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史海钩沉
刘志丹,是中共陕北苏区创建人之一。1936年4月,刘志丹奉命率红二十八军渡过黄河东征,阵亡。刘志丹死因被后世广泛质疑。党史专家刘明钢针对“刘志丹死于政治谋杀”一说,撰文《刘志丹之死》予以驳斥。以下为全文摘录。
死因被后世广泛质疑 刘志丹死于政治谋杀真相
刘志丹(1903年10月4日-1936年4月14日)
刘志丹同志是战死的还是死于政治谋杀?本文探讨了这一敏感话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近日,本人有幸到延安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听了专家学者的介绍,并参观了志丹县保安革命旧址纪念馆,深深感到刘志丹是个了不起的共产党人,不愧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毛泽东题词)。但是,在志丹县,我也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说法:刘志丹不是在战场上壮烈牺牲,而是挨了黑枪,被自己人打死的。上网一查,果然不是空穴来风,有一篇王若望的文章,写到了刘志丹之死,一口咬定刘志丹“死于政治谋杀”。文章没有任何史实依据,全是信口雌黄,无稽之谈,给刘志丹烈士泼污水,给中国共产党抹黑。
一个有责任感的党史工作者不能坐视这种对历史的歪曲,不能听任这种恶意的攻击。事实胜于雄辩,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一
1934年至1935年,是陕北苏区大发展时期。1935年2月,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实现了两个苏区(陕甘边与陕北)党组织和两支红军(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的统一领导。谢子长负伤去世后,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安定6座县城。长期被分割的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 90万,建立了20多个县的苏维埃政权,红军主力扩大到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
正当西北红军和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陕北苏区发生了错误的“肃反。其时,刘志丹正在前方指挥作战,推行王明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和陕甘苏区县以上的干部,无一幸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同志含冤死去。“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苏区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地方反动势力蠢蠢欲动,以致一些地区出现了投敌“反水”的严重情况。整个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都陷入极端严重的危机中。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听到陕甘边区干部与群众反映肃反的严重情况,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毛泽东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接着,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中央去瓦窑堡接管了保卫局,先将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随后,指定组成在博古指导下的“党务委员会”负责审查陕北的肃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党务委员会”拿出了处理意见,毛泽东、党中央肯定了他们的看法,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立即释放,恢复工作。
刘志丹出狱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询问他的健康情况。毛泽东说: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毛泽东接着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刘志丹听了,欣喜万分,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理,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刘志丹等出狱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老刘得救了!”“陕北得救了!”中央红军的同志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也搞掉了,中央连歇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不久,刘志丹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军长。
正是由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到达陕北,并采取果断的措施纠正了错误的肃反,才挽救了陕北根据地,挽救了刘志丹。
王若望说,刘志丹是“死于政治谋杀”,如果真是那样,毛泽东为何还要下令“刀下留人”呢?为什么还要从错误的肃反中解救刘志丹呢?
二
1936年2月上旬,为适应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遣军东征,派主力红军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红二十八军在刘志丹、宋任穷指挥下,到达神府县境内,准备东渡黄河,沿途受到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3月底,红二十八军胜利渡过黄河,一路旗开得胜,连战连捷。当部队进至山西临县白文镇时,接中央军委急电:“为了配合红军紧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的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着令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刘志丹立即率部队出发,接连打败小股之敌,4月13日到达三交镇附近。
三交镇是坐落在山西中阳县西部靠黄河的一个渡口,南北两面环山,两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镇内有重兵把守,沿河有坚固的工事。刘志丹对同志们说:“越往南走,离中央总部越近,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打通山西前线和陕甘宁苏区的联系。”
