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报道：国际组织中国高官日益增多的背后

还是那片枫叶

中国代表首次获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

    新华社巴黎１１月５日电（记者石序 尚栩）５日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３７届大会上，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郝平当选为新一届大会主席，任期两年。这是该组织历史上中国代表首次获选大会主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于１９４６年，目前拥有１９５个会员和８个准会员，是联合国在国际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成员最多的专门机构，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

    教科文组织设有大会主席、执行局主席和总干事三大核心领导。主席的职责包括组织制定与教育、科技和文化相关的国际规则和标准，监督大会决议执行情况和出席由该组织以及与其成员合作举办的重大活动。

    在本届大会上，新当选的第３７届大会主席还将主持选举下届总干事人选，通过教科文组织今后两年财政预算以及规划该组织未来８年的改革和发展战略。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郝平表示，中国代表获选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是“该组织的广大会员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承担应尽责任的充分肯定”。

    中国是教科文组织创始国之一，自１９７２年恢复在教科文组织的活动以来，一直当选为执行局委员。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章新胜当选为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２０１０年４月，中国候选人唐虔被任命为教科文组织负责教育事务的助理总干事。

    教科文组织旨在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促进各国合作，对世界和平和安全做出贡献。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教科文组织活动，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进一步增强代表性和话语权、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学习他国有益经验、维护国家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郝平当选后在发言中强调，教科文组织应在促进教育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维护文化多样性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他说，“中国自古就有大同世界的梦想，希望在担任主席期间与教科文组织各位同事共同为消除贫困，促进文明间对话和推进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努力”。

    郝平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２００９年起任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

    本届教科文组织大会为期１５天。来自全球１９５个会员的多位国家元首、１５０名部长和３０００名代表与会，共同规划该组织未来８年的发展战略。（完）

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执掌国际组织的中国人素描

    11月5日，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郝平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上发表就职演说。新华社记者陈晓伟摄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６日电（记者熊争艳、白洁）５日，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５４岁的郝平作为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接受全场掌声祝贺。

    这是中国人首次担任这个拥有６７年历史，以教育、科学和文化促进各国合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大会主席。郝平说，我能当选，背后是祖国的强大，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提高。

    郝平的就职，不仅刷新了中国人就任国际组织职位的履历表，也续写了十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人登上国际组织重要职位，以中国智慧获国际社会认可的精彩篇章。

    从“难得一见”到“身影频现”

    １９７１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重返世界舞台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从这时起到本世纪初，三十余年里，中国人除因历史因素非竞选即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位外，极少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高层职位竞选，其他一些非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也鲜有中国人进入领导层。

    从２００３年开始，中国人当选国际组织高官的消息不断传来：

    ２００３年，曾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担任法律顾问的史久镛当选国际法院院长；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当选国际展览局主席。

    ２００４年，中国人跻身世界气象组织和万国邮政联盟核心决策圈。

    ２００６年，来自香港的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毕业于南京邮电学院的赵厚麟当选国际电信联盟副秘书长。

    ２００９年，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２０１１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今年以来，中国人在各种国际组织高官竞选中更是屡传佳讯：６月，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８月，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易小准获任世贸组织副总干事；９月，鞍钢总经理张晓刚当选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

    除了中国政府委派或推荐外，也有中国人通过自身奋斗登上国际组织的高级职位。今年８月，徐浩良被任命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这位以实习生身份进入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在经过１９年历练后升任现职，也是目前非中国政府委派的在联合国任职的最高级别中国籍官员。

    北京大学教授王逸舟说，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就任高官的一个大背景是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变化。这四十余年，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扮演一般性角色到争取重要位置”的曲折过程。

    在吴建民看来，越来越多中国人走上国际组织领导层，原因在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以及世界需要“中国声音”。

    复旦大学教授苏长和认为，出任国际组织高级职务不仅可以提升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还有助于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增加中国的话语权。

更多更深地融入世界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６日电（记者杨依军、白洁）５日，巴黎传来消息，郝平当选新一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陈冯富珍、林毅夫、朱民、李勇、易小准……长长的一串名单之后，国际组织的舞台上从此又多了一张东方人的面孔。

    放眼更广阔的领域，作家莫言、钢琴家郎朗、篮球运动员姚明等人也凭借不懈努力成为各自领域的翘楚。他们获得了荣誉和掌声，也让世界对中国多了一份认知和尊重。这样的面孔值得我们大声鼓与呼，心里还会期待，这样的名单越来越长。

