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转型的经验 ——— 以南非的国家转型为例

郑瑟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非黑人贫民区

南非黑人贫民区

青壮年去城市打工，南非黑人家园中只剩下老人孩子等“留守人口”

   青壮年去城市打工，南非黑人家园中只剩下老人孩子等“留守人口”

天堂与地狱：白人城市约翰内斯堡和黑人贫民区索韦托

天堂与地狱：白人城市约翰内斯堡和黑人贫民区索韦托

天堂与地狱：白人城市约翰内斯堡和黑人贫民区索韦托

  天堂与地狱：白人城市约翰内斯堡和黑人贫民区索韦托

南非的黑人居住区索韦托有一个据说非洲最大的公共汽车站，每到圣诞节前后，有大量劳工返乡

南非的黑人居住区索韦托有一个据说非洲最大的公共汽车站，每到圣诞节前后，有大量劳工返乡

    南非经济腾飞源于独特的制度安排


    南非是中国很关注的一个国家，1995年中国与南非建交之后，南非是中国人去得很多的一个国家。最近媒体对南非的报道也比较多，但是往往是说南非的治安问题等等，但是对这些现象的由来，中国人好像不是太了解。


    很多人的印象中，非洲是十分落后的，但是种族隔离时代到过南非的人都知道，南非大城市甚至比欧美还要漂亮。欧美的城市，还是有很多比较脏乱差的穷人住宅区，但是民主化以前的南非因为对黑人实行严格的控制，黑人是不能进城安家的，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城市都是白人城市，建筑的华丽、秩序的良好以及市容的整洁，甚至超过了欧美的一些城市。南非的基础设施很发达，这是由于南非上述体制下，圈地很方便，欧美没有这样的条件。南非在上世纪80年代的高速公路里程曾经一度仅次于美国、德国，居世界第三位。


    南非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南非在1932年到1972年的40年间，平均每7.4年G D P就翻一番。但是到了70年代末，由于社会危机的逐渐显露，开始减速，到198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很多人认为南非之所以富裕是因为有金矿，其实南非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制造业推动的。虽然在起步阶段，黄金的确是南非经济的很重要因素，但是南非的金矿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开采，开采条件都很差，成本也很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推动南非经济发展的并不是采矿业和农业，而是工业。一战后，南非的制造业开始起飞，二战期间超过了采矿业，1965年超过其他各种行业之和，成为非洲唯一真正工业化的国家。南非以6%的人口占有全非洲1/3以上的经济产值。


    南非经济的第二个特征，就是鲜明的外向型。讲得简单一些，就是利用随便圈地、使用黑人的流动劳工，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大量的投资，生产出的廉价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尤其在非洲市场上有相当的竞争力。因此，南非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外贸顺差很高，南非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内，外贸顺差曾经从143亿兰特发展到7430亿兰特，膨胀了五十几倍。南非的资本项目顺差也非常高，1965年是2.15亿美元，到了1982年发展到23.66亿美元，后来由于南非的社会矛盾发展，大量的外资开始撤出南非，1985年以后南非就成了一个资本流出的国家。


    第三个特征，就是南非的白人主体布尔人比较需要国家的保护，因此他们的公营经济占的比重比较大，1980年公营部门占全国固定资产的58%，占产值的26%，出口占50%以上。


    南非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够吸引到大量的外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很大情况下就是由于当时南非独特的制度安排。南非的用工制度和土地制度，别国是不可能拥有的，使他们在招商引资等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讲得简单一些，南非的白人主体，就是荷兰裔的布尔人，利用英布战争形成的民族情绪抵制国际社会的人权压力，以大比重的国营经济维护布尔人的特权，另一方面，在南非的外向型市场经济中通过剥夺多数黑人权利来压低劳动、土地等要素成本，从而吸引投资、发展制造业、经济扩大出口。为此，有一整套被南非人叫做“二元体制”的种族隔离制度，其中包括只准黑人进城打工但不能安家的“流动工人”制度，随意盘查、拘禁黑人的打工证制度，以“消除贫民窟”为名驱赶黑人的所谓“有序城市化”政策，既便于白人国家随意圈占土地又便于束缚黑人的土著土地强制性“部落所有制”制度，以及阻止打工黑人在城市扎根，让他们出卖青春后返回农村的所谓“黑人家园复兴计划”。这种体制尽管实现了“奇迹”式的经济增长，但也导致了尖锐的社会矛盾，终于不可持续。到了1990年代，南非在国内人民的斗争与国际社会的推动下实现了民主化，南非的发展也开始了新的篇章。


