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毛泽东稳定中国政局的愿望为何落空？

Mary

　　毛泽东与邓小平（资料图）

　　据相关资料记载，1973年初，毛泽东决定重新启用“文革”中已被打倒的邓小平之后，曾随手写下了“三多一少”这四个字，并向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周恩来应多休息，邓小平应多工作，王洪文应多学习，江青应少说话。可以说，这“三多一少”也是当年毛泽东为稳定中国政局的最大心愿。

　　然而，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战略家也是如此，因为他所期望的“三多一少”这四个人中一个也没有做到。所不同的是，前两位是无法做到，后两位却是不愿做到。

　　周恩来无法休息

　　周恩来是在1972年初的一次常规尿检中被发现有癌细胞从而被确诊为膀胱癌的。据医疗专家介绍，这种病是比较能医治和好控制的，只是在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容易复发。然而，林彪事件后，大量党和国家的繁杂工作，国务活动和军事战备，“文革”中的无理纠缠等等一股脑儿地压到周恩来的肩上，他哪能不劳累呢？

　　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高龄老人，在病魔和繁重工作的双重夹击下，周恩来的病情自然会不断加重。邓小平复出以后，周恩来当然比谁都高兴：他清楚邓小平的才干，他更了解邓小平的施政方略。因此，周恩来在一次接见外宾的时候曾说：“现在，副总理(指邓小平)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我的主要任务是休息。”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毛泽东、周恩来期望的休息实际上周恩来是无法实现的。

　　一是“四人帮”早就把周恩来视为他们夺权的最大障碍。林彪事件后，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满以为是他们在中国政坛上登顶夺权的最佳时机，没想到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把邓小平从江西召回来担任副总理，而且很快便安排了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明眼人一见就知，对邓小平的这一安排是毛泽东百年之后的影子格局。江青等人对这样的安排真可谓是恨之入骨，他们对毛泽东无可奈何，而周恩来、邓小平却是他们发泄怨恨的对象，也是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于是，“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外交部“153号简报事件”等等一个接着一个。“四人帮”的目标很明确，利用这些所谓问题整倒周恩来，即使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倒、折磨倒。在中美“乒乓外交”时，周恩来要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的基辛格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出于礼节的需要，无法考虑那些无所谓的细节。“四人帮”却听到风就是雨，无限上纲地向毛泽东打小报告，告黑状，于是，中美会谈中，周恩来犯了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就戴到了他的头上。这样，也就引发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于是，“四人帮”便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于1973年年底至1974年年初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展对周恩来的批判。这次批判整整持续了两个多星期。

　　“四人帮”批判周恩来在对美谈判中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之后，毛泽东在一次评《水浒传》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搞投降，做反面教材”。于是，文痞姚文元立即借题发挥，将毛泽东的话批发全国，在全国展开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主义的运动。以致周恩来在一次进入手术室前，还大声疾呼：“我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四人帮”还利用在林彪的住处发现有许多孔子言论，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他们也把“孔”影射为周恩来：周恩来读过孔子的书，孔子做过鲁国的宰相，宰相就相当于现在的总理。

　　后来，光影射周恩来还觉得不过瘾，江青、张春桥等干脆在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狂潮。

　　周恩来，一位年逾古稀的重症病人，他要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要和“四人帮”周旋，他要支持邓小平工作，许多事还要灵活掌握毛泽东的意图。他还怎么休息呢？

　　到了1974年11月下旬，四届人大即将召开。原先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周恩来已经三四次准备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结果都被迫流产。这时，毛泽东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一再耽搁的四届人大还是被提上了国家议事日程。这又是“四人帮”企图上台掌权的最好机会，他们是万万不能放过的。

　　“四人帮”的目的是江青在毛泽东百年之后任党中央主席，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便在88岁高龄的朱德谢世后取而代之，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在这样一个险恶的政治背景下，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一大批党内健康力量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叶剑英首先考虑到，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只有请周恩来出山到长沙去和在那里的毛泽东当面商谈才能定夺，或者更准确点说，才能挫败“四人帮”以他们为主的组阁阴谋。因为只有周恩来才最了解毛泽东，也最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但是，周恩来的病势已经很沉重，他还能不能离开医院远行呢？叶剑英通过和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联系和了解，最后仍然忍痛让周恩来乘专机飞一趟长沙。

　　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只带随行人员外出的周恩来这次还带了协和医院心脏内科专家方圻教授和秘尿科主任吴德诚教授以及他自己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保健护士许奉生等人。连氧气瓶等一些急救器械及药品也捎带上了飞机。叶剑英还当面交代周恩来的随行医护人员：“一定要让总理安全地返回北京。”可见当时周恩来的病势已经严重到何等程度！但是，他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仍然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最后一次乘上飞机飞赴长沙。

