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该卖良心还是该卖大腿

思齐

来源：神探007的新浪博客

新闻采访

来源：张忆安

近日媒体圈的一个重量级消息，是21世纪网走向灭亡。这个网站曾经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可以从其敲诈勒索所涉及的巨大金额中略见一斑：这个数字高达数亿。敢敲诈这么多，能从敲诈中拿到这么多，足以说明这个网站在业内是如何叱咤风云的。

但这样一个网站，竟然就此倒下了。不是简单的接受调查或者整改，而是整个网站的运营资质被吊销。可以说，21世纪网这次是干干净净的、彻底的、毫无余地的死啦死啦地了。连带着让其背后的整个南方系媒体都遭受了巨大的冲击。

然而何至于此呢？

把问题的根源说成是“敌对势力的渗透”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但不解决任何问题。莫说一个21世纪，即便是今天整倒了南方系又能如何？不改变媒体的现状，不对媒体正本清源，不能让整个传媒界与时俱进，今天倒一个南方系，明天还有可能冒出西方系、北方系、黑方系、红方系甚至黑桃系、梅花系。

政府和媒体，谁干挺谁？

在我看来，中国媒体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普通公众，甚至一部分媒体从业人，根本没搞清楚媒体是做什么的。

媒体本应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起喉舌的作用。实际上，我党过去对媒体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比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这些媒体，赋予他们的职责就是当好“党和政府的喉舌”。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做得也很好，他们的媒体是从属于各利益集团，负责为本利益集团发声的。

媒体可以承担一部分社会监督职能，但归根结底，媒体存在的意义为本集团的利益服务。在中国，党媒、央媒要做的事，就是减少政府行政成本，进而减少整个社会为稳定和发展所承受的负担。

换句话说，党媒、央媒也许不应该为国家、政府洗地，但最起码不应该跟国家、政府对立。可以揭露社会矛盾、曝光社会问题，但目的应该立足于弥合矛盾、解决问题，最起码不应该故意扩大矛盾。可以承担一部分监督职能，但绝不能自以为是的充当社会裁判者。

可包括一部分媒体从业者在内的很多人，却对媒体提出了过分要求，希望媒体去承担原本政府应该承担的很多职能。对媒体抱有太高期望。这种期望让很多媒体人盲目的膨胀起来。

比如山东陈宝成案，根本没有拆迁到他家，他暴力绑架铲车司机，往司机身上浇汽油。媒体竟然一面倒的认为他有理。再比如《新快报》事件，明明是记者违法，《新快报》居然敢喊出“放人”，公然把自己放在高于国法的地位上。

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就变成蓄意干扰司法判决。比如南京彭宇案，二审之前彭宇根本没提过自己是“见义勇为”，一直承认自己跟老太太之间发生了碰撞。但在媒体的恶意引导之下，到二审中他彻底翻供。这个案件对社会风气造成的恶劣影响有多大，恐怕不需要我多说。

南方系甚至曾经在官方微博上放言：就算解放军是属于共产党的，人民也可以另组军队干死他们。——这种言论已经是公然叛国了。

媒体之所以敢这样说，追本溯源是因为他们认为“礼法岂为吾等所设”，自以为自己高于社会，能够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

出于这种扭曲的心态，很多媒体人都有一种扭曲的心态：只要我的目的是良好的，无论使用什么手段都没错。

结果是本该客观报道事实真相的媒体成了新闻的制造者、谣言的生产者；本该致力于弥合社会矛盾，减少政府行政成本的媒体主动制造矛盾，给政府增加负担；本应为党和政府服务的媒体站到了党和政府的对立面，“起到了敌人都起不到的作用”。

只有还媒体以本来面目，让媒体人意识到自己是干什么吃的，目前媒体存在的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性。不然的话，媒体会日益在“第四权力”的道路上走下去，最后要么被政府干挺，要么干挺政府换他们来。

最爱最恨皆流量

对现在的媒体人来说，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流量，也就是你做的内容到底有多少人看。流量决定了一个媒体有多少影响力，能赚多少钱，甚至是否能生存下去。同时，由流量产生的“大数据”，对商业、行政乃至国家决策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媒体人爱流量，每个媒体人都尽一切努力争取更大的流量。但媒体人也恨流量，自己辛辛苦苦做出的精彩内容，不如别人卖大腿秀乳沟带来的流量多的时候，每个媒体人都骂过娘。

为了追求流量，甚至产生了一个新的职业，那就是水军。这个新兴行业是专门负责为各媒体吸引流量，甚至直接动用技术手段刷流量的。这是个神奇的职业，鼠标一点，几万、几十万乃至百万千万的流量就来了。对我这种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文章，阅读量只有几千几万的小作者来说，他们简直是如同神一样的存在。

流量已经成了媒体的桎梏，让媒体走向一条不归路。一些原本应该严肃、严谨，摆一脸仁义道德出来的媒体为了追求流量，已经不再是“一肚子男盗女娼”，而是把男盗女娼都毫无遮拦的写到了自己脸上。比如人民网。

电脑版的人民网还勉强看得过去，但大家如果翻开手机版的人民网，能看到什么呢？“女子称与章鱼人的性体验很难忘”、“捡尸神器：催情再发生性关系”……这到底是人民网还是淫民网？难怪有人吐槽说有了人民网，黄网被扫都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