    “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


    南非70%多的人口是黑人(现在由于白人逐渐外迁，黑人比例接近80%)，30%的人口是白人和其他人种，这两种人实行完全不同的制度。南非之所以可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和英布战争之后形成的民族情绪有关。


    在20世纪初发生了英布战争，英国人经过三年战争，灭掉了两个布尔共和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南非联邦。因此荷兰裔的布尔人有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布尔人的抗争下，即使在英布战争后的英属时期，包括“穷白人”在内的布尔人势力仍然主导着南非政治，独立后更是如此。到处都可以看到英布战争的纪念碑，布尔人不断宣传，说讲英语的人以前曾经欺负过我们，现在还要欺负我们，现在欺负我们的表现就是要对我们强加人权观念，强迫我们提高黑人的人权。布尔人(自称为阿非利堪人)认为这是一种外来干涉，抵抗殖民主义就表现在他们要拒绝这种干涉。


    当时的南非总统博塔就曾傲慢地宣称，我们的人民同殖民主义作斗争比非洲其他人更早，这些殖民者的后裔现在却干涉我们的内政，强迫我们按我们敌人的方式去理解种族隔离制度，我们绝不屈服！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但绝不搞他们建议的一人一票选出的政府。因此，布尔人压迫黑人，坚持自己的种族优越性，似乎反而具有了抵制殖民主义、独立自主和拒绝他人干涉内政的所谓正义性。为了坚持他们的种族特权，他们可以退出英联邦、蔑视联合国，断绝南非荷兰裔教会与宗主国教会的关系，与国际社会叫板。


    早在1834年，英国殖民当局在南非废除黑奴制，布尔人就视之为奇耻大辱，他们认为黑人就是应该当奴隶的，英国人废除黑奴制，是对他们的蔑视。1910年成立南非联邦时，当时布尔人通过宪法剥夺了英治下保有的一些黑人权利，比如英国殖民当局允许黑人可以拥有土地所有权，布尔人就取消了，然后一些黑人组成代表团到伦敦去请愿，要求英国议会阻止布尔人所做的这一切。布尔人就说这些人是英国人的走狗，是“南非奸”，是在帮助英国人干涉南非的内政。


    1930年，南非主管土著事务的部长霍洛维声称，美国人的黑白一体化政策是失败的，不能把这种失败的种族政策强加给南非。1960年2月，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南非，在议会发表了著名演讲《变革之风吹遍非洲》，敦促南非政府改变种族隔离制度。在布尔人中引起了强烈的愤怒，认为英国人干涉内政，当年10月布尔人占多数的南非白人议会投票宣布脱离英联邦，废除英国女王象征性的地位，成立南非共和国。


    南非宗教中也有这样的问题。南非英语白人建立的英国圣公会是比较反对种族隔离的，他们甚至选出了一个黑人大主教图图。但是南非的荷兰白人教会归正会支持种族隔离，甚至对荷兰本土归正会的反种族主义态度都不能容忍，遂自立门户，断绝了与后者的关系。


    南非的英语白人之所以在种族问题上比较开明，是因为在当时的南非白人中，英语白人大部分人从事工商业，也就是当老板的比较多。而荷裔的白人叫布尔人，布尔是荷兰语农民的意思，他们传统上是农民，比较排斥工商业，他们进城之后绝大多数是穷白人。穷白人搞工商业竞争比不过英语白人，打工又竞争不过黑人。因此这些人特别需要有特权来保护，他们特别希望有一种制度能够提供大锅饭，能够把被认为是进城跟他们抢饭碗的黑人排挤到底层。这就使他们在种族问题上变得比英语白人要更加顽固。


    正因为这样，当时的黑人解放运动，对英语世界也怀有好感。曼德拉就曾经自称是亲英派，他说：英语对于布尔人来说是一种外来语言，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种求解放的语言。1941年罗斯福、丘吉尔颁布《大西洋宪章》，强调普遍人权，布尔人对此嗤之以鼻，但非国大则深受鼓舞，立刻把文本搬来，发表《非洲宪章》，呼吁给予黑人普遍人权。而南非的英国圣公会更是成为黑人基督徒的抗争基地，产生了像黑人大主教图图等精英。


