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基金诉讼将阿根廷推向违约

思齐

亿万富翁保罗·E·辛格(Paul E. Singer)的对冲基金公司大概拥有300名员工，不过它却成功地迫使拥有4100万人口的阿根廷陷入不得不考虑屈膝投降的境地。

周三，阿根廷未能如期偿还其主权债务。阿根廷其实有钱还债。但是，驻曼哈顿的一家联邦法院的判决认为，除非阿根廷能与辛格的埃利奥特资本管理公司(Elliott Management)就债务纠纷达成和解，否则它将无权付钱给其主要债权人。

周三，在经过五个多小时的磋商之后，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于是，法院任命的调停人称，阿根廷“即将违约”。因为阿根廷未能成功支付5.39亿美元（约合33亿元人民币）的利息，所以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表示，阿根廷债务违约。


如今，阿根廷政府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尝试与多次被它称作“秃鹫”的投资者重新展开协商——多年来，这些投资者一直表示，除了全额还款，一概不予接受；要么它也可以陷在违约状态里，但是这有可能会对该国脆弱的经济造成影响，并使国际市场发生动荡。

谈崩以后，阿根廷经济部长阿克塞尔·基奇洛夫(Axel Kicillof)表示，这些谈判等同于敲诈。

他在曼哈顿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绝不会签订任何有损阿根廷人未来的协议。”

这件事表明，动力十足而资本雄厚的对冲基金如何能在其下注的市场之外不时发挥影响力。1992年，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成功狙击英镑，使英国与欧洲的关系受到多年影响。

虽然辛格还没有从阿根廷手中拿到钱，但有债券市场专家称，这场战争已经使规模巨大的债务市场的控制权倾向了债权人。各国经常会向债务市场寻求帮助，为其赤字提供资金。专家称，陷入危机的国家如今可能会发现，债务违约之后，更难要求债权人放宽条件。

“世界上到处都被扔了炸弹，这次是美国把炸弹投进了全球经济体系中，”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说。“我们不知道爆炸的威力会有多大——而且受影响的不只是阿根廷。”

作为对冲基金，埃利奥特对阿根廷的咄咄相逼出于盈利欲望。公司以远低于原始价值的价格买进阿根廷债券，如果阿根廷支付全款，公司就能大赚一笔。法律文件显示，埃利奥特所持有的阿根廷主权债务的面值在1.7亿美元左右，但是公司很可能以远低于这个水平的价格买进了其中大部分债券。埃利奥特等投资者现在要求阿根廷支付逾15亿美元，其中包括多年的未付利息。

然而，这场不依不饶的战争多少体现了69岁的辛格的世界观。作为一名带有自由意志主义倾向的共和党捐款人，当他认为政府和企业侵犯了债权人的权益时，他就会站出来。

“他不会为了斗争而斗争。他深信法治，深信自由市场和自由社会有赖于实行法治，”同为对冲基金经理的丹尼尔·S·洛布(Daniel S. Loeb)说。

这种信念帮助推动了一些颇有创意的法律诉讼，为埃利奥特带来了巨额财务收益。该公司管理着价值近250亿美元的资产。自1977年成立以来，埃利奥特通报的年均回报率几近14%。在与阿根廷的这起争端中，埃利奥特曾一度说服加纳一家法院查封了停靠在该国的一艘阿根廷海军舰艇。后来，那艘船被放行。

与阿根廷的这起争端的根源要追溯到2001年。当时，深陷主权债务负担的阿根廷决定违约。后来，阿根廷提出用违约的债券换取价值远低于原始债券的新“重组债券”。大部分投资者参与了这种交换，但有些债权人决定和阿根廷政府抗争，让其全额还款。这些所谓的“坚守派”(holdouts)包括许多个人投资者，以及埃利奥特旗下

名为NML资本(NML Capital)的部门和Aurelius资本管理公司(Aurelius Capital Management)等其他对冲基金。

对美国投资者而言，在美国的法院起诉外国政府在法律上颇具挑战。但2012年，埃利奥特在驻曼哈顿的联邦地区法院(Federal District Court)取得了惊人的突破。法官托马斯·P·格里萨(Thomas P. Griesa)裁定，无论何时，阿根廷只要偿付重组债券持有人，都必须同时偿付坚守派。阿根廷无法忽略该判决，只赔付重组债券持有人，因为格里萨法官同时裁定，任何经手向重组债券持有人转账业务的金融公司都将被视作藐视法庭。今年6月，为了向债券持有人偿还款项，阿根廷将5.39亿美元存到了纽约梅隆银行(Bank of New York Mellon)，但该行并未对其进行转账。

上月，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阿根廷的上诉，为周三的违约埋下了伏笔。

目前尚不清楚埃利奥特是否指望阿根廷会满足它的要求。在具有某些相似性的案例中，该公司设法获得了秘鲁和刚果（布）支付的款项。埃利奥特的支持者坚称，在公司的投资组合中，有赖于起诉政府和国有实体的赌注只占一小部分。他们还表示，埃利奥特不会去追究那些明显无力偿还债务的国家，但阿根廷是一个特别不守规矩的债务国，又显然具备给坚守派还款的能力。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些人对此事的后果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

“不管是纽约市的法官还是阿根廷的总统，都不重要，我觉得他们谁也不关心民众，不关心这个国家的未来，”31岁的电影制片人索尔·博德纳尔(Sol Bodnar)说。“就像是这些大权在握的人当着我们普通民众的面大笑一样。”

Simon Romero、Irene Caselli和William Alden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陈柳、陈亦亭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