    百年回望，中国人之于外部世界，经历了从被动卷入、受人欺凌到主动融入、自立自强的历史演变。一些过去由少数发达国家轮流坐庄的国际组织中有了中国人的位置，无疑反映了国势衰兴。

    毋庸讳言，与１３亿人口的基数相比，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比，国际舞台上中国面孔仍然太少，“中国声音”还不够响亮。更大范围看，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国家获得更多话语权，进而使全球治理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还是个需要孜孜追求的长远目标。

    要更好融入世界，需要努力做的事很多。语言不同、文化殊异、理念分野等无疑会影响我们与外部世界互动。会说几句外语不等于具备国际视野，到过几个国家观光也不代表熟悉国际规则。只有熟悉并掌握国际游戏规则，进而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更加开放的胸怀拥抱外部世界，才能在国际场合找准自身位置，在兼收并蓄中体现更高价值。

    要更深融入世界，更是具有巨大挑战性的课题。面临世界格局巨变的新挑战、新机遇，除了庞大的经济体量和随处可见的“中国制造”，怎样获得尽可能多的认同、心悦诚服的尊重，是我们前行必须跨越的沟坎。

    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生活在这个火热时代的每个中国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中国与外部世界越来越频密地互动，要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参与其中，扮演更加丰富多彩的角色。到那时，中国梦与世界梦将更加相融相通、相得益彰。

国际组织中国高官日益增多的背后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６日电（记者白洁、熊争艳）５日，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３７届大会主席，任期两年。这是该组织历史上首次由中国人出任这一职务。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日趋紧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上国际组织高官的角逐场，出任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到联合国维和部队战区司令、世贸组织副总干事等要职。这股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新力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世界需要“中国声音”

    对于这一现象，资深外交官吴建民归因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世界对中国的需要。“中国过去３０多年的快速发展让世界刮目相看，发展道路得到很多国家认同，世界需要中国参与的呼声也日益提高。”

    据一位曾在联合国担任高级职员的中国外交官介绍，一般来讲，一个国际组织对于其国际职员的来源都有具体的原则，比如公平地域原则、能力原则、会费比额原则。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显著上升，中国向各国际组织缴纳的会费也有大幅度增加，这在客观上为更多中国籍人员到国际组织任职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以及西方国家的债务危机也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新兴国家得以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组织。

    长期从事国际组织问题研究的复旦大学教授苏长和认为，很多国家对于源起于西方的传统国际组织中的世袭制权力传承意见颇大，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过程中倒逼这些国际组织作出变革，扩大代表性，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全球治理。

    而西方国家的债务危机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参与国际组织的能力和积极性，为新兴国家进入国际组织提供机会。“可以预见，今后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高级职位的情况还会越来越多。”苏长和说。

    影响力与综合实力仍不匹配

    然而，抛开与自身纵向对比取得的进展，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人就任国际组织高官的人数及比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籍职员在国际组织中普遍存在代表性不足及职位偏低的现象。

    从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的有关数据，可以管窥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就职的大致情况。

    据联合国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供职联合国秘书处的非语言类中国籍专业人员共７４名，低于联合国开列的１１６人至１５７人的恰当幅度，被列为任职人数偏低国家。其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中国籍职员共１１人，低于美国（４８人）、英国（１９人）、法国（１８人）、德国（１７人）、日本（１４人）等发达国家，虽略高于阿根廷（９人）、印度（９人）、韩国（７人），但考虑到中国数倍于这几国的会费分摊比额，这样的人数确实不占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认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高级职务的还是相对少，这直接导致我们的话语权不够，而这与我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不符。

    在前文提到的联合国前高级职员看来，由于大多数国际组织的章程都比照西方国家的制度制定，加上欧美国家人士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先天优势，使得这些国家人员在适应国际组织文化方面相对容易，对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了如指掌。

有效提高话语权是个渐进的过程

    专家们普遍认为，要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话语权，派遣、鼓励更多中国人到国际组织就职是一条良策。

    吴建民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就提出建议，中国要加大向国际组织派人的力度，理由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组织的地位在上升。“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组织是修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人员至关重要。”

    他举例说，长期在联合国工作的人知道，负责会议流程的各委员会秘书作用非同寻常。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如能在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之间找到平衡，提出的建议不仅会得到国际社会认同，也能照顾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王逸舟说，韩国等国家对国际组织高度重视，政府出资支持年轻人前往国际组织实习等做法值得中国借鉴。此外，中国高校应开设更系统、更具操作性和针对性的国际公务员课程，并且聘请更多有国际组织任职经验的人授课。