4月14日拂晓,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红军指挥部设在南山顶上的党家山,距一团阵地不远。一团很快从东南面攻上山,进展顺利,连接拿下敌人的许多碉堡。南山守敌见势不妙,全部撤到北山固守,刘志丹便命令一团向北山攻击,与二团夹击北山之敌。时至中午,攻击不大顺利。这时才发现,原来的情报不准确,以为敌人只有一个营,实际上是一个团部、两个营,还加上个炮兵连。刘志丹和宋任穷商量,让宋留在军指挥部掌握全面情况,他亲自到一团阵地去看看。宋让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和参谋等随刘志丹一起去。就在一团的阵地上,刘志丹英勇牺牲。
裴周玉亲眼目睹了刘志丹牺牲的情况,他在回忆录中写到:
山包上只剩下刘军长、警卫员和我3个人。当时,虽然已经是4月了,可是正碰上寒流的袭击,天气显得特别寒冷。刘志丹迎风站在高处,观察和谛听着周围的一切动静。他嫌棉帽的耳扇碍事,把帽带也绑起来,不一会就把脸冻得紫一块红一块的,他也毫不理会,只是停一会从衣袋里掏出那一块旧怀表来看看。他站在那里,眼下就是我们所要攻取的城镇,面前就是我们所要消灭的敌人,看着他气宇轩昂的表情,真像恨不得一口要把敌人吞下去似的。然而,我们这时既没有炮,也没有炸药,全要依靠着红军战士的英勇,依靠着红军指挥员的智慧,来歼灭敌人,取得胜利。
就在刘志丹指挥着红军战士对敌人重新发起攻击的时候,又是那挺敌人的机枪,突然射来一阵罪恶的子弹,夺去了我们亲爱的军长的生命。
当时我曾几次拉过刘志丹的衣服,让他姿势低一点,防止危险。谁知就在我最后一次拉他时,见他两只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要跌倒下去,我不禁惊叫了一声,上前忙把他抱住,同时急喊警卫员说:“快去叫医生”。
子弹是从刘志丹左胸部穿过去的,很可能是伤着了心脏,伤口处流血很少,他的面色迅速地变得蜡黄。当我抱着他下到山包后边时,他已昏迷过去,呼吸极度微弱。
停了一下,他神志有些清醒了,他那种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还想为党为人民作更多事情的精神,似乎一下子全部进发出来,用劲挣扎着。低声告诉我:“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
接着只看见他嘴唇蠕动,却再也听不见声音了。当医生来到时,刘志丹已完全停止了呼吸。
另一个目睹刘志丹牺牲的人,就是警卫员谢文祥。谢在回忆录中写到:
夺取三交镇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我军英勇作战,歼灭外围之敌,但由于地形对我不利,敌人火力过猛,红一团损失较大,三交镇没有攻下来。志丹非常着急,准备调红二团团长于占彪率领部队发起猛攻。他为了战斗的胜利,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到了一团二连的前沿阵地上。这个阵地是个个山头,离寨子里的敌人不到300米,敌军居高临下,凭借坚固工事架有机枪,匪军还不停的摇旗呐喊。我二连指战员经过半天多的激战,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前沿阵地上只有不到一个班的战士在坚守。“老刘,我们离敌人太近。地势太低、目标太大,无法隐蔽,赶快转移吧!”我和那个班的战士多次异口同声地发出请求。志丹沉着坚定地说:“观察地形和敌情要紧,快向敌人射击,摸清敌人的火力!”我最后又请示时,志丹命令我接过战士的长枪,快向敌人瞄准射击!我打倒了3个敌人。正在这个时候,敌人突然用多挺机枪向我们猛烈扫射。我赶忙把志丹往下拉,由于他两手正在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没来得及爬下去,不幸左胸中弹,伤了心脏,当即昏迷过去。我把他赶快背到隐蔽的地方。他刚清醒过来后,仍以顽强的毅力,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不要管我……赶快请宋政委来指挥部队……消灭敌人……”
军政委宋任穷赶来了,他记述了后面的情况:
裴周玉等几位同志将刘志丹抬到军指挥部所在的阵地上,我跪下身来摸他的心脏和脉搏,察看伤口,这时志丹因大动脉出血已昏迷不能说话,不多时却溘然长逝,年仅33岁。裴周玉向我讲述了志丹中弹的经过。我们非常悲痛,肃立在亲密战友的遗体旁,脱下军帽致哀。我对在场的同志们说,刘军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未完成约革命事业,更多地消灭敌人,为刘军长报仇。我们把志丹的遗体抬上担架,把军大衣轻轻盖在他身上,一步一步地送下山坡。我把志丹牺牲的消息立即电告中央。我们赶紧筹划船只,制作了一具棺材装殓志丹的遗体,在场的数十人扶棺流泪,与志丹诀别。然后,派人护送志丹的棺榇渡过黄河,运往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以上史料,都能证实刘志丹是在战场上光荣牺牲的,而不是像王若望所说的“死于政治谋杀”。
为了说明问题,恕我引用敌方的资料。史泽波时任国民党晋绥军第二O六旅第二营营长,曾与红军在三交镇作战。他在自述中写到:(1936年3、4月间,)我旅移驻临县。这时,陕北红军刘志丹率部渡过黄河,穿越临县、离石县南行。我独立旅即派两个团尾随其后,准备吃掉这股红军。途中,旅长方克猷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如何采取行动,我发言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应是堵其去路,截其来源。”于是方克猷决定抽出部分兵力赶到黄河岸边的三交设防,其余主力继续追击红军。当时我在第二营担任前卫,行至离石县吉家中垣以东,突然发现前面山坡上红军在开会,我即报告团长章拯宇。章用望远镜观察后便命令炮兵轰击,一发炮弹击中会场。红军急忙反击,双方展开激战。在这次战斗中,红军遭到严重损失,其领导人刘志丹也在此战中牺牲。
由于时隔久远,史泽波的回忆在细节上难免有些出入,但也能证实刘志丹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
当刘志丹牺牲的噩耗传来后,陕北高原顿时为之震动。4月 24日,根据地首府瓦窑堡数千人集会追悼刘志丹,广大群众和红军指战员莫不为失去这位像自己亲人一样的红军领导人而无比悲痛。“沙场噗血报党国,留得万民哭志丹”,正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情。
为了纪念刘志丹,1936年,党中央应广大群众的要求,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1941年开始兴建陵园。1942年,刘志丹牺牲6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1943年,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志丹县为刘志丹举行隆重的公葬,毛泽东等党政领导人均为志丹陵题词。
王若望极力标榜自己是“以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探明其真相。”然而,他忘了一个起码的原则。历史是不能编造的,谎言并不难被戳穿。王若望对当时的历史太隔膜了,一编起故事来,难免牛头不对马嘴。他写到:“是什么人打黑枪把刘将军打死?由于实现这一阴谋的是党内特务头子康生部署的,所以凶手肯定得到保护并且还有奖赏,永远不会破案。”他肯定这起“政治谋杀”是康生部署的,但是,康生是于1937年11月底才与王明等从苏联飞抵延安。而在1936年4月,刘志丹壮烈牺牲时,他还在遥远的莫斯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政治谋杀”这样的事情是无法进行遥控的。
王若望是在肆意篡改、歪曲历史,因此漏洞百出,读者不难做出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