　　据相关资料记载，仅从1974年1月到周恩来住院的6月1日这5个月时间内，周恩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之外，其工作时间达139天。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的有9天，工作14—18个小时的有74天，工作超过18个小时的有38天，工作24小时的有5天，还有一次他整整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不得休息。

　　是啊，在那样一个全国都乱的非常时期，周恩来哪能安安稳稳地休息养病呢？

　　邓小平不好工作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大病了一场：因为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对他来说就等于从理论到实践都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时，已年近八旬的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自己身后由谁来治理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周恩来重病缠身，王洪文资历太浅，其他在中央高层工作的人员中当时似乎还没有进入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视野。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国运维艰时想到了已经“流放”到江西的“开国重臣”邓小平。

　　据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早在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时，当赫鲁晓夫问他：“毛泽东同志，我们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新的领导人已经平稳的接了班，你今年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不知道你的接班人考虑好了没有？”毛泽东当即回答说：“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解决了。”赫鲁晓夫就问：“你身后是谁？”“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呢？”“是邓小平。”“邓小平之后呢？”“那我就不管了。”毛泽东说罢哈哈大笑。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已十分器重邓小平的政治魄力和治国才干了。因此，他在1972年初的陈毅追悼会上就透出风来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一听马上暗示陈毅夫人张茜把这一信息传出去，为邓小平复出造舆论。不久，邓小平就被毛泽东“请”了回来。他还一再说邓小平“绵里藏针，人才难得”，并希望他多做工作。

　　毛泽东在观察和考验了一段邓小平之后，决定对他委以重任，亲自提议让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这就体现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政坛人事布局的展望：“文革”前邓小平就是副总理，现在恢复是在情理之中，他原来是中央总书记，是当时的七大常委之一，恢复他政治局委员也是很正常的。然而，邓小平战争年代虽有重大的军功，但建国以后他一直从事政府和党的工作，没担任过军事方面的实职。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时，他和周恩来等一道，连元帅衔都放弃了。这时的毛泽东却在恢复他的党政两方面职务的同时又在军事方面委以重任，让他党政军都管，这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内，是除周恩来之外的第二位。毛泽东的用意已是中央高层领导人中人人心知肚明的事了：对邓小平的安排是有着毛泽东、周恩来百年之后让邓小平挑大梁这一考虑的。

　　这就急坏了“四人帮”，也气煞了江青等野心家：林彪垮了，周恩来病重了，老家伙都被他们斗下去了，他们正要登上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可这半路里偏“杀”出邓小平这么一个“程咬金”来。于是，“文革”派们在恨、气、急之中，就加大了对邓小平工作的干扰和各方面的破坏。

　　首先是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代表人选。本来，大外交家周恩来是最理想、最合适的人选。但当时他的病情已经沉重，无法出国了。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毛泽东提议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去参加。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也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在周恩来重病之后，未来将由邓小平主持中国的对外事务。

　　江青对这样一个令她无法容忍的决定当然不能接受，便一再反对，还借口什么“安全问题”、“国内工作忙”进行阻挠。以至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江青仍不依不饶地扰闹。周恩来只好让王海容、唐闻生将会议情况直接报告毛泽东。在毛泽东动怒并严厉警告江青之后，江青才被迫同意。

　　不久，江青又抓住“风庆轮”事件纠缠不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逼邓小平表态，叫嚷着要揪出“崇洋媚外”、“卖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小平只能愤而离开会场。这时，张春桥望着离去的邓小平背影，恶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于是，当晚“四人帮”就聚集于钓鱼台17楼，江青说邓小平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张春桥说，邓小平这么做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和军队总参谋长提名有关；王洪文则说邓小平对新生事物不满，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姚文元也在日记记下了“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四人帮”这次密谋后，就让王洪文背着政治局其他成员飞长沙向在那里的毛泽东告状。结果是挨了批评又碰了一鼻子灰。

　　邓小平复出后，他要挽救我们这个国家：军队要整顿、铁路要整顿、教育要整顿。可每一项整顿都遭到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他们还以邓小平同意放映《创业》、《海霞》等电影攻击邓小平是“黑线回潮”。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一再在邓小平讲话时冷言冷语插话说什么“评《水浒》不只是文艺评论，还有现实意义”。“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把晁盖架空了”。邓小平女儿毛毛说，江青在这里是把邓小平比做宋江，笔者看来，江青是把周恩来、邓小平两人都比做宋江。周恩来进手术室前的“我不是投降派”那声拼尽力气的呼喊正是印证着他当时的心迹。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可以说周恩来是江青一伙的眼中钉，邓小平是江青一伙的肉中刺。只是由于有毛泽东的支持，有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健康力量的存在，江青一伙才无法扳倒邓小平。

