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江苏：“海外媒体负责人江苏行”琐记和感悟

还是那片枫叶

魅力江苏：“海外媒体负责人江苏行”琐记和感悟

夏云龙

作为诞生不到一年的《华发网》负责人，被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推荐，参加今年9月在重庆举办的“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已经非常荣幸。能参加会后的江苏省考察，更是机遇的垂爱。

因为收到论坛组委会的邀请比较晚，报名参加论坛的时候，除了东道主重庆线路，所有其它考察线路都已经满额报名。所以，我买好了多伦多途经北京到重庆的来回机票，原计划在重庆考察完后，从重庆飞北京，再飞回多伦多。

幸运的是，在第一天晚上的重庆市政府的招待晚宴上，我刚好坐在了江苏省侨办文宣处副处长朱荣玲女士的旁边，和江苏省侨办杨大志先生同在一桌。相互认识的时候，我特意表达了本来想去江苏省考察的愿望，和因为报名晚了而没有被选上的遗憾。
第二天白天会议结束后刚回到房间，就接到朱女士的电话，告诉我有名额可以去江苏考察的好消息。喜出望外之后，我又犯起犹豫来：一则改动机票的行程比较麻烦，二来是中午开会休息的间隙还登记了重庆当地的考察线路选择，要取消重庆当地的考察会不会造成东道主的不快？所以，思虑再三，还是非常遗憾地发短信婉言谢绝了去江苏考察的机会。

第三天上午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会务组在上午会议结束时宣布重庆考察线路的先期登记无效，需要重新登记，这下把我高兴坏了。在去掉了为难东道主这个顾虑之后，剩下的就是自己改动行程的麻烦了，完全可以自控，我就厚着脸皮发短信给朱女士，询问还能不能去江苏考察。说实话，离第四天早晨预设的江苏行程安排只剩下小半天的时间，我心里根本没有谱，这可是相当于没有买好机票，直接拿着行李去机场试运气一样冒失。

没想到，朱女士满口答应没有问题，并让我把护照资料发到她的同事杨大志的手机上，剩下的麻烦就全部交给精明能干的杨大志来打理了。

通过这一件小事，就让我对江苏省侨办的办事效率和热诚感触良多。在加拿大生活的华人都有不少被政府工作人员的公事公办和刻板气恼过的经历，没有任何变通和灵活的地方，还是国内的亲民办事路线和手法富有人情味，也让儒学文化熏陶出的我倍感温馨。

后面的事就是让我终生难忘的江苏省考察经历，短短的五天江苏行，考察了南京、常州和无锡三座城市里的有特色的高新产业发展区和文化产业园区。虽然走马观花，还令人目不暇接，但是我和其他海外媒体同仁一样，被江苏的魅力深深地吸引和触动。从江苏省的高速发展和欣欣向荣的景象中，能折射出神州大地的活力与灿烂的未来。作为海外游子的我，内心为祖国的繁荣由衷地高兴，并衷心地期望祖国保持社会和谐安定，按照中央制定的正确发展策略，继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早日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与腾飞。

江苏行的感触很多，具体的体会将分考察城市和参观项目分别另文进行介绍，这里只是泛泛地交流一下整体的感悟与思索：

苏南发展模式依然美丽

江苏南部地区通过发展土生土长的乡镇企业来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发展道路被誉为苏南发展模式，这对于曾经从事农业生态学研究的我来说，出国前已不陌生。有别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城市化发展道路，后者通过建立外资企业来吸收大量农业人口进厂务工而促进了农村的城市化发展。珠三角的发展是外部带动的，苏南发展模式则是内部动力的涌动，虽然起点比较低，也有早期资源利用效率低和环境污染比较高的副作用，但是自发的内在增长和发展应该更加具有生命力。通过政府的合理引导与高新技术的引入及扶持，苏南发展模式的这种内在增长动力的能量应该是无法估量的。

完全市场化的经济发展和管理模式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来说是经济成本最低的运行方式，但绝对不是发展最快和最好的方式。不少考察过苏南发展模式的学者，过分强调当地政府的参与及干预的负面作用，以及企业从事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带来的企业负担，没有看到政府参与时的资源优化与效率放大作用，和政府的宏观指导与引导作用，特别是没有看到政府的扶持作用的巨大优越性。企业对所在社区进行的小开支服务是现代企业文化塑造和提振职工企业归属感与荣誉感，从而提高劳动自觉性与生产率的有效方式，其企业广告宣传效果也是最佳的。

这次有机会亲自来到苏南发展模式的发源地进行实地考察，耳闻目见新苏南的变化，到处是超现代的产业发展布局；以及花园般的城乡发展规划；地方政府官员对现代高新产业的大力扶持及前瞻；政府资源的优化与配置；都是对苏南发展模式新生命力的最好说明。不见了早期苏南发展模式对环境的剥削，相信新苏南模式将以崭新的面貌继续引领中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农村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经济发展的效率与民主政治高消耗之间的矛盾

