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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当前正在建设国际交往中心,在开展城市外交方面拥有良好基础和优势资源。“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客观上要求北京加快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载体和支柱,同时也为北京开展对外国际合作提供有利契机和平台。服务国家战略,加大城市外交,充分利用数字化交往、友城合作以及人文交流等多种形式,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能够为“一带一路”倡议打通“最后一公里”发挥积极作用。
开展数字化交往。数字化交往是国际行为体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行为方式。受疫情影响,传统外事活动今年大量转入线上,视频峰会、在线外交等数字化交往形式获得更多青睐。北京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实力雄厚,可以在国际交往中加大数字化交往力度,展示北京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形象。建议开设北京共建“一带一路”社交媒体专门账号,强化信息互动和活跃度,加大即时数字化“微沟通”。设立北京“一带一路”数字化交往大使,疫情期间以线上交流形式对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通过政策协调协助项目平稳运行。利用大数据支撑决策体系,通过人工智能、数据挖掘、场景生成或冲突模拟等评估共建“一带一路”项目风险,提高预警预判能力,未雨绸缪。加强外事及公务人员数字技能培训,提升服务外事决策的水平和执行能力。
加强友城合作。友城合作是城市外交的主要形式。可继续将更多友城资源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倾斜,完善友城之间高层互访和联络机制,深化与友城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的互利合作。以助推共建“一带一路”为切入点建设“一带一路”友城数据库,从中央-地方财政、事权关系等方面摸清友城资源、潜力和对华立场,在此基础上制定并完善北京“一带一路”友城规划。在“北京国际友好城市市长会议”等现有机制中纳入共建“一带一路”议题,培育更多共识,推动务实合作。探索与友城共建“一带一路”学院,开展校际交流和联合科研,共同培养“一带一路”建设人才,积累人脉。重视友城青少年和民间团体,通过开展“北京日”“北京周”“北京之夜”等活动塑造北京和中国良好形象,奠定“一带一路”项目运作的民间根基和未来生力军基础。
推进人文交流。人文交流可以为企业跨国投资铺设民心相通之路。探索设立“一带一路”首都文化论坛、“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文化发展论坛等,将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首都或主要城市人文交流机制化,以文化政策对接支持企业走出去。利用北京丝路文化遗产较多的特点开展丝路人文交流,开展“丝路文化行”,创建网上博物馆、艺术长廊等新型传播载体,将北京打造成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连接枢纽。以北京高校共建的孔子学院为平台,在海外挂牌创建北京文化中心,以孔子学院为驻扎点常态化推进北京文化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引导外向型文化企业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际文化市场,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加大文化形象构建,为企业长远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依托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展“丝路体育外交”,在丰富的文体交流活动中讲好北京奥运故事,展现中华文化魅力。
强化国别区域研究。“一带一路”倡议近年引发国别区域研究热,但目前多集中在教学科研领域,尚未直接转化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有力智力支撑。着眼长远,结合北京市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情况,可加大国别区域研究力度,重点加强对“一带一路”项目驻在国的中央-地方关系、地方治理体系以及地方对外交往等情况的调研。注重发挥高校和高端智库作用,促进跨专业、跨学科、跨领域协同研究,加大复合型人才培养。从研究导向上注重现状研究和基础研究并重、应用研究和学理研究并举、大国与中小国家研究并行,以综合性视角梳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上的态度和做法,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前瞻性和苗头性的有价值的信息支持。
城市角色各异 重要性不可或缺
由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地区影响力等方面的差别,城市在周边外交中发挥的作用也呈现差异,按照其在周边外交中的角色,可以将城市划分为三类。
一是中心城市的龙头角色。区域内有较强经济实力和较大城市规模,且在综合功能上对周边地区有较强辐射力的城市,就是中心城市。它们往往是政府机构密集的省会城市、公司总部和金融机构聚集的经济中心,这些中心城市在区域治理中往往扮演着龙头角色,对周边地区起到带动作用,是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因此,有学者主张建立城市群,通过中心城市的一点带动周边一片区域的群体性增长。考察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外交和城市群的对外交往,是城市外交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边疆地区城市的行政等级普遍偏低,城市规模较小,城市之间的距离较远,导致城市网络松散,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目标的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规划引导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促进以拉萨为中心、以喀什为中心的城市圈发展”。今后,培育在一带一路中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节点城市,形成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城市群应是一个发展方向。