　　不过，在当时特殊的“文革”岁月里，我们党和国家的整个命运安危均系于伟人毛泽东的一人之身。而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他对中央及身边人的信任都产生了怀疑，他曾一度让王海容、唐闻生专门为他传话，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造成两人不愿为他传话。于是毛泽东便起用自己的亲侄儿毛远新作为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成了晚年毛泽东最重要的一个“天子近臣”。而毛远新一到北京就和江青搞成了一伙。他秉承江青的旨意，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上台后最终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下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因为他曾对自己的护士长吴君旭说过，“小吴啊，别人都喊我伟大领袖，其实我这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带领全国人民打倒了蒋介石，二是发动全国人民搞了个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全国人民反对的不多，对后一件事，全国人民赞成的不多”。现在自己殷殷期盼的邓小平上台后就要否定掉他做的两件事之一，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位伟大的开国领袖，他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事安排上是不会草率行事的。他在一次由邓小平陪同他会见外宾后将邓小平留了下来，并明确交代邓小平说，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令毛泽东失望的是，邓小平具有和他相同的性格：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他明确地回答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的结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毛泽东对邓小平彻底失望了，当场就对邓小平说，那别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就负责外交事务吧。

　　在那个年代里，毛泽东的话就是组织决定，邓小平哪还能工作呢？

　　王洪文不愿学习

　　王洪文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新贵，在林彪自我爆炸后被毛泽东看中，决定作为接班人培养。这样，他从上海造反，一路升迁。张春桥传达的毛泽东关于王洪文的“最高指示”是：

　　“毛主席称赞洪文同志是‘工农兵’干部！”“是毛主席点名调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在此之前，根据毛泽东的安排，1972年就让王洪文进中南海边工作边学习，更准确地说，是进行“实习”。从1972年9月7日到1973年5月这八个多月的实习，毛泽东对王洪文是满意的，到筹备党的十大时，毛泽东对他委以重任：与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随后，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一系列安排是：十大主席团成员，位置仅排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十大选举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周恩来等人；十大召开时，由王洪文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十大召开后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擢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位置仅列在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都已重病缠身的开国元勋之后，须知，王洪文是小毛泽东42岁的人。

　　十大之后，王洪文入主中南海。从1973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两周年那天，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在毛泽东身旁陪同会见的人是周恩来和王洪文。随后，王洪文曾先后16次陪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这是很明显地向全世界昭示：王洪文将成为毛泽东身后的接班人。

　　可是，王洪文不仅资历太浅，而且无论德、才，他都不具备党和国家最高级领导人的水平。毛泽东为了抬举他，也为他费了不少心思。除上边说的一些外，毛泽东还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故意让王洪文这个中共中央副主席点名。王洪文仗恃着毛泽东的重用，拿起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名册，第一个就点了：“许世友。”

　　坐在台下的许世友仰着脸，望着天花板，装做未听见。

　　“许世友！”王洪文提高了嗓音。

　　“咚！”随着王洪文的叫声，许世友把自己面前的茶杯猛的一下砸在台面上，看也不看王洪文一眼。许世友的做法弄得王洪文很尴尬。这时，睿智的周恩来出来解围，他从王洪文手中接过八大军区司令员名单，头一个喊：“丁盛。”丁盛答：“到！”再喊“陈锡联。”陈也响亮地答“到！”然后，周恩来才喊“许世友”，这时，许世友不仅响亮地回答，还站起来向主席台上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

　　这一严峻的事实说明，王洪文的资历还远远不够当接班人的要求。

　　资历只是一个方面，王洪文的才干、德行就更差了。在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一般事务都是汪东兴给他操办，遇有重大问题，他又不大愿意向别人求教，自己妄自尊大，要面子，态度也不够诚恳，问题就很难得心应手地处理，以致当时传出许多政治笑话来。

　　其中有一个笑话说，有一次王洪文为处理一件事去找朱德。他先夸夸其谈地说了一大通话之后，问朱老总有什么意见。朱德默默无言。良久，才用手杖指了指天、戳了戳地。王洪文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跑去问邓小平。邓小平笑着说：“老总的用意不是很清楚嘛，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呀！”

