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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０日电题：特稿：在硝烟中见证历史——新华社战地记者素描
新华社记者王秀琼
回到８０００多公里外的中国北京，摄影记者才扬觉得班加西的枪炮声好像只在梦里出现过。
“和平真好。”他说。北京的街头热闹喧嚣，但在他眼里有一种可贵的平静。
作为新华社派往利比亚的数批记者之一，才扬今年春夏四次前往那个硝烟弥漫的北非国家，前后共逗留了２个月。
从利比亚、伊拉克到阿富汗、加沙，全球各个战乱和冲突地区都有和才扬一样活跃的新华社记者。
１９９３年在索马里战地采访时腿部受重伤的刘江，１９９７年在柬埔寨骚乱时腹部被手榴弹片击中的朱昌都，１９９９年在科索沃战争中牺牲的邵云环……数代“战地新华人”用无怨无悔的付出，甚至鲜血和生命，记录了硝烟中的历史。
与西方媒体相比，新华社战地记者在物质报酬和工作条件上并无优势。
在利比亚，许多在前线采访的外媒记者都配有保镖，让才扬很是羡慕。但他从未拒绝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拍照。
“又不是冲着钱去的，”他说，“只要在那里就要对得起自己的工作。”
８０年过去了，新华社的发展目标是通过战略转型，构建国际一流的现代全媒体机构。被称为“战争之外的战争，战争之上的战争”的战地报道，则是新华社综合竞争力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新闻界，新华社战地记者是一个备受瞩目的群体。其中，有奔赴当今热点冲突地区的驻外记者，如以《我从战场归来》一书为年轻新闻工作者熟知的摄影记者唐师曾，更有和军队一起饱经战火的老一辈战地记者，如报道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还击战等各大战役的新华社记者阎吾。
阎吾以参加战斗最多、采写战地新闻最多、在第一线组织战役性报道最多，创造了中国军事新闻史上的三个“之最”。他采写的《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情景》、《战后谅山》等著名“情景新闻”杰作，用精炼生动的笔触将战场前沿生动地“搬”到读者面前，至今仍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
在世界范围内，新华社战地记者的报道成果和专业精神也日益被媒体同行认可。２００３年，新华社伊拉克籍报道员贾迈勒第一个发出伊拉克战争打响的消息，领先全球其他各大媒体。路透社、法新社等媒体评价道，新华社在开战后２０分钟即播发了１６条快讯，时效快得“超乎想象”，且内容客观准确。
新华社是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通讯社，战地报道在它的历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１９３１年，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首次播发新闻，用的就是红军在一次反“围剿”战斗中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电台。
据不完全统计，新华社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有１１０余人，解放战争时期２７人。
既是报道员，又是战斗员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躲飞机呢！飞机来轰炸司令部了，我还待在里面，政治部主任一看，赶紧把我拉到外面的战壕里。”９０岁的沈定一回忆起解放战争时期第一次前往战地报道的经历时说。
沈定一２４岁进入新华社，后在山东野战军前线分社担任记者。那是新华社第一个属于部队建制的野战军分社。
沈定一清楚记得，１９４８年七八月在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行军，由于盐分蒸发太多，连流的汗都成了淡的。
和战士们一样，他行军途中通常睡在农民家里，或者旅馆的餐桌上。吃的大多是高粱米，打一次胜仗可以吃一次大米饭——米是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来的。没有电，蜡烛也是奢侈品，他就在老百姓家里用菜油点灯写稿。新华社费尽力气给记者们配备的相机，大部分也靠从国民党部队缴获。
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是在山东，沈定一和几个人住在一个庄子里，敌机就在距他们几十米的地方扔炸弹。一个副参谋长不幸牺牲。
但沈定一并不觉得苦，也不觉得危险。“我们好多支社记者更苦，跟着部队一起冲锋，亲眼目睹战斗，有的还参与打仗。”
据他回忆，解放战争三年多时间里，他所在的军１００多名记者没有一个人下火线，只有一个女记者因生病才退下来。
“当时我们能坚持都是靠理想、靠信念，要打倒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好多记者是放弃城里更好的生活来部队的。”他说。
在记录他解放战争生涯的战地日记里，沈定一写有很多这样硝烟味很浓的文字：“雷声和炮声齐鸣，机枪声响如疾风。洛阳包围于一片火光之中。”在他的笔下，既有意志消沉的国民党高级战俘，也有不计报酬为解放军送粮、腾房间、纳鞋底、运伤兵的群众。
“那么好的老百姓，真是为他死也行啊！”他说。
对参与抗美援朝战争报道的张结来说，保卫祖国是他的动力。新华社先后派出了５０多名记者前往朝鲜战场，报道这场新中国首次在海外参与的战争。
在上甘岭，张结就在指挥所的坑道里工作。敌军在坑道顶上轰炸，他在坑道里边写稿。一次炮弹的弹片从坑道口飞进来，所幸没有碰到一旁的张结，只击中了墙壁。他说，“碰到就完了”。
与解放战争时期相比，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装备和后勤有了一些改善。在前方坑道里的战士有压缩饼干和鸡蛋粉，在后方还有肉包子和鸡蛋汤——前提是没有被敌军的轰炸破坏。
