港币支付各机关经费，约合美金一三一万元（大部分系刘任内已核定拨付者）。

　　（3）拨汇政府机关及驻外经费约合美金四四万元。

　　（4）商用外汇（由指定银行提取存款及拨还代付款）约合美金四五万元。

　　（5）其他费用约合美金三万元。

　　二、外汇收入，自六月二十五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收入各项外币，折合美金共为四二四七六八．三一元，计分收入出口结汇、侨汇、门市收兑外币及资委会解交款项等四项（详附表五）。所有本行自六月二十五日起，至七月底止，支付各款，及外汇收支情形，谨检同附表呈祈

　　鉴察 谨呈

　　总裁

　　兼中央银行总裁 徐堪

徐堪这份密密麻麻的支付报告，只不过是他上任一个多月，国民政府党政军所有开销的一份大略列表，从这份列表可以略窥在国共内战最激烈的阶段，打仗花钱如流水的情况。仅以军费（徐堪说的“国防费”）而论，一个月多的时间里，竟然支出金额为五千万○一十七元银元，几乎占了一个月国民政府总支出的百分之九十。

　　值得注意的，这份密件呈给蒋介石的时候，国民政府原本发行的金圆券，已经完全无法在市面上流通，无异已完全破产，连废纸都不如了，所以，国民政府当局要支付各种款项，必须被迫使用三种方式，一是使用尚未全面流通的“银元券”，但正如这份密件所言，因为“银元券在当地未能大量流通行使”，所以，公家单位要支付各种费用，只好拿过去民国初年通行全国的“袁大头”──银元来支付，如果没有银元或者数目太过庞大，只好以黄金折付。尤须注意者，徐堪的电报中，亦称尚有“一部分尚存本行待付外”，换言之，还有若干应付账款，国民政府尚未支付，处于积欠状态，优先付出了包括国防费（五○一七万元）、交通事业费（三四四万元）、各项行政费（二三六万元），总计五五九七万元。

　　再从外汇的收支情形，可略知国共内战进入尾声时期，国民政府财务困窘之状况。一九四九年六月底至七月底一个多月时间内，光是支出的美金就多达四百三十一万余元，而收入的外汇却仅仅为四十二万余元，收支竟为一比十的悬殊比例，可见内战末期国民政府外汇捉襟见肘之窘状。

　　国共内战晚期，国民政府抢运到台湾的国库黄金，其总量究竟是多少？各种说法不一而足，如果单单以黄金而言，一份中央银行呈给蒋介石的内部报告显示，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到一九五○年二月十二日，国库黄金运送到台湾之后其总量和进出情形。这份以中央银行电报纸打字誊写的内部文件如下页：

　　中央银行 Cable Address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GOVERNBANK”

　　运台保管黄金收付及存余数量表（卅七年十二月四日至卅九年二月十二日止）

　　收入

　　（1）第一批由沪运台（卅七年十二月四日）　　2,004,459.506纯金市两

　　（2）第二批由沪运台（卅八年二月七日）　　554,394.896 〃

　　（第三批由沪运台（卅八年六月五日）　　192,029.743 〃

　　（4） 第一批由美运台（卅八年八月廿二日）　　99,537.254 〃

　　（5） 第二批由美运台（卅八年八月卅日）　　99,537.354 〃

　　（6） 尾差兑入　　11.526 〃

　　总计　　2,949,970.279纯金市两

　　付出

　　（A）驻台代表处经付由沪运台黄金（卅八年十二月廿日止）

　　（1）卅八年六月廿一日拨付台湾银行　　800,000.000纯金市两

　　（2）卅八年十月十五日拨付东南军政长官公署　　125,000.000 〃

　　（3）卅八年十月十五日运渝总行　　275,001.434 〃

　　（4）卅八年十一月廿四日拨付东南海航务委员

　　会经费抵押　　10,000.000 〃

　　（5）卅八年十一月卅日拨运定海分行　　30,05.714 〃

　　（6）卅八年十二月六日拨运成都分行　　49,975.527 〃

　　（7）卅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拨付东南海航务

　　委员会经费抵押　　10,000.000 〃

　　（8）卅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拨付国防部预算财务

　　署亥月军费　　66,900.000 〃

　　（9）冲付第263号箱缺少一小条　　.981 〃

　　中央银行　 　Cable Address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GOVERNBANK”

