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打拐莫离法治轨道

一池清水

  知名学者于建嵘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在兔年春节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不仅引来数十万网友关注和支持，网聚2000多张乞讨儿童照片，促成数名儿童获救，还得到了公安部打拐办负责人的支持，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准备提交“严厉打击和惩罚拐卖儿童”的议案，甚至建议成立专门民间打拐组织。    毋庸置疑，民间打拐的努力于官方打拐是一个十分有益的补充，能够帮助警方获得线索，及早侦破一些拐卖儿童的案件。但是，当下的民间打拐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存在侵犯公民权利的隐忧，不能不谨慎行事。
    其实，民间打拐力量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并未引起普遍的关注。比如，创办于2007年的“宝贝回家”寻子网站，过去几年一直在做着这方面的努力。但作为一个志愿者组织，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些失踪儿童父母贡献力量，面临着人财物方面的诸多困难，运转得并不顺利。
    这次以微博为平台的民间打拐行动，要想持续下去，恐怕也不能仅靠网友们暂时的热情，而应考虑一些具体和现实的问题，包括是否成立NGO组织、如何筹集资金、如何与类似团体甚至官方合作等。
    更加重要的是，尽管民间打拐的努力值得赞赏，但它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应当恪守法治精神。比如，拍摄并公布被拐卖儿童乞讨的照片问题不大，但人们是否有权拍摄非拐卖儿童乞讨的照片并将其放到网上？需要探讨的是，人们在拍摄儿童乞讨照片之前，往往难以知道该儿童是否系被拐卖——普通民众很难有调查和核实其真实身份的权利和能力。
    有人认为，既然一个儿童在公共场所乞讨，就不存在肖像权和隐私权问题，拍摄并公布照片完全可以。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公共场所的乞讨并未使一个儿童自动丧失肖像权和隐私权，这种行为与公共场所的其他行为并无根本区别。况且，非拐卖儿童的心理问题也应受到重视。不少乞讨儿童都有某种程度的残疾，将他们的照片公布到网上之后，可能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有人提出，完全禁止儿童乞讨，拍照等民间打拐行为就不会轻易违法了。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但其正当性和可行性都值得考虑。首先，完全禁止儿童乞讨的正当理由何在？从法律意义上讲，尽管乞讨并不是一项单独的权利，但它是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或）言论自由的派生物，是公民行使这两种自由的结果。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享有人身自由和（或）言论自由，就可以用言语和（或）行动做出乞讨行为。只要这种乞讨行为 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只要乞讨者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禁止乞讨的正当性就不存在。
    另一种声音主张，应当禁止儿童乞讨，因为儿童应受特别保护。毫无疑问，儿童不同于成年人，法律应对其进行一些特殊的保护。这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但对儿童的特殊保护是否意味着要禁止其乞讨呢？也就是说，对儿童的特殊保护是否意味着要限制其通过行使自己的人身自由和（或）言论自由行乞？禁止儿童乞讨有助于还是有害于对儿童的保护？试想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儿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丢失了钱包，无法联系家人，只好在路边乞讨请求帮助，其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吗？如果没有，其行为应受禁止吗？
    还有人说，尽管不应当完全禁止儿童乞讨，但应当禁止成年人携带儿童一起乞讨。这种思路同样行不 通。一是因为外人无法知晓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如，他们之间究竟是拐卖关系还是非拐卖关系，是亲属关系还是非亲属关系等；二是如果成年人和儿童单独乞讨都不受禁止，为何一起乞讨就成了禁止的对象？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法理上，都说不过去。再试想另一种情形：一家三口外出旅行，不幸遭遇窃贼，父母和儿童一起 乞讨回家路费。此种行为应被禁止？
    可见，希望通过禁止乞讨或者禁止儿童乞讨来实现打拐的目的，既不适当，也不可行，因为这种禁止性的立法无法考虑每一种情形，无法考虑那些具有正当性的例外。对于乞讨行为，倘若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禁止，则这样的法律不仅无法保护人们的权利，反而成为限 制甚至戕害人们权利和自由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合法且有效的打拐不是颁布禁乞令，而是考虑其他的措施和渠道。
    就拐卖儿童的现象而言，打击要害应在两头下功夫：一是从源头上减少儿童被拐卖的可能性，二是在末端遏制购买儿童的行为。对于前者，家长、学校等应当认真履行对儿童监护和看管的责任，失职者应受责罚；至于后者，有关部门应当长期关注和制止购买儿童的行为，失职者应受处分，而购买者亦应为此付出相应代价。
    无论如何，民间参与打拐的尝试都值得鼓励和赞扬，但打拐行为不能脱离法治轨道，不能侵犯公民（包括被拐卖者）的权利和自由，不能为了阻止一种恶而制造另一种恶。只有在法治的轨道上，民间打拐才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