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我国未来经济发展

思齐

林毅夫

2014年4月24日晚上7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高级论坛在光华管理学院阿里巴巴报告厅举行，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创办人、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就当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进行了演讲。林教授的主要观点包括：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速衰退，不应当忽略国际经济波动的外因；中国经济增长需要以来内需，但转向消费拉动经济并不科学；中国经济崩溃论的反驳与“8%增长20年”论的解释。
以下是由网友整理出的演讲文字（抱歉没有查到具体网友的名字）。


基本事实：中国的经济发展从1979到2013，35年持续9.8%增长。1979年大陆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现在达到6800美元，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6.8亿人摆脱世界贫困线（1.25美元/天）的标准。

近一两年以来，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很可能崩溃，现在的6800美元不过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到底会不会像一些学者预测的那样，高速增长不可持续、功亏一篑？这是一个关键的课题。个人、企业的发展无法脱离经济的大环境，只有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我们的所学才能有用武之地。今晚就分析一下大家所关心的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问题进行讨论。


因为中国是现在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体，要了解中国必须放眼世界。我的目的是分析中国持续发展的前景，但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国际经济形势切入。


2008年，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突然爆发了全球经济危机，当时确实来势汹汹，发达国家的股市突然下跌了40%，发展中国家普遍下跌50%，国际贸易萎缩一般，失业率急剧增加。即使在发展状况较好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出现2000多万的失业。从各种经济指标来看，甚至比1929年大萧条的来势更加危急。G20年底会议商定采取三个方面的共同应对措施：挽救受到危机影响的银行、采取积极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坚持自由贸易。我国4万亿政策后迅速止跌回升，2009年9.2,2010年10.4,2011年9.3，表现鹤立鸡群，拉动了世界复苏。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表现也普遍比较好（印度，巴西，等）。

但是，现在经过几年以后，反过来的迹象是，发展中国家体现出问题比较多，发达国家“好像”比较好。但如果仔细分析，发达国家实际并未完全从2008危机复苏。以美国为例，2013,2014年的增速分别是1.8和2.8，接近了长期增长速度3；但实际上美国二战后各次危机后多数有反弹，达到7左右，但这个反弹（机制是消化危机中扩张导致的产能过剩）尚未出现。世界银行预测美国到2016年才能到达3%。失业率下降到6.6%与08年的6.5%接近，但是这是统计上的现象。如果失去工作一个月，并没有积极寻找工作，被视为退出了劳动人口；如果考察劳动参与率，比08年仍然低了3个百分点（近期美联储主席艾伦也承认，由于劳动参与率低，退出QE不能完全看失业率）。

再看欧洲，2012和13年分别是负0.6和负0.4，预期2014年1.1，与长期的3%水平相去甚远；失业率在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超过25%，年轻人中超过50%；其他国家的失业率也普遍在10%以上。

日本从91年泡沫破灭之后，至今历经23年的疲软，“安倍经济学”在货币政策上注入了大量货币，但实际经济增长率还很差。2012年1.9%，而安倍经济学元年（2013）到了1.7%，预测今年会降低到1.4%。为什么发达国家将近六年走不出经济危机呢？根本原因可能是他们的经济中有很多未能解决的结构性问题，不解决就无法恢复原有的竞争力，就难以实现反弹。

结构性改革很重要，大家都清楚。但为何没有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是这些国家必须降低工资、减少福利、减少赤字、金融机构去杠杆，提高产业竞争力和风险抵抗力。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结构性改革在推行时都是减少消费、减少投资、减少需求，在改革期间经济可能进一步下滑。减少工资，收入减少；减少赤字，政府支持的经济衰退；去杠杆导致信贷收缩——在现在失业率已经很高的国家，很难进行进一步提高失业率的改革——这也是结构性改革困难的原因（非洲很多国家拿到支援却进行不下去改革，也是这个原因）。

