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民营智库促进中国政策研究市场多元化

思齐

来源：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王辉耀

   

       智库强弱是一国软实力发展的标志。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2013年底，十八大报告中也加入了建设中国新型智库的内容。2014年9月，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大国智库》一书，提出建设中国智库，也是我国民主建设的重要途径。中国社会关于何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讨论一发而起。政府纳谏思想的形成，意味着我国思想产品市场的形成，我国智库发展将进入“黄金时代”。

　　综观中国智库发展现状，基本特点是由官办智库、高校智库、民营智库形成“三驾马车”并立的大格局——

　　官办智库是当前中国智库最普遍的存在形式。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到推进农村改革，官方智库对中国重大决策与改革的进行贡献巨大。

　　高校智库拥有高层次人才密集、学科优势明显、馆藏资料丰富、学术研究氛围浓厚的优越条件诞生了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这样的高质量智库，同时成为了我国的科教管理体制改革的先锋。

　　民营智库则更“接地气”、“小而灵活”、独立性更强。作为中国智库的新生力量，作为中国思想市场的新生力量，民间智库已开始登上中国的政策影响舞台，开始能对政府决策、社会关注产生影响。

　　一个科学的政策决策需要“听取八方建议”，仅有官方智库和高校智库的思想市场显然是不够的。民间智库对官办智库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互补作用，是中国思想市场的“另一半大脑”，更有助于我国民主建设和科学决策。长远来讲，民间的智库应大力发展，让政策研究市场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就像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发展搞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民营智库的发展也会为中国政策研究市场注入活力。目前，我国民营智库还比较弱小，需要政府应给出一些政策的支持和环境支持。例如：

　　第一，建立智库经费支持的渠道，鼓励企业捐赠智库事业。经费的瓶颈是制约着中国民营智库的发展最大的因素。目前我国民营智库的经费主要来自商业合同和政府合同，经费来源极其不稳定。在中国，整个社会虽然已经出现了捐助慈善的风气，但还没有涉及到智库，还没有形成自主智库等研究机构的氛围，使民营智库难以从民间获得资金支持。企业和个人为社会做慈善，不一定是捐希望学校、捐体育设施，也可以捐助民间智库，政策扶贫也是扶贫。在国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著名企业家、政要捐助成立了许多智库，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卡特中心等。政府可以宣传智库事业的重要性，引导企业家捐赠帮助智库事业发展。同时，给予民间智库的注册问题给予更多的便利、税收上面赋予更多的优惠，也将为民营智库的建立和运营减轻压力。

　　第二，开放研究共享平台，建立常态化、公开化的纳谏渠道。目前，很多内部数据民间智库无法获得，阻碍了他们的研究的深入。并且，目前我国尚无普遍的、公开的渠道递交建言成果，阻碍了民间智库研究的积极性和成果的转化。建议政府的研究信息向民间智库开放，形成一个常态化的建言渠道，定期听取各方思想。甚至可以建立一个开放的竞争平台，让官方智库与民间思想进行碰撞，更有利于创新思想的产生。

　　第三，培育智库人才，打破人才体制内外流动的限制。人才缺乏是制约民间智库发展的根本原因。政府可优先支持智库人才建设，例如将智库组织纳入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的引才主体体系；放宽来华留学生毕业实习和工作政策等。同时，打破人才体制内外的流动的限制，构建可促进学界和政界之间良好交流的“旋转门机制”。目前北京已经探索设立一些固定职位给学界，促进政界与学界之间的交流。下一步可以考虑把相关探索成果制度化，例如把政府相关政策研究室部分要职提供给学界代表来担任并定期改选；或考虑副局级调研员中部分职位由学界代表担任，并规定他们不能参与更高职位的应聘。这样，不仅可以及时向政府中输入一些新鲜血液，而且可以增进智库与政府的沟通。

　　第四，给予民间智库更多的信任。社会民众对智库缺少必要的了解，这是智库难获关注的重要原因，中国民营智库起步晚，再加上宣传不是很到位，对社会民众来说，它基本还算是新鲜事物。中国自古以来对权威的信任都是与对权利的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民营智库与权利完全脱离，与传统意义上的权威自然也有没有了瓜葛，民众本能的就会很难对其信任。建议政府首先认可民间智库的重要作用，宣传民间智库的重要性，形成更加宽容开放的智库发展环境。

　　可以说，十八大以后，我国智库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中国的大国崛起过程中，民间智库将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同时有助于建立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智库发展态势、助力有国际公信力、影响力的强大智库的培育。

（文章选自中国网，2014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