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下令处决朱德妻子？

大别山人

来源：解放军生活杂志

      贺治华，原名贺稚番、贺兴华、何芝华、郝稚华等，四川开江县女子中学教员。她性格开朗，举止大方，模样更是百里挑一，堪称“开江之最”。

　　1922年，因时局的变化，朱德离开云南。为了追求革命真理，他决定远赴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留学。贺治华在上海认识了朱德，她便追随朱德去了德国。朱德在此拜访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和张申府，并经他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有人还特意查阅了前苏共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在档案（全宗号530，目录号2，卷宗号1）里，记载有1925年9月4日中共旅莫支部的一次会议记录，内容是决定西欧同志的去留问题，其中留在东方大学读书的，第一人便是霍家新，第15人是“贺治华”。此外，中共的早期档案中，也有一份1927年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名单，其中邓颖超是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杨之华、李文宜、贺治华、周秀珠是妇委委员。这都说明了当年“贺治华”的身份。

　　1922年冬，36岁的朱德和19岁的贺治华再结良缘，1923年5月，贺治华和朱德转往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当时哥廷根还是很小的城市，只有4万人，有40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10多个。朱德夫妇住在文德路88号。当时朱德还常去柏林会见同志。11月，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共产党，至1925年朱德转赴苏联学习军事，同行者中也有贺治华。当时与朱德在德国旅居的中国同志，还有徐冰、李大章、刘鼎（阚尊民）、欧阳钦以及章伯钧、高语罕、郑太朴、谢唯进等。张申府与美国女学者舒衡哲谈话中提及那张着名的8人合影，张申府介绍说：“最右边坐相有点不自然的是朱德，蓄平头，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服。面对朱的是一位漂亮的少妇陈玉珍，（是）朱当时的妻子。”（《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张申府误把贺治华当成陈玉珍（贞）了，因为陈玉珍根本没有出过国。（这个错误或许是舒衡哲的误写）至于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朱德加入中共后与部分留德人员在哥廷根的合影照：最左边那位戴眼镜的是29岁的张申府；最右边的是表情拘束的朱德；面对朱德的，正是那位漂亮的少妇，也即当时朱德的妻子贺治华；站在朱德身后的是孙炳文；后排正中，那位双手抱起、面呈怡然笑容的则是章伯钧。当时这些人都要参加每周三举行的党小组会。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的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

　　1925年7月，朱德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3天后获释放，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经波罗的海前往苏联。此时贺治华已经身怀六甲，朱德便把她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农庄，自己则于9月下旬按照中共旅俄支部的安排参加实际工作训练班学习。1926年4月18日，贺治华生下了女儿朱敏。四十岁得了一个千金，朱德说不出的高兴，亲自为女儿起名“四旬”。贺治华不仅嫌弃女儿的名字土气，甚至也嫌弃朱德性格老实、不懂浪漫。还在德国的时候，她就对朱德日渐冷漠。女儿的出生，也未能使她对朱德的态度变得温和。她便给女儿另起了一个洋气的名字“菲菲”。

　　朱敏后来在回忆文章中略微提及其母，如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朱敏写道：“……这之前，爹爹和母亲贺治华刚刚相识，母亲也将随同到德国留学”，至于自己的身世，她又说：“……1927年夏天，她（贺治华之母）让我姨妈从成都万里迢迢赶到苏联边境，从我母亲手中接过不到一岁正在患病的我”，“小时候听外婆告诉我，1926年4月我在莫斯科出生的时候，爹爹这年正好40岁”。此外，就几乎没什么进一步的描述了。

　　1926年5月，党中央决定调朱德回国去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考虑到国内环境恶劣，朱德只好让妻子贺治华和女儿朱敏暂居苏联。事实上，贺治华喜欢的是朱德的地位和物质财富，并不愿意跟着他回国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朱德给贺治华留下了充足的生活费，还买齐了她们母女必须的生活用品。离别在即，这个硬汉难过得流下泪来，把女儿抱在怀里亲了又亲。他对贺治华说，日后稍微稳定一点，就接你们回国团聚。

　　朱德回国后没多久，贺治华就让她妹妹把四旬接回了成都，改名贺飞飞。此后，贺治华移情别恋，她和从法国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的革命青年霍家新搞到一起了。1926年底，贺治华背叛朱德，便并和霍家新结婚。

　　对于贺治华，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的《往事如烟》一书中说：“贺治华生得的确妖娆，柳眉杏眼，怒中带笑，愁中见喜，见了高级负责者，热得像团火。”