    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又一个理由是文化差异论，否认普遍人权，主张白人的人权标准不能适用于黑人。南非御用学者宣称，如同保持种族生物特性一样，保持民族认同、保持各自文化特性的权利是最基本和首要的人权。按照他们的说法，黑人低人一等、白人高人一等，这就是种族特征，保持这种种族特征就是最重要的人权。据说黑人也希望保护自己的文化特性，实行种族隔离有利于保持黑人文化。只有把黑人和白人隔离起来，才能保持和发展黑人民族的“自然本性和文化传统”，“发展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因此南非在布尔人掌权之后，废除了英治时期的土著地区议会，强制恢复了传统的酋长制度为主的班图斯坦制度。


    南非为了保护布尔人的特权，在经济领域搞了很多维护布尔人特权的国有经济。南非布尔人当老板的比较少，在自由雇佣的条件下，又竞争不过黑人劳工，因此需要有一个很庞大的国有部门去吸纳布尔人就业，这是南非国有部门占比重很大的一个原因。


    有人调侃说，南非搞的是“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对白人来说，南非是一个福利国家，各种福利那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它是建立在黑白对立的基础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南非的特征就是白人和黑人各自内部的阶级分化都很不发达，南非的白人内部比较平等，黑人内部差别也不大，但是黑白之间的差别非常之大。在改革之前，中国也有很类似的现象，就是城里差别不大，农村差别也不大，但是城乡差别非常之大。


    如果我们进行纵向的比较，也就是尽管南非黑白差异非常之大，但是南非的黑人劳工进城打工后，比起他们在所谓的黑人家园时，收入还是有比较高的增长，即使是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是南部非洲各国黑人打工者的集中输入地，南部非洲的很多国家都有大量的劳工跑到南非去打工，如莫桑比克、马拉维、津巴布韦等国，都有超过1/3乃至一半的劳动力跑到南非打工。这一现象说明，南非的黑人劳工尽管处境非常之差，但是比起周边的国家来说，还是要富裕一些，所以这些人才愿意来打工。


    这些进城市打工的黑人，南非当局把他们叫做“流动工人”，这些黑人打工者随时携带的通行证，称为“D om Pas”，白人警察在城里一见到黑人就查证件，如果没有就强制收容审查。南非黑人当时的抗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抗议黑人通行证制度。南非的黑人证件办理是不花钱的，这和我们进城农民办理的三证有很大的区别。


    南非的流动工人和有序城市化


    由于流动劳工政策，造成了南非的一个现象———逢年过节有大批的黑人劳工要回家，在南非的黑人居住区索韦托，有一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公共汽车站，每到圣诞节前后，有大量的劳工要返乡，会出现一个很热闹的景观。一些南非朋友告诉我，现在圣诞节回去过节的劳工，主要是外籍劳工了。因为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南非本国的黑人劳工80%已经在城里安家，已不必再每年卷入这种所谓的民工潮里了。


    南非的黑人劳工即使在流动时期，虽然白人不希望他们在城里安家，但是他们实际上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力图在城里建立各种各样的社区。当然这些社区在白人眼里都是很不高尚的社区，都是属于类似于贫民窟的社区。绝大多数的黑人劳工他们都在打工地附近安了家，当时南非白人不让他们进入主城区，但是在城外划了一片地方让他们安家，这就是约翰内斯堡西南25公里的索韦托。


    在索韦托以家庭方式居住在贫民区的黑人劳工，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前占80%，而以单身劳工方式居住在集体工棚的，大概占20%。普遍认为居住在单身宿舍无法安家的单身劳工，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比在贫民区安家的那些劳工的地位更加低、处境更坏。在过渡时期，南非出现严重的部族冲突，死了上万人，当时说冲突是由于科萨人和祖鲁人的部族矛盾，后来学者认为，其实所谓的部族矛盾包含了利益诉求的区别，实际上就是处境更差的集体宿舍劳工，与在贫民窟可以安家的那些劳工之间的利益矛盾导致的。