　　（B）驻台代表处经付由美运台黄金（卅八年十二月廿日止）

　　（1）卅八年八月廿九日拨付广州总行　　50,000.000纯金市两

　　（2）卅八年九月三日拨运广州总行　　50,031.143 〃

　　（3）卅八年十月十五日拨付空军总部（价售银元）　　66,260.163 〃

　　（4）卅八年九月九日拨付海军总部修舰费 5,747,126.000 〃

　　（5）卅八年九月十日拨付联勤总部运蓉　　20,000.000 〃

　　（6）卅九年九月十五日拨运总行　　7,000.828 〃

　　以上共计拨付　　黄金199,039.260 纯金市两

　　（C）总行迁台后经付（卅九年二月十二日止）

　　（1）卅八年十二月廿六日拨付国防部预算

　　财务署运海口　　22,222.000纯金市两

　　（2）卅八年十二月卅一日拨付台湾银行　　100,000.000 〃

　　（3）卅九年元月廿日拨付台湾银行借用　　126,000.000 〃

　　（4）卅九年元月廿日拨付国防部元月份军费一部分　　65,000.000 〃

　　（5）卅九年元月卅一日拨付国防部二月份一期军费　　47,894.567 〃

　　（6）卅九年元月卅一日拨付国防部元月份军费　　60,771.820 〃

　　（7）卅九年二月七日拨付国防部元月份军费　　13,516.554 〃

　　（8）卅九年二月七日拨付国防部二月份军费　　46,930.248 〃

　　（9）冲付运台黄金C字第三号及256号原箱

　　短少各一小块　　6.247 〃

　　以上共计拨付 黄金　　482,341.436纯金市两                                                                                 
　　 共付　　2,021,264.352 〃                                                                                 
存余　　928,705.927 〃

　　这份内部文件显示，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到一九四九年八月底为止，国民政府一共从大陆和美国两地运送了二百九十四万九千九百七十点二七九市两的纯金，这些原本应归属于上海中国银行国库的黄金，被分批运到台湾后，先后有八十万两、十万两、十二万六千两，总计有一百○二万六千两的纯金，被“拨付”给了台湾银行，据信主要是作为新台币发行之准备基金。这一百○二万六千两的纯金，都是从大陆抢运至台，或者是用在大陆时期拥有的外汇向美国购买运去台湾的。除了这一百○二万六千两黄金，全被用作台湾银行发行新台币准备之用以外，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还另外拨付了十二万五千两黄金给“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亦即台湾省政府的前身。所以，总计一共拨给台湾一百一十五万一千两纯金。

　　在战后那段最艰困的岁月中，这笔为数一百一十五万多两的黄金，成为台湾金融、财政从战火废墟及艰难困苦中复兴崛起的资本。

　　从前后几份密电及内部文件可以得知，在国共内战晚期，国民政府总共运送了二百九十余万两的国库黄金到台湾，这二百九十余万两黄金的数字，可以说是国库黄金抢运到台湾的官方数据。其中，刘攻芸任职中央银行总裁时，呈报给蒋介石的运台黄金数字是二百九十三万五千八百○五两多，而当国民党当局播迁到台湾以后统计运台黄金的数额，中央银行的官方数字是二百九十四万九千九百七十两多，两者的落差约为一万四千一百六十五两，但无论如何，二百九十四万余两应该就是从大陆运抵台湾的国库黄金。台湾就是靠着这笔来自祖国大陆的巨额资金，从二战之后的废墟逐步迈向富庶之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