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民生 杯酒故事

还是那片枫叶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３日电（记者黄歆 刘巍巍 牟旭）成立于１８９２年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是中国最早的葡萄酿酒企业，孙中山先生视之为“中国制造业之进步”，他还在１９１２年为张裕题写“品重醴泉”四字。如今已是百年，那些浓缩在杯酒中的故事却历久弥香。

    不负孙中山先生厚望，张裕如今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葡萄酒生产经营厂家，公司酒庄的产品作为国宴用酒在国际舞台上展现着中国制造的自信。而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土生土长”的本地酒经过岁月的涤荡，也凝为温暖的沉淀，构成民族的共同记忆。

    菊花开，饮黄酒。初秋新雨后，记者来到一个长江以南的小村。

    这是一个离长江入海口不到一百公里的宁静村落。一条十字小路将村里所有人家串了起来。尽管与大都市上海近在咫尺，这里依然保留着江南水乡的传统风俗，附近一些地方的富裕人家甚至还自酿黄酒－－江南最常见的一种酒。

    陶家老宅就在这个江苏常熟的小村子里。陶家原来的街坊大多搬去了政府为改善村民居住条件而建成的集中居住区。居住区里有和城市社区超市规模相当的商店，店里的烟酒柜台上摆的最多的是各式黄酒。便宜的有包装简易的袋装酒，贵一些的有沙洲优黄，这是全国知名品牌。

    已届而立之年的陶强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四、五岁时常提着空酒瓶子到村口杂货店去打１元钱的酒。那时小卖部里只卖一种瓮装的黄酒。店主揭开瓮盖，拿出一个带有长长把手的竹筒，探入瓮中将酒舀出来，酒香顿时盈满小卖部的狭小空间，久久不会散去。

    “听老人们讲，黄酒一直都是这里人的首选，经历上百年还是没变。”陶强说。

    刚刚过去的百年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从帝国到共和，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经学到科学，沧桑巨变后，酒依然存留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就像一本液体典籍，记录着过往岁月中曾经推动历史车轮走向现代世界的各种力量。小小的酒杯见证了大人物的沉浮，也映射了普通人的悲喜。

    华西村村民朱善达告诉记者，家中１０２岁的老奶奶曾提起，在２０世纪头些年里，当地农家为了省钱，自酿自饮米酒，并用米酒待客。那个年代，中国贫弱不堪，粮食本就短缺，不用说酒了。即使有，也多为各家自酿的。

    据朱家人回忆，当年酿米酒对江南农家来说是件热闹的盛事。人们先把自家种的糯米清洗干净，浸上一天一夜，第二天捞起来淘净，晾一段时间后放在蒸笼里蒸熟；接着把糯米饭倒进缸里，加上清水和药酒，用木棒搅匀。还要在米缸四周裹上厚厚的一层稻草，让米饭在里边发酵。一个多星期后，在米缸中再加一些清水，再过个四、五天，米酒就酿成了。

    辛亥革命后的三十多年间，中国社会饱受战乱折磨。在那个充斥着饥荒与动荡的年代，酒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奢侈品。

    现年１０１岁的四川宣汉县人唐怀吉曾先后在国共两党军队中服役。他回忆说，自己青少年时粮食总处于短缺状态，他和家里人一般都是靠喝很淡的米羹米汤过日，吃的菜一般也只有青菜和萝卜。那时喝的酒是农家自酿的高粱和玉米酒，只有在栽秧打谷和逢年过节时才能尝到，且十分有限，每次至多喝一、二两。

    “那时候生活非常艰难，我结婚的时候都没有摆喜酒。”唐怀吉说。

    这位老兵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喝没有品牌的瓶装酒。他说，那时的生活已经改善了许多，喝酒也不再是一件难事。吃饭时，只要儿子提议，父子俩总会畅饮一番。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和工业的迅速发展，很多农家逐渐放弃自酿酒，开始“打酒喝”。“那个时候，农民喝得起的是无锡老白干，７毛钱一斤，还有的酒３、４元钱一瓶；到了九十年代，大家开始喝１０元钱一瓶的洋河大曲。”朱善达说。

    也是从那时起，陶强父亲的酒杯里有了啤酒。“那时候，喝啤酒在农村还是新鲜事。村里人觉得啤酒没什么酒味儿，不算酒，喝着不过瘾。”陶强说。

    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农家餐桌上酒的种类更加丰富起来，不仅有了啤酒、白酒，很多人家办酒席还上了红酒甚至洋酒。传统的黄酒种类也更多，并被装进了漂亮的玻璃瓶里，酒席上不需要再像过去一样由茶水师傅来给客人们添酒了。（完）

盟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