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凤守住:毛泽东晚年多少秘密!

爱笛

来源：微信 老兵讲故事

张玉凤守住:毛泽东晚年多少秘密!

一直以来，对于张玉凤，有着很多的文字追踪于她。有党史研究的，有纪实报告的，还有民间演绎天上地下信口开河的文字。对于后者，张玉凤选择沉默，承担了太多不该承担的附会。张玉凤的善良、付出、守纪，是值得我们报以极大尊敬的一个人。

有关她最简单的介绍文字是这样的：张玉凤，女，1944年1月27日出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1962-1970年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上工作，1970-1976年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1974-1976年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1976年后张玉凤去了哪里，干了什么虽然是人们关注的话题之一，但是，已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张玉凤走近毛泽东、守护毛泽东，到最终送走毛泽东，她一直是一个最知情毛泽东的人。

1962年至1970年，从“七千人大会”后到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这中间经历了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像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冲突、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林彪的冲突等等；这个时候的张玉凤，还只是一个旁观者。但作为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她一定看到过很多很多。

而1974年至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临终，张玉凤已经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了。这期间，中国政治经历了邓小平复出、四届人大召开、江青集团力量坐大和式微、毛远新出任毛与政治局的联络员、周恩来病重、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总理人选安排、大量受屈干部的政策落实、军队干部对调、再次扳倒邓小平、天安门追悼周恩来活动、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毛去世后各派力量的角力、粉碎“四人帮”等等重大事件。

作为机要秘书，张玉凤想不看到什么都难。更何况，毛泽东晚年，他离不开张玉风，毕竟，从1962年起，这位如花年龄的女性就在毛泽东的专列上服务了。可以说，毛泽东想到什么，张玉凤就能敏感地知道一二。毛泽东晚年发音不清楚，但只要他动动嘴巴，发出哪怕几个不连贯的音节，张玉凤基本上就能解读出来。曾经发生过毛泽东与张玉凤冲突后，毛泽东将张玉凤驱逐出去的事。但张玉凤可以走，毛泽东却离不开她，没有多长时间，毛泽东先自认输了，让汪东兴尽快将张玉凤找回来，并说下了很动情的话：我也这么大年纪了，脾气是有的，难道你的脾气比我还大？也还真是张飞的后代呀！

不能说因为张玉凤对毛泽东的了解太深就真敢与毛泽东叫板对撞，但话又说回来了，毛泽东的晚年脾气大不同于身体健康时期，实在是不大好侍候的。张玉凤能一直随身于左右，帮毛处理好一些别人未见得能代替她处理得好的事——这也是中央为什么做出让张玉凤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重大安排及其理由。

机要秘书是做什么的呢？简单言之，就是毛泽东有关的“机密”、“要件”的转递、落实、存档。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张玉凤成了各派关注的对象，连江青这种什么人都看不起的角色，也不得不小心地求助于张玉凤，尽量地巴结“小张”，包括用一些女人之间的小恩惠小手段。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但由此可以见出张玉凤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份量。曾写过一篇《毛远新“贪污”过毛泽东的谈话吗》，结论是不曾有过“误传圣旨”的过错，这中间就有着张玉凤的工作勤恳敬业等因由，因为是她对毛泽东任何谈话语音和文字文本的执着追索，没有给他人留下其他发挥的空间。

张玉凤没有主动做过影响毛泽东决策的任何“进言”，这是一种操守。她所做过的一件让她后来还感到害怕的事就是在长沙“批走后门”事件的代毛圈阅。其它，张玉凤守住了本色，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不参与，并不代表不知情。有关中国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之死留下的蹊跷、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之有无、林彪事件、中央政治局的人事安排、王洪文的升迁沉浮、康生其人及其状告江青、毛泽东眼里的邓小平、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毛远新在毛泽东的住室里谈话的全部、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华国锋的政治和战略考量、毛泽东为什么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天安门悼周时毛泽东在病室里的所有情形等等。

晚年患了老年性白内障

毛主席晚年身体不好，他的腿走路很困难。1971年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上汽车时，毛主席几次想踏着车门台阶上去，但就是上不去。后来还是我扶他上了汽车。他的腿困难到这种程度，令人惊讶。