    南非的土地制度也一直存在着英国传统的私有制和布尔传统的国有制的冲突。19世纪英国人在治理开普殖民地时期，曾一度推行过土地私有化的改革，允许黑人购买和拥有土地，但是这一政策惹怒了布尔人，进行了强烈的反对，为了安抚布尔人，英国人妥协了，后来南非实行的仍然主要是布尔人的制度。其中著名的就是1894年的格伦格雷法，规定黑人实行部落传统下的份地制，实行所谓的平均地权，规定必须保证黑人家庭拥有份地，但是份地不得超过10英亩，一家不得拥有多份，而且份地不能买卖。白人规定这种制度，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防止黑人由于土地买卖而变为无地农民，是为黑人着想，其实谁都知道，这是为了白人圈地着想。


    1913年、1936年南非又两次通过了土地法，最后形成了一种“二元土地制度”。在最终实现白人国家所有的框架下，一方面白人社会内部基本上按照英国传统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上的私有地权制度，但另一方面，对黑人却强化了部落集体下的家庭“份地”平均使用制，不仅禁止黑人白人之间的土地交易，在黑人内部也只承认部落土地所有制，不承认私有制，限制个人对土地的权利，限制个人的土地拥有量。


    对白人当局来说，实行这样的土地制度有两个好处。第一，实行这一制度，白人当局就有理由说黑人在所谓的黑人家园里，是保留有退路了，因此城市可以不对他们开放，城市只要出现危机，出现经济萧条，就可以把黑人劳工赶回去，因为他们反正可以回去种地，失业也不是问题，社会保障也不是问题。第二，虽然黑人的份地是属于集体的，但国家高于集体，国家要圈土地，集体没有任何抵制能力。因此，这个制度给白人圈地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使得白人城市的基础设施搞得很好。南非的城市很漂亮、高速公路修得很多，都与这些制度有很密切的关系。


    南非的这一“优势”，是欧美国家所不具备的。在经济繁荣时，可以让流动工人大量进城卖苦力，一旦遇到萧条，就把他们视为城里多余的人，进而把他们赶回所谓的黑人家园，让他们靠狭小的部落份地生活，以此一次一次把危机的打击转嫁到他们的身上。这种流动劳工加黑人家园部落所有制的设计，就是所谓有序的城市化。南非的一位专家汤姆林森就曾经论证过，美国的城市化就是无序的城市化，美国没有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因此黑人大量涌入城市，芝加哥、底特律等黑人都是占一半人口以上，造成城市脏乱差，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很糟糕、很失败的案例，南非绝对不能这样干，南非要做自己独创性的体制，就是要把黑人管住，只让他们来打工，不能让他们在城市定居，这样的制度就是所谓有序的城市化。


    在有序城市化的条件下，南非不允许黑人在城里定居，但是却需要黑人打工，黑人不能定居的理由，就是如果黑人在城市里定居，就会形成贫民窟。但是时间长了，黑人安家的趋势还是无法阻止，他们就在约翰内斯堡城外划了一片地方，让流动工人在那里盖房子，这就是所谓的索韦托(Sow eto)。它本是“西南镇区”(South WestTow n)的拼读，但一些黑人却有另外的解释：索韦托就是SoW hereT o，“那么我们去哪儿呢？”显然，白人不准他们到别的地方。


    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一大片的棚户区组成的索韦托和全是华丽的建筑构成的约翰内斯堡。约翰内斯堡号称是南半球最美丽的城市、非洲花园，而索韦托是人口高达100多万的庞大棚户区，是世界著名的所谓问题社区，不单在政治上是黑人反抗运动的根据地，同时社会秩序也比较差，是犯罪率很高的一个城区。


    民主化之后，这种现象很快得到了改变，一方面索韦托的公共设施在民主化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善，索韦托不再是那么简陋，不管是黑人的住宅，还是各种公共设施，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黑人可以进入约翰内斯堡，约翰内斯堡在有些人看来就比过去要脏乱差了，有些人说原来的约翰内斯堡像北京，现在的约翰内斯堡有一点像是马尼拉了，但是这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呢？不同的人大概有不同的判断。


    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大城市是没有贫民区的，原因是不允许黑人进入，只能住在索韦托，不能住在约翰内斯堡。但是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就有大量的穷人进入大城市，在城市里出现了一些露宿街头的人，就出现了一些棚户，还出现了穷人干脆占据空房的现象，出现了治安和脏乱差一类的问题。这一类问题，使得现在的南非大城市比起种族隔离时期要更像拉美(据说拉美大城市的特征就是城里有大片的贫民区)，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所讲的拉美化，因为拉美化是没有走出种族隔离制度这一背景的，而南非出现的这些问题，其实是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的一个暂时的现象。