笔者在位于非洲的一个国际发展机构工作十多年，考察过很多发展中国家过早引进西方民主政治的国家管理模式后的结果和优缺点。民主体制本身是一个能激发全社会成员共同管理国家的潜能的一种高级模式，它要求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成熟，社会财富相当丰富，社会管理和国家建设处于相对优化的动态平衡之中，国家领导人的更迭，不会对社会管理系统造成大的破坏。同时，社会对选举期间的“无政府”状态有相当大的承受力，对选举结果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有很好的接受力。并且，社会财富的丰盈足足可以轻松消化选举的庞大开支。

纵观很多发展中国家提前采用民主政治后的结果，由于选举过程中候选人花费了大量的有限财富，当选后，如何回收成本往往成为政治家的重要目标。没有当选的政治家，由于失去捞回成本的机会，往往不轻易认输。肯尼亚上次大选后反对党迟迟不承认选举结果，并引发种族之间的大规模屠杀，最后在外力的干预下新增总理的职位接纳反对党进入政府，导致政府庞大、政府效率低下和成本高的不良结果；科特迪瓦前总统拒绝交权下台，当选总统不得不依靠外力来武装推翻前总统，造成国破家亡的结果。其它很多在外力维持下“顺利”进行总统选举的非洲国家，选举也沦为一种交易和形式，购买选票和舞弊现象普遍，空空消耗了非常有限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得不偿失，腐败和社会动荡加剧，完全印证了中国古训“拔苗助长”的结论。

印度和菲律宾等进行了几十年民主选举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将有限的国家资源和精力消耗在无谓的政治选举游戏和平时的相互折腾之中，经济发展基本上停滞不前，社会腐败和动荡依旧，或者更甚。印度近代的快速发展，也是在中国高速发展的压力下，印度朝野被迫“众志成城”，放弃民主折腾、大力发展经济的结果。

中国的执政党采取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的方式，巧妙地吸收了部分民主政治的优势，又通过稳定的执政环境，保证国家发展的长期目标被连续地和循序渐进地执行。这种低成本、高效率和目标明确的中国式发展道路，在当今满目疮痍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中，依然一枝独秀，充分说明中国目前的国家管理模式最适合中国的发展。

腐败、经济管理体制与民主监督

在海外耳闻最多的是中国的腐败现象，也是令海外爱国华人最揪心的大事。很多人比较了中国的国家管理模式和西方民主管理模式的差别后，得出民主政治是减少中国社会腐败的良药的表面结论。这其实是对社会腐败成因的误解。

造成西方社会和公务员队伍比较清廉的其实不是民主政治本身，也不是法律的威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谚语说明人的贪性可以忽视一切风险。中国的法律相比西方也已经比较健全了，所以，造成中国贪污腐化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经济运行体制不透明，它和人类的贪性交合，就直接导致中国社会腐败犯法的机会比较高。

简单地解释，美国和加拿大全社会的主要经济活动都是被电脑管理的，几乎没有大的系统外现钞交易，所以政府的监控部门能监督一切重要经济活动，发生贪污腐败的几率就大大降低。民主和公民监督并不能杜绝腐败，因为很多大的经济活动都不是在大众眼皮底下发生的，大众根本无法监督。西方的毒品交易普遍采用现钞交易，就是为了逃避政府的监管。

中国要减少和杜绝经济领域中的腐败现象，最有效的办法是国家限制社会的现钞流量（比如超过100元人民币必须用银行转账或者信用卡支付，用现金支付须多交10% ~ 50%的反腐特别税），强制使用信用卡等由计算机管理的电子货币来支付后，社会的现金流量透明化，个人的灰色收入慢慢绝迹，小金库不复存在，没有灰色收入和大的现金交易，中国社会经济环境自然会和北美国家一样干净，中国男人也会和生活在北美的中国男人一样老老实实。

中国地方干部的发展观与为国为民的使命感

笔者在国际发展领域工作期间访问过超过50个发展中国家，参加完2000年首届中非论坛北京部长级会议后，和众多非洲高级官员打过交道。非洲官员谈论最多的，不是国家的发展大计，而是如何得到外部的援助。因为很多援助是政府官员赖以生存和致富的资源，所以，盼望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是这些官员的普遍心态，反而风调雨顺的年景是官员最纠结的。在非洲国家中，不少政府的发展政策还特意破坏当地的民族工业，以便可以进口民众需要的商品，国家从中可以收取高额的进口关税，腐败的官员也可以从进口商那里得到好处（比如肯尼亚的食糖产业）。

这次的江苏行，所到之处，政府官员都在极力“推销”自己的城市和城市的未来发展规划，如何将自己的城市建设得更好成为我们所到之处的同一主题。各地官员的业务管理水平之高，也令受过博士教育和在国际发展机构打拼了十几年的我暗暗佩服。在众多的敬业官员面前，我看到了中国高速发展和日新月异背后的核动力，作为牵挂祖国发展的海外华人，这次的江苏行考察让我收获了见识，收获了信心，收获了骄傲，也收获了各级官员们颗颗为国为民的拳拳之心，令我动容，令我兴奋，令我难忘，也令我深深地继续热爱着那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