后来，他的两只眼睛程度不同地得了老年性白内障。医生说，只有等到白内障长成熟的时候，才能动手术。在他双眼看不见外界期间，给他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芦荻来帮忙。芦荻在毛主席身边呆了七八个月，等毛主席眼睛恢复光明后，芦荻就回到人民大学工作了。毛主席要看古典文学作品和其它古文书籍时，由芦荻念给他听。现代文和一些文件，由我为主席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毛主席就是这样来读书和办公的。

1975年7月的一天，给毛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那天天气很好，毛主席也难得睡了个好觉，一共睡了六个小时。下午四点钟他醒来时，我问主席，“你今天休息得怎么样？”主席说，“我休息得很好，睡了一大觉。”我接着说，“主席，既然您休息得很好，今天我们就把那件大事办了吧。”主席问，“什么事呀？”我说， “不是动白内障手术的事吗？你不是已经答应过的吗？”那段时间，只说要做个手术，但没确定哪一天做。我想，这天是个很好的时机，就动员主席做。参加值班的唐由之大夫也说，根据主席近几天的身体状况，可以实施手术。主席点头表示同意，并说“做！”于是，医生为主席量了血压，听了心脏，又测了脉搏，一切正常。就在游泳池的一间休息厅里进行了严格的消毒，做好了动手术的准备。

眼睛复明激动得流了泪

当时，有一个为毛主席治疗的医疗小组，负责人有周恩来、邓小平、汪东兴和王洪文。手术由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和同仁医院的医生参加，由唐由之大夫主刀。当时大家都担心手术有没有把握。事后，我也问过唐医生有多大把握，他说他有百分之九十五点多的把握。白内障手术实际上也不算什么大手术，赤脚医生就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做过多少次。但现在是为毛主席做，就感到特别紧张和担心。

手术前听昆曲缓解紧张

我看到过有的护士在给毛主席打针时，手都直发抖，一连几次就是打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主席总是跟护士谈点别的事情，以消除她们的紧张情绪。等到手术准备工作做好后，毛主席也没有马上做。毛主席对做手术心里也很不安。他一生从未做过手术，一旦这次手术不成功，那还不如不做的好，虽然眼睛看不见东西，但别人看不出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玻他还想到，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丢下这个世界他放心不下。因此，他让我放了一段昆曲演员蔡瑶诜唱的岳飞《满江红》的录音。“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陈词慷慨激昂，曲调催人奋进。毛主席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踩着昆曲的节拍走上手术台的。医生首先在他眼睛周围打了一针麻醉药。这个部位很敏感，也非常的疼。但第一针扎过后麻醉药不管用，主席说他眼睛还有感觉。于是又打了第二针麻醉药，他的眼睛才失去了感觉。这时，我就关掉了录放机。

手术时间不长，前后十五分钟，实际动手术时间只有八分钟。手术过后，周总理、邓小平、汪东兴、王洪文他们怕影响刚做完手术的主席，没有跟主席打招呼就走了。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的手术做得很成功，让我转告毛主席。我这样做了，并特意告诉毛主席说总理也是刚从医院里来的。主席听后就说：“谢谢他。”手术后，毛主席的情绪很稳定。一个星期后，医生给毛主席眼睛上的绷带拆了。毛主席的左眼终于能重新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房间，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身边工作人员的面孔，并一一叫出了我们的名字。这时，毛主席激动得流了泪，因为他一年多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了。

医生做手术时，只做了白内障长成熟的左眼，也没有切除白内障，而只是把白内障压到白眼球下面去了。我问为什么不切除？唐医生说，切除的手术比较复杂，尤其对高龄老人不适宜，而把它压到白眼球下面也可以保证七八年的视力。毛主席左眼的视力刚恢复时，医生说每天只能看十五分钟的书。一开始，毛主席还能做到这一点，但很快他就不干了。看书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因此，他又开始夜以继日地读书、看报、批阅文件了。

全身是病睡眠不好

毛主席以前很注意锻炼身体，但晚年全身都是病时，他就没法锻炼了。只在累了的时候，把头来回扭一扭，活动一下脖颈。两臂舒展一下，练习“左右开弓”。他有心脏并支气管炎、腿浮肿，等等。支气管炎主要与吸烟有关，后来在晚年大家动员他把烟戒了。他看书不再是伏案工作，而是散漫地躺在床上，靠在一个很高的枕头上。毛主席从来不喜欢戴眼镜，他看书总是用一个放大镜看。