结构性改革不是特例，过去的金融经济危机也需要结构性改革，过去是怎么解决的？过去多事发展中国家出现危机，到IMF借钱，IMF提出三个药方（“三板斧”）：结构性改革，提高产业竞争力；货币贬值，提高贸易竞争力来对冲结构性改革的负效应；两个政策仍有时间差，短期过渡性贷款度过危机。但这三板斧在发达国家很难使用。欧元区没有独立货币，不能通过贬值增加出口来创造改革空间；而如果想要用欧元区集体贬值，则发展阶段类似、作为竞争者的美国和日本也会货币贬值来对冲其他国家地区的贬值——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欧元区和美国都步日本后尘——在危机后无法真正进行提高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疲软，失业率维持在相对比较高的水平，财政赤字高企。中央银行为了减少政府的还债负担，不得不推行宽松财政货币政策来压低利息，又会鼓励大量的短期投机，把国内的股市炒得非常高（道琼斯指数已经超过2008水平，但实体经济没有恢复，泡沫比2008年更大），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造成股市大起大落，风险非常大，实际的回报率非常低，这种情形被华尔街的金融家成为一种“新常态”，可能会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同时这些货币都是国际储备货币，因此会鼓励大量向国外的短期投机。大量资金会进入大宗商品市场（黄金，石油），又把在微小扰动影响下大起大落的风险转移到了这些市场（例如塞浦路斯的债务危机就让国际黄金价格下跌超过10%）；这些资金也会大量流入实体经济表现较好、且资本账户开放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提高其价格来创造泡沫，且促使汇率升值，净出口减少，实体经济受到伤害，资金又大量外逃，这种大进大出将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巨大挑战。这时未来很可能出现的情形。我们在思考中国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这种比较悲观的国际形势，讨论经济问题、战略、政策，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为什么在巨大的成绩面前，大家对中国经济突然不看好了呢？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不断减速，持续减速已经超过4年，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出现。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减速是结构性、体制性、机制性的内因造成的，不改要造成很大代价，改了则可能爆发很大的失业和社会动荡，因此说“中国崩溃即将来临”。林教授认为，作为一个转型中发展中国家，结构性体制性机制性问题是必然存在的，但2010年以来的经济下滑，究竟是不是像崩溃论者所言的那样是体制性内因造成的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林教授个人的看法是，体制性问题不能回避，但2010年以来的下滑是国际外部的外因而非体制性内因主要造成的。

放眼世界，这个逻辑很容易说明：考察金砖四国其他国家，印度在这段时间内从7以上下滑到5以下，比中国下滑的更深；巴西2010年7.5,2011年2.7,2012年0.9,2013年2.2；总不能说中国有体制机制问题，把中国增速往下拉，并拉了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后退，并且把他们拉的更厉害把？再比较东亚所谓的“高表现”的更发达的经济体，如台湾，日本，新加坡，按道理体制性问题比我们更少，但2010年都开始下滑，且比中国更加严重！唯一能够解释的是，这种大规模的下跌是国际周期外因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经济增长有三家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由于外因，出口一直在下降，从2010年的增速17%降到10%左右；投资，由于2009年的投资项目达到落成阶段，又没有新的刺激，也下滑的很快；消费，中国的消费增长很快，将增速拉倒7.5%，其他国家则更加困窘。展望未来，发达国家漫漫长夜，出口很难回到2008年以前的高速增长，未来的增长必须更多转向内需，这时必然趋势。

那么转向内需的哪一块呢？无非是投资和消费。很多人说过去的投资拉动模式不可持续，必须转向消费拉动，对此林教授不敢苟同，认为仍然要走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是说消费不重要，而是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提高，其前提又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力发展前提又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来自于投资！如果硬要拉动消费，就只有用过去的积累来投资，用完了就靠借债，到期之日就是崩溃之时。因此我们不要把外界的“投资拉动不可持续”奉为圭臬！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论调08年以前讲，08年以后不提，现在又不讲了——朝三暮四啊。美国主要的经济评论者认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不平衡，因此批评中国投资太多消费太少。但QE退出时，印度央行行长指出，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应当负责任地考虑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作为反驳，美国提出中国没收到退出QE的太多影响，并且弄出一个包含储蓄率、贸易余额等指标，指出中国都名列前茅，因此经济稳定，比印度好，印度受到外部影响大是自己的原因，和QE没关系！注意，这些指标，都是以前批评中国经济不可持续的依据啊！因此我们不要人云亦云，放弃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增长的法宝。