　　事实上，王洪文也确实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因为王洪文是靠造反起家的，所以他到北京工作后，很快就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伙“文革”新贵们打得火热。毛泽东发觉后多次对他批评教育，他却不思悔改，反而和上述篡党夺权分子结成牢牢的“四人帮”。

　　早在1974年12月，为四届人大组阁的事，王洪文就曾秉承江青旨意，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等老干部的状，毛泽东就已当面批评他“你们不要搞四人帮”。王洪文不听劝告使毛泽东渐渐对他失望甚至反感了。在四届人大上，毛泽东没有给他安排重要职务，在中央工作上，毛泽东一度让邓小平主持，批邓后不久，特别是周恩来去世后又让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这时的王洪文也还不是谦虚谨慎、好好学习和积极进取而是整日花天酒地。

　　王洪文是从上海起家的，他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之后俨然成了上海的主人，只要他喜欢的东西，伸手就要，往往一次还要很多很多，上海方面都得给。一次周恩来配戴的上海牌手表用久了，记时不准，他到上海后要到上海手表厂重买一块。偏巧那次王洪文也在上海，他得知总理要上海手表时，立即给上海手表厂去了个电话。结果上海手表厂按王洪文的要求，一下给周恩来的住地送来整整一瓷盆各类手表。因为以往王洪文都是这样，要一给十甚至给百，他都是照收不退也不给钱的。周恩来当然不会，他只留下自己需要的一块，并付了钱，其余都给手表厂退了回去。

　　王洪文，这个当年“乘直升飞机上来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由于不听毛泽东教诲，不愿好好学习和工作，最终成了“四人帮”的重要成员而为全党全国人民所不耻。

　　江青哪肯少说话？

　　在“文革”中，江青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她秉承毛泽东的意旨，迫害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她挟嫌报复，只要她看不惯的人都会加上各种罪名加以迫害；她杀人灭口，只要是知道她的一些底细的人，便指使爪牙们去抄家，并将这些人关押批斗，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当然，毛泽东对江青的情感也很复杂：有一些事，比如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前奏曲”，他交给任何人也不放心，就让江青秘密去干；有些“戏”他期望江青能演好，可是江青演砸了，令他恨铁不成钢。他对江青不满意时，还说：“江青无大错，离婚影响不好。”

　　殊不知，由于毛泽东在“文革”中重用江青，不仅使她的职务扶摇直上，而且她自己也私欲膨胀，出尽洋相，抢尽风头。像这样一个特殊人物，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当中，她怎么可能少说话呢？

　　到1973年，开国元勋们已经打倒的打倒，死的死，病的病，在江青的眼中，影响他们夺权上台的最大障碍莫过于周恩来和邓小平。

　　本文前边说的“风庆轮”事件，还有“蜗牛事件”，禁映电影《海霞》、《创业》等都是江青发难造成的。

　　当毛泽东对周恩来在中美会谈中的一些做法不满时，江青马上跳出来，说这是犯了投降主义错误，是“宋江”要架空“晁盖”，在批判周恩来的同时，还要说这是我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他(指周恩来)是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主席。事后，毛泽东找周恩来和王洪文谈话说：“这次会(指批判周恩来的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指江青)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毛泽东对江青一针见血的剖析反映了伟人的睿智，也说明了毛泽东生前是绝不会把党和国家的大权交给“四人帮”一伙的。

　　同时，江青还分别在1974年1月25日和1月27日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在首都体育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大会，叫嚣“批林批孔”，影射攻击周恩来。江青还滥发淫威，当众点名批判郭沫若，当众让人摘下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将军的领章和帽徽。

　　据曾任周恩来秘书的姚力对笔者回忆，江青还曾于1974年上半年的某一天，亲自带了20多个人来到中南海西北门，让人叫来周恩来，就在大门内，江青颐指气使地批判周恩来搞投降主义，是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扬长而去。事后，江青还洋洋得意地说，她是带头到国务院去“点火烧荒”。

　　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对江青是不满意的，但他毕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有些事处理得已经不再是得心应手了。比如他曾对身边人说：“叫总理把江青赶出政治局！”在“文革”那段特殊岁月里，毛泽东的话一直是一言九鼎的，如果毛泽东真的不想再使用江青，哪怕就是留在政治局，也完全可以让江青变成一个摆设而不会让她发挥任何作用，显然，他并没有下决心将江青赶出政治局。

　　“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这是新中国成立初周恩来在国画大师徐悲鸿的一幅《奔马图》上的题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经无数次艰难险阻后终于在邓小平的带领下，走上了改革开放这一富国强民的道路。但我们还要牢记历史，因为那段历史对全党、全国人民都是个永远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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