手术后我们为他准备了三副眼镜

长时间手里拿着放大镜是很累人的，后来我们给他换了一个轻一点的放大镜。但手术后我们为他准备了三副眼镜。考虑到他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一会儿左躺，一会儿右侧，手术后，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就给他做了特殊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左腿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右腿的眼镜，还有一副是供他坐在椅子上和沙发上看书时用的平常的眼镜。我们就不停地给主席换眼镜。当他左躺时，就给他戴没有左腿的眼镜，右侧时就给他戴没有右腿的眼镜。老年人本来睡得就少，而像毛主席这样长期从事高强度脑力劳动的人睡眠就更少，他经常在服过安眠药后仍长时间地不能入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有体会，对于他老人家来说，睡眠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坦然面对晚年病情

毛主席虽然身体不好，但他不隐瞒，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坦然。在接待外宾时，他坦率地给他们讲自己身体不太好。由于翻译听不清主席的话，我每次都参加主席与外宾的谈话。我和翻译坐在沙发的背后。毛主席在谈话中，总是引经据典，妙趣横生，潇洒自如。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来时，主席对他们说，自己的身体不好。尼克松不相信地说，你看上去很好。毛主席说，外表是骗人的，不要为假象所迷惑，我刚刚才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1976年春，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布托和毛主席是老朋友，每次他们都谈得很愉快，布托很喜欢和毛主席谈。在主席与布托会谈期间，我发现主席的额头在冒汗，知道他身体不舒服了。他老人家生病从来不呻吟，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脸拉得老长，张着嘴流口水，他从来没有这样。他一直到去世都是一身干干净净的。因为主席身体不好，所以他和布托只谈了三十分钟就告辞了。

突发心肌梗塞一字不漏背出《枯树赋》

1976年6月1日，毛主席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当时中央根据医疗小组的诊断，第一次向全国各盛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领导通报了主席的健康状况，但保密等级仍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我一直在想，在主席的健康状况方面，要是早点，比如说这次就把主席的健康状况公开告诉人民，也许人民对主席逝世就不会感到突然，就有更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干吗要严格保密呢？人最后都是要走的，这是自然规律。毛主席自己也是不隐瞒自己健康状况的。这个问题，研究党史的人可以研究一下。

好在这次心肌梗塞在医生的帮助下，主席很快就恢复过来了。虽然说这次恢复了，医生说人要闯三关。已闯两关了，下一关主席能闯过去吗？主席恢复过来后，一天上午，他要我把《枯树赋》找来给他看。他很喜欢诗赋。《枯树赋》写得很好，也很长。讲的晋朝一个人，来到一棵大树下，看到这棵大树过去也有过生长繁盛的时期，而现在已经逐渐衰老了，使人在内心中油然产生出一种悲凉的感觉。毛主席看过后，对守在床边的我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来。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来。可见，他老人家头脑并不糊涂。

唐山地震后搬进防震房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毛主席住在游泳池，那里的房子不防震。地震时，我睡在附近的值班室里。突然听到一声震响，我匆忙地爬了起来，穿上外衣，向主席那里走去。但由于房屋摆动得很厉害，我感觉走起路来都很费力，东倒西歪的，好像怎么也走不出去，最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了出去。这时，看到汪东兴他们也费力地向主席那里走。来到主席那间屋里，我看到主席不动声色地平静地躺在床上。伟人真不愧为伟人，遇到重大事情从不慌张，而是泰然处之。

主席问汪东兴出了什么事，汪东兴说，还不清楚，可能是发生了地震，待了解清楚后再向你汇报。当时，我们担心屋顶上会有什么东西摔下来打着主席，就急中生智地几个人牵起一张床单，悬空挡在主席的床上面，以起到一种缓冲和掩护的作用。在当时那样紧急的情况下，也只有采取这样极其简陋的防御措施了。第二天，汪东兴报告主席说，唐山发生了地震。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见，中央政治局决定让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祝主席说，既然政治局已做出了决定，我就搬过去吧。但等地震过后，我还要搬回来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间房子里。