但也要注意，投资不能乱投资，要做提高效益和质量的投资。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挖个洞补个洞的思路，投资拉动确实不可持续，但不能因为凯恩斯说挖个洞补个洞，就批评投资拉动不可能持续。我们现在只是6800美元的中等偏上发展中国家，提高效益和质量的投资机会是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等空间都很大，都是很好的投资项目！如交通、地下排水管网、环境等。这一点与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我们很容易找到经济回报率高且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
有了投资机会，是不是有钱呢？我们的资金很充分的。去年5万工作人员参与的大规模普查，发现中央、地方政府负债的水平相当低（9.8万亿中央+17.9万亿地方，占39.4%GDP），且民间储蓄率高达50%，因此很容易以政府投资为杠杆拉动民间投资。此外，产业升级要购买国外的技术和设备，而我们的外汇储备恰好非常充足。因此，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投资机会充足的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有资金和外汇储备充足的优势，搞投资拉动还是很有条件的！

那为什么还批评政府财政问题呢？林毅夫教授的主要观点是，政府债务的问题不是占GDP比例，而是借债和偿还的形式，投资和债务的期限有错配。从现在的债务结构看，地方政府要直接偿还的债务为11.92万亿，占GDP比重20.9%。与国外的地方政府债务相比，我们的负债是为了支持投资的，是得到资产的，而非是用来维持福利开支的（像韩国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就借了很多外债，用来对国民提供福利，最后的流向当然是消费了，后来经济不景气，不再续借，面临还本付息的压力，但是又没有那么多外汇储备，还钱还不起，就出现了货币危机）。同时另一个优势是我们的债务都是内债，而非用外币借债。又是内债，又有资产支撑，一旦发生危机，可以通过资产重组来控制风险。

但是问题是期限错配。由于禁止城投债，地方政府基础改造的投资只能靠借款来维持。过去的地方基建，靠从银行举债，举新寨还旧债，变短期为长期。现在银行监管，地方政府转向影子银行，这种替代变得更糟，风险更大更不稳定，利率也更高。

林教授的观点：空间很大，反周期投资政府主导，顺周期投资企业为主力。长期来看最好的方式是修改法律允许地方在舆论监督下发行城市建设公债；短期则是回归银行融资（而非影子银行），或改由中央政府发债。这样可以利用投资机遇，并减少风险，维持7.5%没有什么问题。既然下行压力是国际周期，就用投资机会和资源进行反周期的干预，维持增长没有问题。

更重要地，你们经常看到我说中国还有20年维持8%增长的潜力，报纸上是断句取义了。林教授的真实意思是，经济增长快不快，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如何，如果回报率低，就类似凯恩斯说的挖个洞补个洞，增长就不可持续。对于这个回报率，大家普遍的预测比较悲观，因此显得林教授的估计比较乐观（林教授自认为是客观的）。大家悲观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已经持续了35年告诉增长，历史上从未有这么长的记录。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用其他国家的例子外推，而要讨论增长的真正内在机制。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人均资本不断积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历史事实是支持这一点的。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如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技术产业前沿之内的创新和升级，有很多引进、消化、吸收、模仿的空间，成本小、风险小，有后发优势，因此能维持比发达国家水平更高、时间更持久的经济增长，这是与体制机制无关的。中国35年来，体制机制那么多问题，不也维持了那么高的增长吗？体制机制是问题，但讨论长期发展，要更加关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要回答还能持续多久的增长，实际上要看技术产业后发优势还能持续多久。林教授认为人均收入水平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因为它代表一个国家平均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亦即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2008年，按照PPP（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1951日本，1967新加坡，1975台湾，1977韩国。而从这些时间点开始，以上国家都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7%以上的增长，他们发展的轨迹，和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能够维持9.8%发展35年的内在机制是一样的。因此才说，中国有20年8%的发展潜力，不是乐观主义的判断。

