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一女文工团员为何能与毛泽东交往十多年？

爱笛

来源: 党史博览

普通一女文工团员为何能与毛泽东交往十多年？

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同应邀访华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观看《苏加诺总统藏画集》时，毛泽东开怀大笑。

核心提示：作为空政文工团的一名普通演员，刘素媛能够迈进中南海的大门，与毛泽东保持长达十多年的来往，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02年第6期，作者：耿耿，原题：《刘素媛在毛泽东身边的一段经历(上)》

1967年5月13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发生的一场武斗，参加武斗的双方都是解放军，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在首都发生的惟一一次解放军内部之间的武斗，史称“五一三”事件。几乎所有描写这一事件的文学作品和回忆文章，都或多或少会提到一位女同志—刘素媛，在她的身后，隐隐约约地又有毛泽东的身影。毛泽东在“文革”中说的某些话，是通过刘素媛传开来的；有一些事情，是毛泽东叫刘素媛去办的。而“五一三”事件的直接起因，更是与此有关。

作为空政文工团的一名普通演员，刘素媛能够迈进中南海的大门，与毛泽东保持长达十多年的来往，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

1958年，空政文工团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举办舞会。刘素媛第一次踏进中南海的大门

1940年11月11日，刘素媛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西郊的大青村，家庭成分雇农，兄妹5人，她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上小学时，她是学校里的少先队大队长。那时，她爱唱歌、爱跳舞，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1955年，沈阳市评剧院到她们那里演出，任村妇女主任的刘素媛的母亲，负责接待剧评院的同志。忙里偷闲，她把年仅15岁的刘素媛领到评剧院的领导跟前，叫女儿唱几个歌给他们听听。刘素媛也不胆怯，张口便唱，一边唱，一边比比划划地表演。评剧院的同志一看，这个女孩子唱得还蛮像回事儿，便产生了兴趣。经过考试，刘素媛进了沈阳市评剧院，学唱评剧。

1956年，刘素媛腾到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正在招演员的消息。当时，评剧院打算培养刘素媛，不让她报考。刘素媛一心想当兵，偷偷前去报考，结果被文工团录取了。16岁的刘素媛由此穿上了军装，成为一名空军文艺战士。

沈空文工团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后来歌剧《江姐》的曲作者羊鸣、导演陈沙、副导演黄寿康和许多演员均出自该团。

1958年5月，各军区空军文工团全部撤销，沈空、广空、南空等文工团并人空政文工团，刘素媛也随沈空文工团调到了北京。当时，空政文工团一下子调进了二三百人，下辖歌舞团、歌剧团、话剧团和军乐队。

刘素媛起初在歌舞团合唱队，后因排演歌剧需要，调到了空政歌剧团。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0月，空政文工团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举办舞会。空政文工团内部领导举办舞会。空政文工团内部称之为“中南海任务”，又称“一号任务”。他们把去中南海演出或举办舞会称之为“出任务”，把中南海称之为“海子”。

把北海、什刹海、中南海称为“海子”，那是老北京人的叫法。

中南海是中央领导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便习惯于夜间办公，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了北京。每当夜幕降临之后，整个中南海静悄悄的，只有那点点灯光亮到天明。自从中南海开始举办舞会以后，此中状况便大为改观。每隔几天，中南海某个地方便会响起欢快的笑声、说唱声和轻松愉快的音乐声。

其实，中央机关组织舞会，早在延安时期便已开始了，建国以后也断断续续地办过一些，只是在1958年以后，才有了相对比较固定的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员。

“中海南任务”一开始实施，空军党委就设立了一个保密性极强的组织领导系统。空军领导干部中，负责此事的是政委吴法宪。刘亚楼从不直接过问此事。吴法宪虽然负责此项工作，但是他从来没有随文工团一道去过中南海。个别空军首长图个新鲜，想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儿，可去一两回便再也不去了。毕竟级别相差悬殊，坐在那里人家不来跟自己说话，自己也不好主动地往人家跟前凑。

空政文工团总团政委陆友，是此项工作的直接负责人。

陆友的主要负责是；负责挑选和审查进中南海人员的政治历史和现实表现，把他们当成领袖身边的工作人员来看待和审查。家庭历史背景和现实表现不好、政治思想不可靠的人，不能去中南海。出发之前要给大家提要求，回来以后要总结讲评。