为了去前方坑道采访，张结要冒着被敌军发现的危险从团部走到坑道，由于只有夜里走路才安全，一二十里地要走两天。他还记得爬进上甘岭５３７.７高地的坑道时，一路看到遍陈的美军尸体。
“当时危险的状况多了，但我不觉得危险，没碰到就没碰到，碰到躲过去就躲过去了。”他脸上带着毫不在乎的微笑说，“我也没想过回国，因为我的责任就是要把战斗情况介绍出去。”
在朝鲜战场上的２年多里，张结被志愿军战士奋不顾身保家卫国的精神深深感染。他说，像黄继光那样的战斗英雄不止一个。
他至今记得志愿军的运输队员往上甘岭的坑道运送弹药和粮食的场景。运输员们一人背一袋水、苹果或者粮食，前后拉开距离在山沟里走，遭到敌人的炮火封锁，整条山沟里都是烟火，等烟火稍微散去，运输员们又跳起来继续往前，而有些人就没能再站起来。
“我们朝鲜战争报道的作用是鼓舞了国内人民。那时美国比我们先进多少年啊，但打仗结果还是不一样，总是能想出对付先进武器的办法。”他说。
据统计，新华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有７人。
在战地发出中国的声音
中国今天已不再被战争所苦。但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想了解国际局势，在国际事务中发出中国的声音。对海外战乱和冲突的报道是今天新华社新闻产品的重要部分，也吸引了新华社的大力投入。
与饱经战事的老一辈相比，今天的新华社战地记者都在和平年代长大。当李骥志第一次在伊拉克巴格达采访爆炸现场时，汽车残骸里被烧焦的遇难者遗体让他毛骨悚然，“连腿都软了。”
“我的脑子当时已经木了，一片空白：眼前这就是我生活的世界吗？”李骥志回忆说。
反应过来后，李骥志赶紧跟分社打电话口述了现场情况。那一次新华社的报道在世界各大媒体中是最快的。
李骥志于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的２００３年７月至２００５年５月任新华社驻巴格达记者。很快，他已经习惯了早晨在武装分子的炮击声中醒来，用他的话说，“都不用闹钟”。
萨达姆被抓的那天夜晚，李骥志和他的同事黄敬文在采访萨达姆支持者时遇上警方和武装分子枪战，他与同事走散后在双方交火中被困数小时，“子弹在头顶上的夜空中来回飞，像烟花一样”，而他身边没有通讯工具，也没有当地翻译。数小时后，他被一个出租车司机送回分社，见到了被警察搭救的同事。
“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生死重逢，基本上快哭了吧。”李骥志说。
包括巴格达分社在内，新华社目前在全球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分社。在战乱和危险地区，记者也拥有现代化的办公室和住所，采访有头盔和防弹背心，笔记本电脑、相机、摄像机、海事卫星等设备也日益齐全。
然而，危险仍然存在。新华社驻巴格达、加沙和阿富汗喀布尔的分社办公室都在爆炸或袭击中受过不同程度的损伤。
“害怕一点用都没有，那为什么要害怕呢？……活着的时候过好每一天。”李骥志说，“让我申请回国，我做不到，那样做会给我带来挫败感。”
当地雇员也是新华社战地记者的重要一员。李骥志回忆说，巴格达分社一个雇员曾在美军围城费卢杰的时候，冒着被清洗的危险在城里坚持了好几天，给新华社发回报道，后来是匍匐着逃出来的。不幸的是，这个雇员一家后来都被基地组织所杀。
洪漫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她曾在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８年任新华社驻加沙分社首席记者。在她眼里，平民的故事感受和对和平的渴望比抓人眼球的战斗场面更值得她关注。
她最难忘的采访经历之一，是看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妇女在街头手拉着手，抗议暴力呼吁和平。另一次是采访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穴居人”，他们在洞穴上建屋，过着极其简陋的生活，以防止他们的土地落到以色列定居者手里。
当冲突爆发时，洪漫还是会冲在前面。为了同时抢图片新闻，她总要背着沉重的相机和镜头爬高下低，两年任期里，她瘦了２０斤。当地的阿拉伯籍记者常和她开玩笑，说她的优势就是“跑得快”。
“我平常根本不穿防弹背心，”洪漫说，“阿拉伯人本来就人高马大，我个子小还穿着那么重的防弹背心，就更加抢不过他们了。”
在她看来，新华社即使在最艰苦的冲突地区都有记者，本身就显示了新华社和中国的影响力。
“现在生活好了，中国人对世界有了更多了解的渴望，很多人，包括在我老家很偏僻的地方，都很关注外面的事情。”她说，“但仅仅从西方媒体的观点报道世界，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不够的。”
在加沙，大部分外媒都是由当地雇员跑现场采访，当地记者对总在现场出现的洪漫既关注又钦佩，还送给她一个昵称——“ｍａｄｅｉｎ Ｃｈｉｎａ。”
李骥志对自己的身份同样感到骄傲：“我们在很长时间都是唯一在伊拉克用中文报道的媒体，是那段历史唯一的中文见证者。所以我们要对历史负责，既是记录历史，也在创造历史。”
在伊拉克，中国记者的身份甚至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由于中国政府反对战争的立场，中国记者得以避免成为伊拉克武装分子的袭击目标。
“我们的背心后面有阿文的‘中国记者’的字样。”李骥志说，“有韩国人还想跟我们买这个背心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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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0 08: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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