    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城市里很干净，治安也很好，但是这是以种族隔离为代价的。我发明了一个名词，把这种状况叫做“前拉美化”，也就是说它是在没有迁徙自由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漂亮城市，这种漂亮城市的背后是对黑人人权的剥夺，因此它比拉美还要落后。而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的民主化阶段南非虽然出现了暂时的城市治理困难，可以叫作“类拉美化”吧，但与“前拉美化”的“漂亮城市”相比还是进步了。今天南非社会的共识是，如今的城市治理困难只是他们进步过程中的问题，要解决这种问题，但绝不会再倒退回到“前拉美化”的状态，尽管南非在那时曾经有非常漂亮而且“有序”的城市，但对于大多数人即黑人而言这并不是他们的城市，也不值得他们自豪。


    按照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当局的制度设计，“流动工人”应该是在城里打工，把家留在农村，他们在农村的家庭，白人当局起了名称，原来叫班图斯坦，后来叫“黑人家园”。南非的“黑人家园”理论是1956年通过所谓的汤姆林森考察团的报告建立的。当时南非的一个农学教授汤姆林森率领一班学者搞了个调查，认为南非工业化造成大量黑人涌入城市，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到本世纪末都市黑人人口将达到1500万，那么就会出现美国底特律、芝加哥式的现象，他们以美国作为反面的案例，说这种无序的城市化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像贫民窟、脏乱差等等。因此他们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让黑人和白人“彼此独立发展”。但是这个报告也说，黑人只务农其实也过不下去，因此要在黑人居住区实行工业化。汤姆林森报告说，如果不为黑人在自己的居住区提供发展机会，那么我们的计划就会失败，因此要实行所谓的投资点和工业分散化计划，也就是在黑人家园搞离土不离乡的乡土工业，让黑人就地在那里工作，不要进城，进了城也不要在城里安家。


    白人当局还说，黑人家园可以保护黑人的优秀传统，维持酋长制度，不要学白人搞什么民主。当时黑人维权运动对此是强烈反对的，曼德拉对这个计划有激烈批评，他指出：尽管汤姆林森报告中关于发展黑人区经济、改善民生的说法并非一无是处，但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在于阻止黑人定居城市，因此从总体来说是行不通的，而且是不人道的。


    进城定居是穷人的权利


    大家都知道，虽然南非实行了这一计划，但仍然无法遏制黑人进城安家的潮流。南非所谓的黑人家园，在10多年前就已经逐渐成了一个留守人口居住的地方，基本上就是老人、妇女、小孩，而青壮年都进城打工了。但是南非当局希望通过振兴黑人家园计划，使得南非的黑人能够回流农村，即使不回流，也希望由此只在城里暂住，等到打工到35岁就回到黑人家园靠部落集体所有制养老了。在种族隔离制度的最后20年，进行了相当大规模的投资。正如汤姆林森报告所讲的，如果在黑人家园里没有出路，黑人仍然是要涌入城市的，因此要实行黑人家园制度，就要使黑人家园有所谓的复兴。于是通过国家投资，在黑人家园盖了很多公共设施，盖了一些居民区，搞了很多那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为了使黑人家园对于黑人有约束力，南非从1974年开始，还千方百计地让这些黑人家园独立。因为南非毕竟还是有一点西方的传统，如果是本国的公民，不让他们在城市定居还是说不过去，他们也不能明目张胆实行一种另类的户籍制度，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让这些黑人干脆成为外籍劳工，如果这个黑人家园独立成为单独的国家，那么黑人劳工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了，他们就成为外籍劳工，只能在这里打工、不能安家。


    为了这一点，南非的国家公共财政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后期，他们对黑人家园的补贴非常之大，1988年到1989年财政年度，南非政府对10个黑人家园的财政补贴总额超过69亿兰特，而下一财政年度更达到85.1亿兰特，增长非常快。按照当时的比价，相当于34亿美元。如果折算成2006年的美元，就相当于60亿美元，按照黑人家园的总人口平均，每人达到380美元。