当然，这里讲到的是潜力，而不是必然发生。挖掘这个潜力是有条件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维持社会稳定、经济有竞争优势（才能利用好后发优势，有积累才能升级），就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有了这个竞争优势和后发优势，就能不断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差距。现在，威胁社会稳定的最大问题是环境和收入分配的问题。林教授曾经多次调研，从未发现现在生活比80年代差的，实际不满还是来自分配不均。而加上腐败问题和污染问题，高中低收入都存在不满，提供了唱衰中国的土壤。药方正如18大所说，要深化改革。过去的渐进改革有很多成果，但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包括环境和腐败。

计划经济形成了大量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但是事关国家地位，即使私有化、休克疗法，好像是毕其功于一役，但是你取消掉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业，没有工业化怎么发展经济？另外的话，对于俄罗斯东欧这些国家，这些重工业（尤其是军工）也还是先进的产业，没有这些先进的产业怎么维持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更遑论现代化？普京之所以强硬，敢和美国叫板？因为他有那些原子弹，航空母舰，战斗机啊。这都是靠原来计划经济形成的那些资本很密集的重工业生产出来的。既然用休克疗法，就想把保护补贴全都取消掉，结果发现如果真取消掉保护补贴，他就死了。

因此在私有化里面，同样要给这些产业有保护有补贴。诸位可以想一个问题，到底是在私有化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更多？还是在国有化时候给的更多？90年代这个问题在北大有一场著名的争论，我在国际上和萨克斯也有很大争论。他们当时的看法是之所以给保护补贴是因为它是国有的，我（林老师）说所以给保护补贴因为它是违反比较优势的，而你又一定要他存在。那你就想想，如果是因为违反比较优势又需要他存在，是国有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私有的时候多？

（一位同学说，可能私有的给的保护补贴少）。林：我说国有的给的保护补贴少。为什么？因为国有的厂长经理是国家员工，他会讲你不给补贴我没办法经营。要了保护补贴以后呢？他顶多是多吃，不能多拿。多拿中纪委可以把他抓起来，严重一点可以枪毙的。如果是私有的，他同样讲你不给我保护补贴我活不了，然后拿到保护补贴以后拿到越多放到口袋里越多不是天经地义吗？比较两者的激励机制之下，肯定是私有要的保护补贴更多啊，因为国有的时候不敢拿太过，私有的时候可以多多益善啊。很高兴的是，大量的实证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你私有化的时候给保护补贴，就有租金的机会，就有寻租啊，有寻租就有腐败，所以苏联东欧的腐败现象比我们还严重。

我们国内情况也类似，在开始双轨制的时候确实，为了让那些缺乏比较优势的国企能够生存，我们发了保护补贴。这种补贴主要一个方式是金融上大银行和股票市场方面对其进行金融扶持，这基本上给大企业提供了融资服务，资金的价格是低于这个发展阶段应该有的资金价格的。我们要知道很多大企业主，他上市融资得到的钱把它叫做自己挣到的钱，这是不对的。而补贴这些大企业的，实际上是把钱放在金融系统里面的小农户，小企业，小制造业等，现在就成了用相对穷的人补贴相对富裕的人，收入差距当然拉大。因此只要能拿到钱（或者上市），就能拿到补贴，就有寻租。另外资源，宪法规定资源是全国人民共有的，但是不是全国人民一起开采的（笑）。过去在83以前没问题，因为开采的都是国企，开采权是免费取得的，卖出的产品价格也很低。83年改革，让民营和外资进入，以推动竞争。93以后，资源价格和国际接轨，不是低价了，但是取得开采的税和费，基本是没有的。比方说，我一个矿，几十亿几百亿，税和费就几千万。那结果就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资源省份的腐败特别严重。另外一个就是垄断，像电信啊电力啊民航业啊这些，有垄断就有垄断利润，那就有寻租啊。