刘素媛出身雇农，政治历史清白，年纪又轻，因而被陆友选中。1958年，刘素媛第一次踏进了中南海的大门。

据刘素媛回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她们还经常到中南海去“出任务”。此项任务一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才算全部结束。

开始几年，每次去中南海都是由陆友带队。后因工作忙，陆友不能去时，便由总团政治干事吴洪范带队。最后几年，则由刘素媛带队。

说起东北的“三大怪”，毛泽东问刘素媛：“你有没有叼过烟袋啊？”刘少奇指着王光美，问刘素媛：“你知道她姓什么吗？”朱德掏出《毛泽东语录》考大家，姑娘们吓得都直往后躲

中南海的舞会通常是一周两次，即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上，有时也会一周一次。晚上七八点开始，12点左右结束。一开始，去的单位比较多，有总政文工团、海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铁道兵文工团等。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其他文艺团体去的次数相对减少了，而空政文工团则是从头到尾参加。

演员当中，去中南海次数最多，时间持续最长，可能仅有刘素媛等几位女同志了。

舞会的地点通常在春藕斋，怀仁堂、小礼堂等处。到了约定的时间，中南海便会派出几辆“吉姆”小轿车，到文工团的住地接人。去多少人，派几辆车，都是事先约定好了的。

中南海的舞会，其实不全是跳舞，有时还要演一些文艺节目，可以称之为晚会。毛泽东等喜欢听京剧。马长礼、李和曾等京剧演员经常被请进中南海，给他们唱京戏。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喜欢听相声，相声大师侯宝林在“文革”以前，是中南海工作人员非常熟悉的常客。

舞会伴奏的音乐，有时由文工团的乐队来演奏，有时放唱片。那时没有音乐伴奏磁带，演员去中南海演出节目，都需要乐队伴奏，因此乐队的同志也经常去中南海。

刘素媛和团里的人一开始进入中南海时，显得十分拘束。团里事先宣布过许多纪律：不该打听的事，不能去打听；中央领导互相谈话，不许去“偷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准随便说出去；饱受机密九分九都不行，必须要十分……

毛泽东有时正跳着舞，突然撇开舞伴，坐到一边，点上一支烟，考虑问题去了；周恩来有时来到舞会上，找毛泽东谈工作……遇到这类情况，大家马上把音乐停了，任何人都不能去打扰。

去中南海的次数多了，日子一长，在那里大家都能感受到一种亲切、温暖、融洽的家庭气氛。他们把领袖们既看成是首长、又看成是长辈。领袖们对待他们，也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问长问短，和他们聊家常。

多年过去了，许多事情刘素媛至今还记忆犹新。

记得刚去中南海的那几年，有一回，毛泽东朝她招招手，把她叫到自己的身边，微笑着问她：“小刘啊，你们东北有‘三大宝’、‘三大怪’，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刘素媛答道。

“哪‘三大宝’啊？”毛泽东继续问道。

“人参、貂皮、乌拉草。”

“‘三大怪’呢？”

“什么……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烟袋……”

刘素媛边想边答，刚说到这里，毛泽东突然问道：“你有没有叼过烟袋啊？”

刘素媛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起来，摇着头答道：“没有。”

“还有哪？”

“小孩不包吊起来。”

“你被悠过没有？”毛泽东继续跟刘素媛开玩笑……

有一天晚上，刘少奇和王光美一道来到舞会上。刘少奇把刘素媛叫到自己身边，叫她在自己的左边坐下，然后用手指着坐在他右边的王光美，一本正经地问道：“小刘，你知道她姓什么吗？”

刘素媛心里犯开了嘀咕：“谁不知道她是王光美，还问我她姓什么，这不是明知故问嘛！”此时，她灵机一动，脱口而出：“她跟我们一样，姓刘。”

刘少奇看看王光美和刘素媛，拍着手哈哈大笑起来。王光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朱德在吃过晚饭以后，往往要在中南海的湖畔散步。如果有舞会，散完步他就不紧不慢地来了。康克清经常陪他一道过来。朱德年龄大，跳一会儿舞，跟大家聊聊天，通常在9点过后，就回去休息了。

有一次跳完舞，朱德坐在沙发上，把空政文工团的几位女演员叫到自己的跟前，然后笑咪咪地把一本《毛泽东语录》掏了出来，一边翻，一边拖长了音调说：“都过来，今天我要考考你们！”