    但是，南非国家财政对黑人家园建设投入的效果却很差，因为它的初衷不是为了改善黑人权益，达到种族平等，而是借助传统专制酋长来约束黑人，使之留在农村，使城里的打工黑人变成外籍劳工，而失去在城里安家定居的资格，将35岁前住单身工棚、35岁后回乡终老这样的一种状态固定化，甚至借助传统力量让城居黑人倒流回乡，而不给白人城市添麻烦。正是由于这种制度设计是出于这样很不正常的目的，因此这些形象工程花钱多、效果差，被很多白人纳税者视为很大的负担，这种负担也是他们在种族隔离制度后期改变态度，倾向于支持取消种族隔离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与其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实际上还是拦不住黑人进城的潮流，还不如干脆让他们进城。


    一方面南非将黑人圈在索韦托这样的地方，另一方面在主城区还是出现黑人住宅区，当时的南非政府就采取驱逐政策，就是所谓的清除贫民窟。南非在经济发展时期曾经出现过很多这种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中在50年代出现的索菲亚顿事件是最有名的一次。


    最近姚洋先生说贫民窟意味着穷人进城“侵犯产权”。我不否认一些民主国家对穷人“私搭乱建”相当宽容。但是那些“低人权国家”则不然，他们的暴力“城管”显然侵犯人权，而用城管方式“清除贫民窟”才真正是侵犯产权。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怎么可能让黑人“私搭乱建”？那里的黑人贫民区应该说都是在尊重产权的基础上形成的。约翰内斯堡市内的索菲亚顿本来是一块给穷白人盖的廉租房小区，完全是合法的，但是盖起来了之后，白人当局认为标准太差，做白人的廉租房不够格，因此市政当局拒绝提供市政支持，没有给它投资建下水道等等。开发商不愿意浪费这笔钱，就把房子卖(租)给了黑人打工者。这完全是正常的产权交易，并没有发生所谓黑人占地乱建的事。但是后来，因为那里离市中心比较近，只有4英里，属于三环内甚至二环内吧，白人当局认为这块地皮被黑人占据太可惜，于是实行了“清除贫民窟”计划，把上万黑人赶走，造成非常严重的事件。著名南非影片《鼓》就是讲的这件事。


    在南非黑人解放运动中，黑人领袖都非常强调黑人贫民区存在的权利。尽管贫民区本身条件就非常差，但是连这样的地方都不让他们住，就更加不人道。曼德拉就曾描述过约翰内斯堡的亚历山大贫民区，那里设施简陋，治安也很糟糕，但曼德拉强调说，白人当局的清理贫民窟，要比贫民窟本身更不人道。非国大领导了贫民窟黑人的反拆迁斗争。曼德拉说：“尽管亚历山大的生活像地狱，但这里也是一个致富之地，黑人可以在这里积累私有财产，经营自己的产业，黑人不必向白人的城市管理当局磕头。亚历山大是一片希望的沃土，见证了我们的人民冲破约束、成为城市永久居住者的历程。为了让非洲人留在农村，或是在矿上打工，白人政府坚持认为黑人本质上就是农村人，不适合城市生活，亚历山大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却戳穿了这种无耻的谎言，亚历山大的居民来自各个非洲部落，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和政治意识，城市生活有利于抹掉部落之间、种族之间的隔阂”，因此曼德拉说亚历山大是黑人的希望之地。


    当然曼德拉绝不是说黑人就该住得这么差，但这是国家之过，不是黑人之过。国家不能提供廉租房已经该骂了，黑人自己搞个“窟”你还要驱逐他，这真是太过分了！


    总之，南非是靠欺负黑人实现的经济高增长。但这种状况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难以为继了。一方面是维护这种状态的成本越来越高，包括黑人家园的建设都是非常花钱的，效果也不好。二是这种制度安排的成本越来越高，国际社会对这种事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且这种用“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化经济中增加“竞争力”的体制，本身也会带来严重问题，这就使该国的消费市场极其狭窄，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非常高。


    由于这种种的原因，南非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变了这样的状况，民主化进程就变成了一个难以阻挡的潮流，最终发生了1994年的南非变革。关于1994年以后的南非变革，我觉得还有无数的故事，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关于这一点，今后我们还可以讨论。


    嘉宾简介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为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


    秦晖的研究更新了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他对 许 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