    除了向已有的传统国际组织输送更多人才外，专家还指出，中国还应拓展渠道，倡导设立新的国际组织。

    苏长和说，中国已成功参与创建上海合作组织，过去十年也参与创立了一些可转变成国际组织的合作机制，如金砖国家机制等。未来，中国应继续倡导建立更多的多边合作平台。

    “让更多中国面孔出现在国际舞台，有效提高中国的话语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吴建民说。



新闻背景：国际组织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６日电（记者杨依军）在国际关系中，国际组织是除主权国家外最常见的行为主体。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岳在《国际政治学概论》一书中给“国际组织”下的定义是：两个以上国家的政府、政党、团体和个人基于特定的目的，以一定的协议形式而设立的各种机构。

　根据不同标准，人们可以对国际组织进行不同分类。按成员性质，可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按组织职能，可分为综合性组织和专业性组织；按地域范围，又可分为全球性组织和地区性组织。

　随着国际交往越来越紧密、国际活动越来越丰富，世界上的国际组织数量不断增加，类型也更趋多样。资料显示，目前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达数万个。这些国际组织大小不一、各具特色，展现了国际关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成立于１９４５年的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有１９３个会员国。与巨大影响力相应的是庞大的组织系统。一些知名国际组织虽然名称中不带有“联合国”，也隶属联合国系统，例如国际原子能机构、禁化武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

　在改革开放、拥抱世界的进程中，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参加了１３０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缔结了３００多项多边条约。

如何当上“国际公务员”?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６日电（记者梁淋淋、熊争艳、白洁）８０后小伙宓鹏飞结束了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三个月的实习后，并未想过留下，收拾行囊回国了。没想到，因为实习时表现优异，上司主动打来越洋电话：联合国有个职位，愿意来吗？

　这位复旦大学毕业生２００４年获英国诺丁汉大学硕士学位，当年９月开始在联合国实习，拉开了“国际公务员”的人生序幕。接过电话后，宓鹏飞赶到纽约，因为他要参加的“一般事务人员（Ｇ级职位）”考试需在美国本地报名参考。考试过关后，他又与全球数百人一起申请联合国的这一职位。第一轮筛选后，只剩下１７人。最终，他过关斩将，于２００６年３月进入联合国新闻部工作。

　通过国际组织在读硕士生实习项目，进而申请、考试、面试、入职是部分人成功赢得国际组织Ｇ级职位的轨迹。除了Ｇ级职位，联合国国际公务员按职务性质分还有高级官员（Ｄ级以上职位）和业务类官员（Ｐ级职位）。Ｄ级以上职位大多由各国派出，Ｐ类专业官员则可以通过联合国国家竞争考试向全世界招徕。

　１９７６年出生在赣西小城的刘超，博士毕业后供职于北京一家媒体。２００６年，刘超通过报名参加联合国国家竞争考试。和宓鹏飞不同，刘超没有联合国实习的经历，但他顺利通过了简历筛选，获得笔试资格，而大批报名者在简历筛选环节就被预选委员会淘汰。之后，全球６０００余人参加笔试，２０人胜出。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刘超飞往纽约，参加了严格的面试。又经过３个月的试用，终于接到录用通知，成为一名年薪约９万美元的“国际公务员”。

　相较于中国政府委派这一获任“国际公务员”的主渠道，刘超、宓鹏飞等这种通过个人申请、考试而成功入职的人算是凤毛麟角。若论为国际公务员这一事业打拼，５２岁的徐浩良则是一个“标杆”。

　自同济大学毕业后，徐浩良放弃留校执教，决定去美国留学。１９９５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他在联合国找到一个实习岗位。１个月、２个月、３个月，联合国与徐浩良签的短期协议越来越长。１９９９年，在联合国工作了５个年头以后，徐浩良终于拿到了与联合国的正式合同。今年，经过１４年历练的徐浩良被任命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成为目前非中国政府委派的在联合国任职的最高级别中国籍官员。

　对于向往成为“国际公务员”的中国年轻人来说，机遇正在向他们招手。今年１２月，联合国将在北京举行包括行政管理、金融、新闻、法律事务和统计五个专业的青年专业人员考试（简称“ＹＰＰ”考试）。

　ＹＰＰ考试的前身是联合国国家竞争考试。１９９５年以来，中国政府协助联合国在华举办过五次国家竞争考试，总计报名人数超过１．８万人，其中近１００人被联合国录用。

　对于有志成为“国际公务员”的中国年轻人，宓鹏飞的忠告是：要学会表达，要开阔视野，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为人类事业付出的意愿。“在联合国工作，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