姑娘们互相瞅瞅，吓得都直往后躲。

朱德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话，念道：“毛泽东说，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了，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你们说说看，这是为什么？”

姑娘们你推我，我推你，还是刘素媛胆子大一些，回答了几句。

“小刘回答得不错！再考你们一条！”朱德又把《毛泽东语录》翻得哗哗响。

有的女演员缩着脖子，踮起脚尖，转身要跑。

朱德一边笑，一边说：“谁也不能跑！别跑嘛！你们两个怎么跑掉了呢？我还没有考完呢……”

“中南海任务”对于空政文工团的自身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周恩来对陆诱说：“《霓虹灯下的哨兵》，我看了6遍，南京军区的、北京人艺的，我都看过。我想看看你们空军演得怎么样！”

1958年至1966年是空政文工团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这一阶段，该团人才济济，佳作不断，群芳争妍，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在他们创作和排演的大型节目当中，比较出名的有：话剧《以革命的名义》、《渔人之家》、《年轻的鹰》、《女飞行员》、《年轻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大型歌舞《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歌剧《江姐》，人称“八大戏”。

那一段时间，“八大戏”演出时场场爆满，誉满京城！

“中南海任务”对于空政文工团的自身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每周演员们都要去中南海，中央领导见到他们，时常会有意无意地问一句：“你们团最近又在排练什么节目啊？”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文工团的领导干部，从各种渠道听到首长们的这些问话，都把它看成是一种鼓励和鞭策，加倍努力工作，争取拿出更多更好的文艺精品。

一旦有了新节目，他们就借着去中南海的机会，给中央领导演出。

1960年，空政歌舞团创作排练了一个舞蹈《家家乐》，反映的是几位家庭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事，风趣幽默，生活气息浓郁，社会反响不错。文工团的领导兴冲冲地把它搬进了中南海。大家都以为毛泽东看完以后，能夸奖几句；即使不夸奖，拍拍手行。

没想到，毛泽东看完以后，说了一句一时让人摸不着边际、又意味深长的话：“我看不一定是家家都乐吧？！”

空政文工团当时在场的人，听了毛泽东的这句话，面面相觑。后来，他们仔细琢磨，认为毛泽东并不是在批评《家家乐》。

1959年彭德怀写“万言书”被罢了官。此时中国已进入3年困难时期，全国各地饿死了不少人。毛泽东看着《家家乐》，思绪早已飞出了中南海，所以冷不丁说出来这么一句话。

除了往中南海送节目，空政文工团也经常请中央领导出来看个目。

请的方式，往往是这样的：在中南海的晚会和舞会上，中央领导一旦问起“你们团最近又在排什么节目啊？”演员们就趁势邀请首长前去观看演出，三说两说，便把首长说得动了心，没准儿事情就办成了。

1963年8月23日，周恩来、董必武、彭真、贺龙、李先念、谭震林、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空政话剧团创作演出的话剧《年轻的鹰》。这一回，就是演员们去中南海时，告诉了周恩来，想请他来看一看演出。周恩来便向负责带队的吴洪范做了交待，说他要看，地点放在人民大会堂的三楼小礼堂。吴洪范马上通知了团里的领导，团里的领导又迅速报告了吴法宪。吴法宪给文工团提了一大堆的要求，然后，又通知空军在京的常委，全部都去陪同观看。

与此同时，空政话剧团还学习、排练了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创作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上演没两天，周恩来就从演员那儿听说了。那天去中南海负责带队的是陆友，周恩来对陆友说：“霓虹灯下的哨兵》我看了6遍，南京军区的、北京人艺的，我都看过。我想看看你们空军演得怎么样！”

1963年8月28日，周恩来、肖华等观看了空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与观看《年轻的鹰》仅相隔5天。

毛泽东也曾经观看过空政文工团创作、演出的歌剧《江姐》。

那么，毛泽东是怎么被请来的？又是谁去请的呢？

周恩来观看歌剧《江姐》不清自来。刘敬贤喜出望外，措手不及。吴洪范私下里叫刘素媛请毛泽东看歌剧《江姐》。毛泽东考虑片刻，对刘素媛说：“我还有外事活动。”