由于主席心脏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给主席找来了一副担架。事先还由卫士们演练了一下，尽量做到让主席安安稳稳地躺在担架上。这样，在战争年代就坐过担架长征的毛主席，建国几十年后又坐了一次担架。在地震期间，毛主席很关心唐山、北京以及其它震区人民的情况，询问损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样，反映了领袖与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张玉凤回忆：毛主席为何不参加周总理追悼会,文章摘自《毛泽东传》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 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年。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他十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方，印着笔迹颤抖的“毛泽东”签名。同时发表的经过毛泽东圈阅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写道：发表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社论还公布了毛泽东不久前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时所讲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在这前一天，上年岁末，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两位美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交谈中，讲到毛泽东将发表的两首词。毛泽东说，“老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使两位客人感到出乎预料的是，毛泽东谈话的主题仍是“斗争”。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以不容质疑的口吻宣告：“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眼前的事实使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得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

进入新的一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这种状况，人们一般都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备受人们尊敬的周恩来，于一月八日在北京病逝。九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毛泽东为首的一0七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噩耗传来，神州大地笼罩在极度悲伤的气氛里。目击这种情形的外国记者的报道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公布后，街上“差不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沉重”，列车中“军人们捶胸痛哭”，机关、公寓、学校里人们在默默地流泪，“到处有人哽咽”。这以前，毛泽东已连续接到有关治疗和抢救周恩来的报告，对病情已无法控制和挽救，有着一定的思想准备。他在病榻上默默地读着这些报告，没有讲一句话。八日上午，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向几乎通宵未眠的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他听后沉默很久，微微点头表示知道了。下午，中央政治局送来《讣告》清样，工作人员流着泪为毛泽东读《讣告》：“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而他仍一言未发。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半个多世纪不同寻常的传奇般的关系，自然地使人们十分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但是，人们期望的事实最终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从一月十日起，中外各界人士开始以各种方式沉痛吊唁周恩来。十一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两侧，在严寒中挥泪送别周恩来的灵车，场面极为悲壮感人。

重病中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十四日下午，工作人员向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这篇将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的悼词近三千字，详细回顾了周恩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高度评价他的历史贡献，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情。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张玉凤回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看得出来，他是在用这个办法来摆脱内心的痛楚。

周恩来去世后，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是由谁来接替中国总理的职务。本来，早已主持国务院工作并排名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理应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已持续两个月，使这种选择很难成为可能。如果按副总理排名的次序，下一个是张春桥。江青一伙也渴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正在郑重地考虑这件事。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以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听取邓小平的检讨。在这期间，邓仍暂时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重要事务（包括周恩来的治丧工作等）还是由邓小平具体负责。同时，毛泽东还多次阻止江青等插手党政业务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他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并指示将这件事“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十五日，邓小平仍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并且由他来致悼词，成为他这时很引人注目的一次公开露面。

一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再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他十分清楚，在目前情况下，自己的处境已日益困难。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此后，邓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


江青与晚年毛泽东关系：用钱竟要通过张玉凤请示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肓。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9月20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1972年6月23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1975年9月20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张玉凤回忆，是1975年8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7月29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摸，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摸对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1975年9月，毛泽东另装了一架“专线电话”。“电话”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禀。这架“专线电话”，便是毛泽东身边的“联络员”。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毛远新充任“联络员”，使江青与毛泽东的联系变得密切：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江青在1975年1月7日写给张玉凤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玉凤同志：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1969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引者注：“制”似应为“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引者注：应为 “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1975.1.7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张玉凤写信，而且要张玉凤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毛远新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他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在江青看来是最佳人选。1991年7月20日笔者在上海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毛泽东一共有两个侄子。贺麓成（本名毛岸成）是毛泽覃之子。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弟。笔者在1997年8月4日采访了贺麓成。贺麓成的生母是贺怡，贺怡即贺子珍胞妹。所以，贺麓成既是毛泽东的侄子，又是毛泽东的外甥。

然而，也正因为贺麓成的母亲是贺子珍的胞妹，所以受到江青的排斥。贺麓成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尽管他在北京工作，无缘见毛泽东一面。直至毛泽东去世之后，经毛泽东和贺子珍所生的女儿李敏再三坚持，才把贺麓成列入毛泽东亲属名单，参加守灵。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又名朱旦华）结婚，于1941年2月生下毛远新。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1945年7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毛远新也就随方志纯住在江西南昌。1951年，朱丹华到北京开会，把毛远新也带往北京。会议结束后，朱丹华带毛远新进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朱丹华对毛泽东说，毛远新想在北京上学。这样，毛远新就来到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比李讷小半岁，他们一起在北京上育英小学。毛泽东、江青待毛远新如同己出1954年，毛远新小学毕业，考入北京一○一中学。1960年，毛远新上完中学，由于学业优秀，学校打算保送他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毛泽东听说此事，摇头道：“保送，不算本事。”

