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反腐弱”成通病

逐日山鹰

来源：IT时报

随着又一次国内互联网公司赴美上市潮来临，中国企业不少“毛病”再次被公然摆在世界面前，比如“腐败”。尽管国内互联网企业对此均讳莫如深，唯恐因此影响股价，但“反腐弱”似乎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据统计，截至今年一季度（京东上市之前），国内赴美上市的60多家互联网企业中，均不设独立的反腐机构，“反腐弱”折射出行业发展的不成熟。

“兼职”反腐不敢“打老虎”

在大多数互联网企业内部，反腐是一个神秘话题，很多员工都并不清楚自己企业内部究竟谁在反腐。一家生鲜网的销售主管就坦言，企业内部对这方面内容说得极少，他也无法确定究竟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个部门。

除了阿里、京东等内部有独立反腐机构的互联网企业外，在绝大部分国内互联网企业内部，反腐职能均由法务、财务、审计或者项目管理部兼任。这其中除了人力成本、管理便利等因素的考量外，更多由企业发展阶段，以及其本身的规范管理程度来决定。对于国内新兴发展的互联网企业而言，发展初期是否需要反腐，花多大力气来反腐，几乎被创业者所忽视，在盛大文学前法务经理林华看来，“低估腐败对公司的危害，认为不值得投入，几乎是创业公司的通病。”

目前，互联网公司内部兼任反腐职能的机构大多处境尴尬。从大环境看，国内对民营企业内部包括收受回扣或相关危害企业经济利益行为的法律制定不完善，对执行形成障碍。同时，企业内部各方利益博弈同样让内部反腐形同虚设，“对公司的法务部而言，干扰大多来自容易产生腐败的部门。”北京网元圣唐娱乐科技有限公司法务部总监王必渊透露，在公司以营收为导向的前提下，法务部一旦开展对销售、市场、采购等主营部门调查，对方常常以 “赶项目进度，否则影响公司实际营收”为由不断施压，借故压缩监察部门履行职能的时间，导致很多内部调查无法正常进行。

由于反腐调查时间周期长，负面影响大，互联网企业高层在态度上大多不积极。有业内人士透露，国内接近90%互联网企业的法务部门受权限影响通常只“预防”不“纠察”，“对企业而言，一旦启用纠察程序，对员工将产生不可逆的后果，甚至涉及刑事犯罪。这是公司管理层不愿看到的。因此，大部分互联网企业处理‘腐败’的手段基本以强制离职告终。”

“小惩轻罚”是助长互联网企业腐败滋生的“温床”，“几乎涉及电商、采购、广告投放的企业内部都隐藏着腐败。从奶粉、母婴、服装到生鲜，回扣率从5%到20%不等，某些电商网站的奶粉类产品的回扣比例普遍在5%，而广告投放回扣比例相对高，接近20%。”据一位来自电商行业的销售人士透露，像回扣、返点已经是整个行业的通行规则。而为了保证企业正常运营，管理层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这种“潜规则”的存在。

“在上海，员工受贿金额超过1.5万元，就能按职务侵占罪论。”林华说。

王必渊认为，“职务侵占罪”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及非公有制经济体制内，作为经济型犯罪，量刑已属最轻，但来自企业的“告发率”依然非常低。据业内人士透露，互联网企业发展至今，真正按照经济犯罪去报案并处理的几乎都是来自第三方支付类互联网金融公司，而最后的罪名也基本停留在职务侵占罪，依据犯罪金额大小，起刑为拘役3个月。

国外分析师瞄上中概股内部腐败

尽管目前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更多来自财务数据，而反腐仅是加分项。但随着参与国际化社会程度的提高，中国企业的“内控”水平必然会成为影响其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今，国外基金分析师已经开始瞄上中国上市企业内部腐败等“负面”信息，阿里上市在即，其平台销售假货、内部腐败等都是国外资本市场正在评估的市场风险。

现在，国内一批发展较成熟的互联网企业已经意识到“内部腐败”对其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2010年淘宝成立廉政部，处理不正当利益输送；2011年，淘宝廉政部提至阿里集团，聚焦关联交易、财务利益等。发展至今，这一机构的规模不断壮大。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阿里总部、淘宝和天猫都设有反腐团队，这些反腐团队体制独立，分合随机，可直接向最高层领导汇报，并随时调用资源，团队由专业的律师和专业人士组成。但即便如此，阿里的内部腐败状况依然让不少业界人士担忧，“抓了几只大老虎，但恐怕还有没被抓出来的。”近日，阿里集团资源部人力副总裁王凯受贿260万被判8年半，业内一片哗然。在法律界人士看来，阿里发展到现在规模，内部腐败会更隐蔽，反腐难度会更大。

“就目前的情况看，容易出现腐败的方式有：职务之便、以权谋私、收受回扣、侵占资产等四个方面。”京东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打击腐败是一项持久战，与阿里相类似，京东设有专职反腐机构，直接向刘强东汇报，人数在10人以上，可以独立调查，公司业务数据流程全部开放，被调查人员必须无条件配合。

在业内人士看来，阿里、京东，甚至盛大，其反腐力度在圈内也是有目共睹，“反腐力度归根到底与管理层的决心有直接关系。”林华说。

“在国外，企业从设立之初，就开始建立和完善反腐制度，与受聘员工签订《反商业贿赂协议》，从根本上完善反商业贿赂制度。” 在王必渊看来，这是国内互联网企业急需补上的重要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