经过长达一年半之久的艰苦创作，由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金沙作曲的7场大型歌剧《江姐》，于1963年9月开始进入试唱排练。

刘素媛在歌剧《江姐》的上半场扮演双枪老太太的警卫员，下半场扮演狱中难友，同时她还在合唱队担任女声领唱。以后在上海灌制唱片时，有些曲目的女声领唱便是由刘素媛担任。

经过一年时间的排练，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中国儿童剧场开始了首轮公演。

公演的第二天，外交部副部长刘晓和夫人观看了演出。刘晓参加过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在上海与周恩来并肩战斗过。看完演出后，他告诉周恩来：“空政文工团有一出很不错的歌剧，名叫《江姐》……”

次日，周恩来、邓颖超事先没有和空政文工团打招呼，晚饭过后，便坐车来到儿童剧场门口，在售票处买了两张戏票。

门厅的工作人员一见周恩来，扭头就往里头跑，口中直嚷：“总理来了！总理看演出来了！”

那一段时间，总团团长黄河率团去了朝鲜，政委陆友率团去了东欧，在家主持工作的是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刘敬贤。

刘敬贤，1938年参加革命，由创作《红旗谱》的梁斌引导他走上了文艺道路。刘敬贤是著名歌剧《王秀鸾》曲作者之一，该剧曾被列入“解放区四大名剧”。

听说总理来了，刘敬贤喜出望外，也有一点措手不及。幸好他们平时都在前排留下了4个空位，便请周恩来、邓颖超入了座。刘敬贤和干事顾正平一左一右，陪着看演出。

幕间休息时，在休息室，空政文工团的人请周恩来作指示。周恩来笑着对邓颖超说：“你就说说吧。”

邓颖超高兴地说：“你们演得很好，情节感人，歌曲也好听……”

周恩来、邓颖超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大家感到非常的亲切。

周恩来看过《江姐》以后，空政文工团的许多同志多在心里盼望着：什么时候能把毛主席请来，看一看我们的《江姐》啊！

想归想，可是谁敢去请呢？

毛泽东可不是谁想请就能请得动的！

大约在1964年9月中旬，吴洪范私下里给刘素媛布置了一项任务：“你找个机会，跟主席说一说，看他能否安排时间，来看一看我们的《江姐》。”

吴洪范告诉笔者：“请毛主席看《江姐》，事先没有哪位团领导跟我说起过，是我自己出的主意，叫刘素媛去请的。那时候，我们有些演员和毛主席、周总理接触比较多，时间长了，说话也比较方便。我是总团的政治干事，那时也管着不少的事。60年代，全国上下一条心，大家都想为团里办一点好事……”

吴洪范，辽宁省瓦房店人，1930年3月15日出生，1947年10月20日入伍，1949年5月调入驻长春的东北老航校宣传队。1950年3月25日，空政文工团在长春宣告成立时，吴洪范参加了该团在长春的筹备组建工作。“文革”前，他曾担任过空政歌舞团政委。

刘素媛回忆事情的经过时，笑着对笔者说：“如果是吴洪范不跟我说这件事，我不会想到去请主席观看《江姐》。”

刘素媛去邀请毛泽东，地点在中南海的丰泽园，时间大概是1964年的国庆节之前。刘素媛对毛泽东说：“主席，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请您看一下我们的歌剧《江姐》。”

毛泽东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没有马上回答。他考虑片刻，对刘素媛说：“我还有外事活动。”

1964年10月1日，是建国15周年大庆。翻开那一段时间的报纸，简单一查便可知，毛泽东的确很忙；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庆招待会；10月1日，在天安门出席国庆庆祝活动。其后，毛泽东先后会见了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以崔庸健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

毛泽东爱看京剧，此前，他可能只看过一部歌剧—延安时期的《白毛女》。毛泽东能否安排时间观看空政文工团的歌剧《江姐》呢？

吴洪范、刘素媛心里都没底。他俩跟谁都不敢言语，只能在心里闷着。

毛泽东对刘素媛说：“我要看，总理也要看。”毛泽东观看歌剧《江姐》，天幕灯光打不出来，岂不要砸锅！空政文工团的领导无计可施，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后台急得团团转

1964年10月12日，毛泽东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给刘素媛打来电话：“小刘，请你来一下，主席有话跟你讲。”