毛远新当即说：“那我就去考。你说什么大学难考，我就考什么大学！”毛泽东笑道：“要么北大，要么清华。”毛远新说：“我就考清华！”果真，毛远新凭自己的真本事，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毛远新在清华大学学了一个学期，对毛泽东说：“我的许多同学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喜欢那里。我想转学到那里，好吗？”毛泽东同意了。从此，毛远新转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每逢寒暑假，毛远新回到毛泽东身边。

1964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毛泽东和他如同父子。7月5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事后，毛远新追记了这一次谈话。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

《谈话纪要》中有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1965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接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到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当兵。不久，“文革”开始。当时规定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

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毛远新的身份也就广为人知.1968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在家中，江青喊毛远新的小名“小豆子”，而毛远新则喊江青为“妈妈”。毛远新在政治上紧跟江青。一是在1973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二是创造了“朝农经验”。“朝农”即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实行“开门办学”，在1974年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1975年9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第一审讯室对江青和毛远新的密切关系所作的交待，说得十分清楚：姚文元：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在批邓中毛远新是起了很坏的作用的。审判员：毛远新是怎么参加政治局的？姚文元：毛远新是以毛主席的联络员的名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他又不像是联络员，他的每次发言都成了中心调子，每次传达毛主席指示之后，都有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说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超过了联络员的职责，这也说明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批邓时，他经常跑到江青身边商量一些事情。

江青对毛远新也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听说毛远新是由江青扶养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欢叫毛远新乳名“小豆子”，毛远新也一直称江青“妈妈”。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审判员：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哪些？姚文元：江青讲毛远新是孩子一类的话，是在政治局会上说的。另外我听王秀珍说过，毛远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绍的，原来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工人。我觉得这都不是很正常的现象。审判员：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第二次打倒邓小平同志，目的是什么？后果是什么？这是什么性质问题？姚文元：这个，我也不知道。

“四人帮”反对邓小平副主席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当时毛主席还健在，邓小平副主席主持工作，很多问题毛主席是支持他的，怎么会在毛远新汇报后一下子转过来了？没有人解释过，我也有这个疑问，但找不到答案。我一直有个感觉，觉得毛主席是不是在培养毛远新。这完全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是我的一种感受，错了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审判员：好，今天就交待到这里吧。被审人签名：以上记录我看过，补充说明附后。姚文元（指印）陪毛主席过最后一个春节,关于毛主席晚年的情况，我们谈得不是很多，只听她断断续续说过一些。她说，毛主席晚年的时候，全中国人民还不断地颂扬他老人家“神采奕奕”，祝福他“万寿无疆”。实际上，这都是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毛主席不是神，而是一个上了年纪而又苍老多病的耄耋老人。

他从1971年之后就疾病缠身，起初是气管炎、大叶性肺炎，终日咳嗽不止，晚上也不能平躺下，加上林彪的叛逃，对他精神打击极大，此间他曾经昏迷休克过，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情绪也越来越暴躁。之后，又由于严重的白内障，双目几乎失明，不能走路，不能看文件，生活都不能自理，吃饭要一勺一勺地喂，吞咽很艰难。后来，一只眼睛做了手术，情况好了一些。

“当然，这些在当时都属于国家最高机密，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不知情，就是最上层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张玉凤说。在那最困难的日子里，张玉凤和护士长吴旭君等整天整夜守在主席身旁，不仅照料他的生活起居，打针用药，还要为他读报、读文件，从生活到工作事无巨细，工作量之大之艰辛，常人难以想象。因此，她十天半月都不能回家一次，1976年的春节除夕夜也是在老人家的病房里（也就是毛主席的书房）度过的。

张玉凤说，那时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毛主席就用低哑的声音对张玉凤说：“放点鞭炮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于是几名工作人员在房外燃放了几挂鞭炮，毛主席听到噼噼啪啪的爆竹声，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