　1928初，组织上安排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回国，在上海新闸路机关工作，霍家新担任是罗亦农的秘书，住的是一间大洋房。当年4月初，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长江局书记、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把和邓小平等人接头的地点安排在那里。罗亦农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着名领导人之一，国民党必欲除之而后快，悬赏3000美金捉拿。

　　霍家新是罗亦农的秘书，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回到国内，除了对革命悲观失望和贪生怕死，还迷恋大上海奢靡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常出入酒楼舞厅，每月二十多元的生活费，根本不够开支。又不遵守党内秘密工作纪律，经常外出深夜才归，多次受罗亦农的严肃批评，因而怀恨在心。自己又掌握大量党内机密，以为奇货可居，遂与租界当局静安寺的巡捕房接洽，向一位帮办交涉，要求用他们手中掌握的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换取出国所需的美元和护照，以便远走高飞过起享乐的生活，租界当局当即答应，贺治华和霍家新便先报告了罗亦农的地址。

　　1928年4月15日上午，罗亦农和邓小平来到设在戈登路中福里的中央机关处工作，工作完后，邓小平按地下工作规定先离开，从后门走出到弄堂口时，习惯地看了一眼街边的修鞋摊，这是中央特科（相当于后来的中央警卫团）设的警戒哨，只见那修鞋匠作了一个不易察觉的手势，邓小平知道出事了，他只好匆匆加快步伐消失在人流中，前后相差一分钟，4月15日上午，罗亦农被捕了。

　　邓小平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当日周恩来立即召集特科的陈赓等人开会，通报了这不幸情况。听完周恩来介绍的情况，陈赓等人立即断定，贺治华和霍家新是叛徒。周恩来说，“当初我也曾做过这种判断，但是同志们，请你们负责任地想一想，这件事关系到霍家新和贺治华两人的政治生命呵！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会上，周恩来指示陈赓：一、通过内线查明真相。二、立即将霍家新、贺治华转移到安全地方，并严加监视，但不要惊动他们。
　　关于罗亦农一案，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李维汉（即罗迈，时为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巡视员）曾有详细回忆，他说：“他（罗亦农）的被捕主要是贺治华出卖的。贺治华夫妇原来在瞿秋白那儿住机关，瞿秋白住在楼上，他们住在楼下，伪装成二房东，晚上两人总是吵得很厉害，这样就把他们调到新闸路看机关了。新闸路机关弄堂外面就有巡捕，后来查清楚，贺治华早就和巡捕房联系，预先作了布置，当时听说贺治华出卖罗亦农的代价是3000元美金，和送他们出国。罗亦农去后，贺治华就以打开水为名，叫她丈夫霍家新报告了巡捕，巡捕就打电话给巡捕房，说罗亦农来了。霍家新回来后就躲了起来，贺治华在楼上。后来来了两个懂德文的巡捕，贺治华在德国住过，懂德文，就用德文和他们打招呼说话。巡捕当场捕走了罗亦农。贺治华、霍家新没有被捕走，抽屉中党的文件也没有被抄走。后来特科的同志到他们那儿去，贺治华说，来的巡捕懂德文，我骗他们说，我们是搞翻译的，那些材料是我们的译稿，用来卖钱的，德国人不懂中文，我就这样把他们敷衍过去了，所以没有被捕。其实，当时我们已经通过内线知道是她告的密，但装作不知道。以后，周恩来和小平同志作出决定，要把他们干掉。在秘书处楼上我和特科同志接了头，作了布置。为了使贺治华、霍家新相信我们对他们没有怀疑。然后派人告诉他们，新闸路不能住了，要他们先搬个地方，搬到南京路去暂住。南京路上有许多大铺子，有的底下两个大铺面中间还有个小号子，楼梯上去，上面是相通的，有几个后门。我们就给他们找了这么个地方，一个小楼梯上去，上面是个客栈。我约他们在那儿见面。去之前特科作了布置，在楼上派了人，街上也派了人，万一有事，可以掩护我从后面跑掉。

      我到那儿，他们已经住下了，住的地方很阔气，有个大客厅。见面后我说了些应付的话，说你们受惊了，还是要躲一下，另外找个房子住，要他们在搬家后把地址告诉某某同志，还给了他们一些钱。因为我是亲自去的，他们就相信组织上没有怀疑他们，所以搬家后就把地址通知了某某同志，而这个人就是特科的人。罗亦农被捕后，我们曾布置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抢救，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不久不久即被杨虎枪杀于上海龙华。

　　罗亦农牺牲后，周恩来要求尽快查清霍家新和贺治华是否是出卖罗亦农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