刘素媛便去了中南海。在游泳池旁边的大书房里，刘素媛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她说：“我要看，总理也要看。明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

刘素媛一听，高兴得不知如何是，马上打电话告诉了吴洪范。

此时，歌剧《江姐》已进入了第二轮公演，演出地点移到了民族文化宫礼堂。那一天演出结束以后，刘敬贤带着演员们回到了文工团驻地。大家劳累了一天，洗漱后就熄灯睡觉了。

刘敬贤正准备休息，吴洪范突然兴冲冲地闯了进来，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向刘敬贤报告道：“毛主席、周总理明天要看我们的《江姐》，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

“真的？毛主席要看我们的《江姐》？”刘敬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没错！是毛主席亲自的刘素媛说的。”吴洪范简要扼要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刘敬贤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空军领导汇报。他马上给主管文化工作的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打电话，并报刘亚楼司令员、吴法宪政委。王静敏要求他保密，并再三强调：“要保证安全。”

紧接着，刘敬贤通知歌剧团的人员全部集合，下达了明晚的演出任务。虽然没有讲明谁要来卡演出，可是大家从团领导的笑脸上，已经隐约猜出了谜底。

刘素媛从中南海回来了后，团领导叫她保密。第二天吴法宪见到她时，也要求她保密。

演员们觉得此事可能与刘素媛有关，有些人悄悄地凑到她跟前打听，刘素媛只是抿着嘴笑，没有吐露实情。

任务布置完，刘敬贤想起了王静敏说的“保证安全”。他不敢马虎，连夜查看演员档案，一看“问题”还不少：3位扮演江姐的演员—万馥香、蒋祖绩演下半场。演员的事情这才定了下来。

刘敬贤整整一夜没合眼。

要在20个小时之内，把灯光、布景卸下来，连同服装、道具、乐器一大堆东西，从民族文化宫搬到人民大会堂，再装好台，时间非常紧张。

第二天下午，装台总算基本就绪。总政保卫部、公安部前后两拨来检查。第二拨检查时，吴法宪陪同。台下台上转了两圈，发现天幕灯电源老化，容易漏电失火。吴法宪连声命令：“快换！快换！”

更换电源线，说起来简单，办起来就麻烦了！那时空政文工团家底薄，歌剧《江姐》里边演员的服装，七八成是由旧衣服改出来的。灯光组叫苦不迭；仓库里没有备用线。叫苦也不敢吱声，留下一人拆线，另外两人跳上吉普车，满大街找线去了。

离开演只有十来分钟时，朱德、董必武、彭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等先后进入了小礼堂。不一会儿，一楼大厅里传来了热烈的掌声；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来了。

此刻，最着慌上火的是那几位团领导。

毛泽东观看《江姐》天幕灯光打不出来，岂不要砸锅！空政文工团的领导无计可施，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后台急得团团转。

就在毛泽东步入小礼堂大门的同时，两位出去买线的同志，背着电源线，气喘吁吁地跑到了舞台上。他们连话都来不及说，十分麻利地接上了电源线，一推电闸，灯光亮了。团领导们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地。

毛泽东看戏很能入戏。他聚精会神，看得十分认真。当看到江姐被甫志高出卖时，他瞪着眼，板着脸，一副生气的模样；当看到满口四川话的蒋对章和警察局长、沈养斋那一段戏时，他又忍不住哈哈大笑。

观看演出期间，毛泽东说了一句话：“江姐那么好的一个同志，为什么让她死了呢？”

周恩来坐在旁边听到了，笑了笑，没吱声。

江青却把这句话记到了心里。

毛泽东对刘素媛说：“是否可以不要江姐死……让双枪老太婆带兵把沈醉包围，要抓住嘛……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空政文工团春风得意，没想到惹恼了江青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首要位置刊登了毛泽东观看歌剧《江姐》的消息和他同剧组全体同志的合影照片。

也就是在这一天—1964年10月14恩日，刘素媛又去了中南海。在大书房里，毛泽东高兴地对刘素媛说：“你们的歌剧剧本改写得不错嘛。作者是谁啊？”

“作者名叫阎肃。”刘素媛一边回答，一边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阎肃”两个字，递给毛泽东看。