二是口岸城市的枢纽角色。在边境地区的人员、资本、物资、信息流动中,各种港口、车站、机场等口岸是交往的闸口,在实现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对接上扮演着枢纽角色,伴随沿边开放的进程,很多口岸都发展成为大小不一的城市,比如黑河、佳木斯、满洲里、二连浩特、霍尔果斯、喀什。这些口岸城市由于居于国门第一线,且行使关税自主权、进出境交通工具的检查权、出入境货物和人员的检查检验权等管理权,对于发挥毗邻国家资源要素的优势互补、促进各国经济共同增长和区域合作具有重要的作用。考察口岸城市之间的互动以及口岸城市对跨边界事务的管理,也是沿边城市外交的重要内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培育壮大陆路边境口岸城镇,完善边境贸易、金融服务、交通枢纽等功能,建设国际贸易物流节点和加工基地”。该规划还具体列出了38个重点建设的陆路边境口岸城镇,分别为面向东北亚的丹东、集安、临江、长白、和龙、图们、珲春、黑河、绥芬河、抚远、同江、东宁、满洲里、二连浩特、甘其毛都、策克;面向中亚西亚的喀什、霍尔果斯、伊宁、博乐、阿拉山口、塔城;面向东南亚的东兴、凭祥、宁明、龙州、大新、靖西、那坡、瑞丽、磨憨、畹町、河口;面向南亚的樟木、吉隆、亚东、普兰、日屋。
三是轴线城市的支点角色。除了中心城市和口岸城市之外,受自然环境、地理区位和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影响,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往往呈现为轴线发展的形态,在沿铁路、公路、航线、输油管道等基础设施轴线,社会经济资源也呈现为沿线发展的走廊。这类沿线崛起的一座座轴线城市,扮演着跨区流动的支点角色,对于推动国际贸易、旅游发展、国际物流、环境保护和人文交流等合作和实现区域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中巴经济走廊上的喀什—白沙瓦—瓜达尔港之间的合作、中蒙俄次区域的后贝加尔斯克—满洲里—齐齐哈尔—哈尔滨经济轴线上的合作等,在轴线发展带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城市外交的内陆模式
美国城市学者芒福德认为:“真正的城市规划必须是区域规划。”综观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采用指定区域规划的方式来鼓励落后地区的发展。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是内陆城市开展城市外交的重要依托。《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及了西安、成都、重庆、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八个内陆城市作为“一带一路”的“新高地”或“重要支撑”。在“一带一路”的整体发展布局中,内陆城市扮演着重要的“二传手”角色。内陆地区城市群是链接“一带一路”三大主力军和两大核心区的重要枢纽,负责将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最新开放成果和两大核心区的最新改革举措消化吸收,转化为带动周边内陆地区发展的强大动力。从西安和银川的城市外交实践来看,重视对接国家战略,挖掘本地资源优势,塑造城市自身特色,拓展国际交往空间是内陆城市外交的必由之路,也构成了城市外交内陆模式的基本内涵。
由于内陆地区情况的特殊性城市外交的内陆模式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是要牢牢立足发展目标,坚持因地制宜,防止盲目国际化。对内陆城市而言,发展还是第一位,不能照搬其他城市的发展模式,进行盲目的国际化。城市建设目标要切合实际,对绝大多数内地城市来说,因地制宜地发掘城市特色,走绿色发展与文化传承之路,让市民们过上舒适的生活,要比盲目追求国际化大都市更有意义。
二是要准确区分城市定位,避免重复建设,防止定位趋同化。内陆城市的国际化对政策依赖较大,因此区域内的城市发展目标接近、定位趋同、重复建设、各自为政的现象还较为突出,容易造成城市间的竞争而非联合,削弱城市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发展城市群就是城市之间的深度联合,是对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和分工是对城市资源的重新整合。稳步推进城市群的发展需加强顶层设计,正确分析城市间的差异和利益冲突,加强政府主体之间的协调合作。例如,兰州市与西安市已签署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发挥资源互补优势,建立常态交流机制,在多个领域加强合作,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三是要特别重视人才储备,减少人才流失,推进人才国际化。目前,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是我国内陆城市尖端人才的断代性匮乏“应对激烈国际竞争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奇缺的严峻现实,已成为城市实施国际化战略的瓶颈问题”。因此,要创新人才培养、储备和引进的配套机制,吸纳和留住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惯例、善于进行国际交流、能够进行国际合作的高素质人才。这方面,宁夏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特意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可以说“在尊重和善用人才方面开了个好头”。
总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内陆城市在对外交往方面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只要充分挖掘自身特色和优势,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借助国家外交资源出海,将国家对外战略与城市自身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并通过制度创新来巩固此种发展成果,中国内陆城市外交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沿海沿边城市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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