在过去，这些措施都是在过去没有办法的办法，在过去资本很稀缺的状态下，如果没有这些保护补贴，它活不了，当时是雪中送炭。那要维持我们的稳定，带来的代价就是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腐败跟收入差距都拉大了。那我觉得呢，现在应该是可以把它取消掉，因为此一时彼一时，当时我们是低收入国家，其实一直到2003年十四大的时候一直是低收入国家。现在我们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资本已经不是那么短缺了，很多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汽车产业，年产两千万辆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当然是低端的；还有装备，像三一重工，中联重科，这些大型的装备在国际市场上是和西门子这些公司竞争，而且还不逊色的，这代表什么？符合比较优势。既然符合比较优势，它就有了自生能力，就不需要补贴了，这个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当然有既得利益，不愿意放弃这个补贴，付出的社会代价就是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所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就是确实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放开利率，就没有补贴了，没有补贴就没有寻租，储蓄者也愿意投资了，这些行业就变成正常而非暴利的行业了。省下来的财政资源就能用来社会各方面的改善。这就是釜底抽薪，一方面治理腐败和收入分配，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价格正常反应要素的稀缺程度，这样经济的发展优势就自然存在。

关于污染问题，虽然大家都不高兴，但是我们也要实事求是，符合现在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和产业不断调整的过程。农业社会自然是青山绿水；制造业阶段，能源和排放高，污染问题比较严重；进一步发展进入服务业阶段，污染少，收入多，有搞环保的条件。我们无法跳过发展的必然规律，即使污染比较严重，但除非放弃发展，回到农耕社会，那一定是青山绿水。在现在的阶段，不喜欢也要面对。当然我们可以比30，50年前的国家做得更好，因为技术更好，排放密度可以下降，这是第一。第二是环保标准的执行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现在国家有环保标准，各个地方各个产业投资都要满足一定的减排设备，问题是用不用。用了，成本会增加，企业的角度是没有动机的，这是必然。从地方的角度，应该监管，但是如果监管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比较大，企业就不会来投资，这就出现了囚徒困境。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些排污设备都有，就是不用。林老师当政协委员的时候经常去考察，企业知道政协来检查，经常是：车队远远过来的时候，冒着黑烟白烟；等到靠近的时候，烟没有了；工厂里面的时候，就说“这是德国进口最先进的设备”；但是车队一走过几里路回头一看，烟又起来了，这是林老师多次外出调研经历的事实。所以一方面必须面对，不能理想主义，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好，一个简单的建议是利用集权体制的强制力，告诉地方官员过去的事情不管，现在开始哪个地方不执行哪个地方下台，破解囚徒困境。

总而言之，只要利用好投资潜力、财政资源和后发优势这些条件，十八大的目标实现，是有条件，甚至可以说是游刃有余的。完成了2020目标，将是伟大复兴事业的重大里程碑。相信到2020，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2700美元，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我们确实可以创造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

【Q&A】

·政府如何正确甄别有升级空间的产业？避免寻租？克服期限问题而吸引长期投资？

吸引资金前面提到，主要思路是长期公债；债务滚动可化短期为长期。历史上，日本没有那么多汽车厂得到财政支持，但还是发展起来了，说明汽车在当时存在比较优势的。《新结构经济学》有谈到产业增长的甄别与因势利导——给予先行者外部性补偿和激励（而不是补贴，补贴就说明违反比较优势），而不是通过支持创造垄断企业。产业政策不是必然失败，而是需要策略性，成功的国家中，政府全部发挥了积极性作用，不能因为一些失败案例中的政府错误，就放弃政府干预，而是要讨论成功与失败的国家之间政府策略的差异，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

·政府作为中间人，打破囚徒困境，是否会因为利益集团而失败？

任何改革都需要打破利益集团。我们过去改革，也面临很大的利益集团的阻力，但有利益集团所以改革不了的逻辑是不成立的。我们的改革不断前进，不断触动利益集团，关键的问题是政府作为上层建筑，问题不解决老百姓不满意的成本比触动利益集团的成本更大，既然问题突出，中央必然有很大的决心推行深化改革，不会惧怕触动利益集团。

·现在有的地方提出政策说“买60平米落户”，央行也有松动银根的迹象，怎样避免松动的银根流入房地产？

第一点房地产在现在和未来都会使支柱产业。这个支出产业是从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角度来讲的。我们经济快速发展快速城市化，收入水平提高，城市规模扩大，对住房面积和质量的要求都在提高，必须满足这些人的需求，房地产一定还是支柱产业。第二点房地产是要高度关注的，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崩溃，都是房地产泡沫引起的，必须对房地产泡沫和金融系统性风险加以特别关注，并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其中香港对房地产的政策经验就值得学习，比如金融机构可以向房地产贷款的资金要占比例；房地产企业自有资金要占比例。通过这些防火墙，可以有效隔离房地产风险与金融风险。