“这个人懂得古语喽！”毛泽东夸奖道。

接着，毛泽东又谈起了有关歌剧《江姐》的修改问题。他说：“是否可以不要江姐死，要把沈养斋抓住。沈醉在北京嘛，大特务头子，早已被我们抓住了，沈醉的检查我都看过了。”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刘素媛才得知，剧中沈养斋的人物原型，原来就是沈醉。

至于如何不叫剧中的江姐死，毛泽东似乎没有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如何抓住沈醉，毛泽东的办法还挺多。毕竟他指挥过千军万马，抓一个沈醉，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毛泽东对刘素媛说：“让双枪老太婆把沈醉包围，不要他跑掉了，要抓住。”

1964年10月22日，空政文工团开始在南京演出歌剧《江姐》。

南京之前，刘素媛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辞行。

当毛泽东得知空政文工团的歌剧《江姐》准备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时，非常高兴。他对刘素媛说：“好嘛！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了，到处演出啦！”

毛泽东观看歌剧《江姐》那天，刘亚楼正在南京主持一个会议，当天晚上他就得知了这一喜讯。刘素媛随文工团抵达南京后，刘亚楼很快就接见了她。南京空军文工团借着空政文工团在南京的机会，学演歌剧《江姐》。当他们向刘亚楼汇报演出时，刘亚楼特地叫刘素媛坐在自己的身边，一道观看南空文工团演出的《江姐》。在南京期间，刘素媛还把毛泽东有关歌剧《江姐》的几次谈话，详细地向刘亚楼做了汇报。

对于毛泽东的指示，刘亚楼非常重视。即使在生病住院期间，他也多次叫人打电话，要求空政文工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把《江姐》修改好。

1964年11月15日，空政文工团携大型歌剧《江姐》抵达上海，在48天内，共演出43场，场场爆满，观众达7。2万多人次。

上海电视台5次转播演出实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用实况转播、教唱等形式，介绍《江姐》达29次之多；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江姐》的图片；中国唱片社灌制了《江姐》的唱片；上海同时出现了6家演出《江姐》的剧团……

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的原型《芦荡火种》，是由上海市人民泸剧团创作的。结果，他们也赶时髦，撤下《芦荡火种》不演，改演《江姐》去了。

1965年1月14日，空政文工团抵达广州。1月17日，邓小平、陶铸等观看了歌剧《江姐》。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京剧院一团的京剧《红灯记》也抵达广州。

空政文工团在广州演罢，又去了深圳。香港观众闻讯，纷纷前往深圳观看。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接二连三地刊登石慧、梁珊、朱虹、陈思思、楚原等电影明星在深圳与空军演员的合影照片，以及她们看完歌剧《江姐》后的观感。

离开了深圳，文工团回到广州继续演出。

空政文工团春风得意，没想到惹恼了江青。

歌剧《江姐》在广州、深圳大红大紫、无形之中，与也在广州演出的京剧《红灯记》唱起了对台戏。

江青要把歌剧《江姐》全部推翻，另搞一部作品。空政文工团领导人心惶惶，忐忑不安。刘素媛从武汉传来了一个消息：对于《江姐》，毛主席再一次表示了赞扬和肯定１９６４年１２月中旬，江青把牛畅叫到中南海紫光阁，找他谈话。牛畅，山西省壶关县人，１９３８年参加革命，１９５８年任空政歌舞团长，１９６０年任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牛畅和时乐氵蒙是著名歌剧《王贵与李香香》的曲作者。江青对牛畅说：“你们团搞的那个歌剧《江姐》，我和主席都看了。主席对这个剧有点意见，说江姐不应该死，应该让双枪老太婆带着游击队打进渣滓洞，把江姐救出来。我觉得《江姐》的立意不好。小说《红岩》突出的是工人，你们的歌剧《江姐》，还有电影《在烈火中永生》，两个戏都突出了小知识分子，这怎么行呢？音乐也要改。《江姐》用南方的小调，缠缠绵绵，悲悲切切，能反映革命先烈吗？应该用河北梆子唱。河北梆子唱起来多么高亢、激昂。你回去说一说，《江姐》不要在南方演了，不要再凑热闹了。我要重新搞个《红岩》，京剧全本的。阎肃的歌词写得不错，把他叫来，你把整个创作队伍都叫来……”江青要把空政文工团的《江姐》全部推翻，然后另起炉灶，重新拉起一套班子，另搞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