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之四：中国金融外交的近与远

还是那片枫叶

新华社北京５月５日电述评：中国金融外交的近与远

新华社记者韩墨

“拖沓、错过目标期限如今已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常态，”４月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结束后，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这样感慨。

和过去两年一样，这次会议依然没有在落实ＩＭＦ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上取得实质进展。原因众所周知：拥有一票否决权的ＩＭＦ最大股东美国还没有正式点头。

当然，事情也不总是令人失望。３月末，包括巴西、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宣布，将筹建新的多边开发银行、设立外汇储备库并强化对非洲伙伴的支持。世界再次看到新兴国家的力量。

两则消息，或可折射出近几年中国金融外交的大环境：金融危机撼动了旧的经济秩序，但美国依然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力量；新兴国家谋求变革并有所突破，但距最终目标尚显遥远。不同国家集团围绕国际金融权利分配进行了多领域、多层面的复杂较量。

何谓金融外交？一国为保护和谋求金融利益，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展开的政治博弈、利益交换和对话协商。相较于英、美等老牌选手，中国一度只是金融舞台边缘的沉默者。然而，１９９７年泰铢溃败、２００３年起美国对人民币币值步步紧逼、２００８年金融风暴突袭不断刺激中国：必须有所作为维护国家金融命脉，必须下决心减少美元依赖，必须为长久发展谋求有利的国际金融框架。

近五年来，中国政府在双边、区域和全球三个层次，由近及远地展开金融外交，为中国外交拓展了新的维度。在双边领域，中国与韩国、澳大利亚、阿联酋等２０多个经济伙伴和关键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总额上万亿元人民币，旨在逐步减少美元使用，为人民币国际化布局。与此同时，陆续与美国、英国、日本等主要大国建立政府间财金对话机制，以沟通诉求，协调立场，减少误判。

区域性金融外交始于东亚。在中国倡议和推动下，中、日、韩和东盟建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东亚外汇储备库。中国最终成为与日本同等的最大出资方，并获得执行机构人事权，逐步主导东亚金融事务。中国还增资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等区域性开发机构，加大对亚非拉地区的金融援助。

在多边舞台，中国以二十国集团为核心运作平台，以金砖机制为次级协调机构，倡导国际货币格局多元化，加强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责任约束，并与其他新兴国家一同推进ＩＭＦ和世行的改革。林毅夫、朱民等相继进入世行和ＩＭＦ管理层，放大了中国声音。

正如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肯·米勒所说：“截至目前，中国都在以负责任的态度管控其金融资源，由此与全球主要金融管理机构建立起弥足珍贵的关系……中国的对外金融政策对其他国家是有益的。”

这种“有益”，首先来自于中国明确的定位。中国呼吁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使之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变化，但在实现路径上强调渐进修正而非剧烈颠覆。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中国并非闯进瓷器店的大象，而是国际金融领域一支建设性力量，其温和与务实有助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有序演化。

其次，与传统外交相比，中国金融外交更侧重周边和新兴国家，致力于提供“差异化公共产品”。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每年向发展中地区提供大量金融资源，且不像西方集团那样附加苛刻条件，以实意和实际行动促进地区发展。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金融改革方案关切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扩大了新兴市场国家合作行动的基础。

最后，中国金融外交强调“包容性收益”，认为新兴市场国家与既得利益集团并非必然对立。相反，中国与其他经济体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将从制度上消除世界经济失衡的基础，提升国际金融治理的效率和力度。中国在争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将创造和分享更多收益，发达国家同样从中受益。

米勒曾撰文提醒华盛顿的决策者：“鼓励中国为实现国际金融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完全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应欢迎北京参与国际金融事务。”

古巴哈瓦那大学经济学教授迪亚斯说，鉴于中国已从简单的资本吸收国成为金融资源供应国，其对外金融战略将在国际范畴“更具决定性”，同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遏制西方霸权的替代性选择”。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金融外交将在改善全球治理结构的同时促进自我的金融革新和经济转型，进而产生更多正面溢出效应，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完）

陌上人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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