·新结构经济学下如何理解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

按比较优势发展，需要价格机制合理作用，因此需要利率市场化；但金融改革的重点不完全在利率市场化。现在70%的就业在小农户、小型制造业和服务业，无论怎样放开利率，他们都只有求助于小型的金融机构（而这些民间的金融机构在改革之前就已经市场化了）。我们要把金融作为服务业，要警惕金融教科书强调大银行、大金融机构、风险投资（适合发达国家资本密集、规模大风险大的状况）的思想趋势，金融体系建设要重视国内现实，金融安排要服务与更多的就业和经济活动，金融的特性必须符合实体经济的特性。而实体经济的特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特性不一样，必须按照实体经济的具体特性来设计金融结构。

林教授对人民币国际化、开放资本账户，持保留意见。林教授认为真正能使一个国家发展的是长期投资的、产业的资本。对这些重要的资本，我们对外资没有什么限制。我们限制的是外国短期的流动资本和国内金融和实体经济向国外借款。因为这些外资，最好也是支持实体经济投资，但在经济波动下可能无法还本付息，出现98年韩国经济下滑换不起外国资本的货币危机，这还是最好的状况；不好的状况是借入了外资去搞房地产或者消费掉，更加容易导致危机。而短期资本进来一定是做投机性的，搞大泡沫经济，逼迫人民币升值，再大量流出，套走国内资产，对实体经济有害无利。况且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加什么时候开始推动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即美元成为储备货币，给予美国金融家国际套利的机会。现在学术界的模型往往不分实体资本和流动性短期资本，因此具有欺骗性，实际上我们要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开放慎之又慎。

·未来台湾的经济前景以及与大陆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大陆的发展将给台湾创造无限多的机会。台湾正处于比大陆人均收入高一个档次的阶段，产业结构（制造业服务业）比大陆先进，在两个经济体的整合中，台湾可以利用大陆这个大经济体的发展创造无限多的机会。韩国的崛起就是积极利用大陆市场开放的空间，而台湾却因为政治原因错失了这些机会，这个教训是明显的，台湾应当抓住大陆发展机遇，来享受自身无限的发展机遇，甚至可以在2020年人均收入超过美国，这对台湾人民是最大的福祉。
·量化宽松导致世界对美元不信任，人民币取代美元的前景如何，对金本位定位的评价？

参见《从西潮到东风》，人民币取代美元是必然，作为最大的贸易体、未来最大经济体，未来会有更多贸易以人民币计价，且升值空间相当看好，因此人民会愿意保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和贸易积极下货币，2020-2030可以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之一。

但林毅夫教授认为这并非最好的制度。国家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冲突，正如美联储所说“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这是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绕不开的冲突。即使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好像政策空间比较大，但是犯错误的成本也大。金本位也有问题，黄金不能随着实体经济和贸易的增加而增加，容易造成通缩，林教授的建议是建设与实体经济挂钩、信用货币性质的国际储备货币——“纸黄金”。凯恩斯提出过与一揽子大宗商品挂钩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想法，但由于当时美国一家独大且大家对美元前景有信心，所以搁置下来，随着时代的变迁，所有的主权货币国家，包括美国、欧元区和中国都将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结构性问题，给予国际炒家无限的炒作空间，威胁实体经济，这对作为储备货币国家和全世界都是不利的，接受新的更好的方案是可能且必然的。
关于西方主流理论，所有发展成功的案例，没有一个是符合西方主流理论的

西方主流理论都是理想模式的结果，但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落后性和扭曲性，背后都有原因，不了解原因，想一步到位地扭转和取消这种落后和扭曲，是必然南辕北辙的，这就是西方主流理论的缺陷所在。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读书不要读得意识形态化，越读越不明事理。思考问题，关注事实的机遇、挑战、资源，就将得到原创性的理论和实用性的建议，并对全世界85%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有更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