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亟需积累四大版块知识

郑瑟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　

　　当前，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战略面临的重大困境在于：中国已经走向世界并成为举世瞩目的第二大经济体，为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中国对全球及各个区域的经济、社会、法律、政治和文化等基本层面的认知和研究却严重不足，由此导致在全球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如何保全中国的全球利益，业已成为不容忽略的重大现实问题。

　　中国崛起，走向世界的风险会越来越大

　　从经济增长率、贸易增长率到近年来对外投资这些硬指标来看，中国的确在崛起。然而，中国正在经历的大国崛起与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大国崛起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还没有与崛起相匹配的知识储备与智力资本。中国对外部的了解尚处于十分单薄的程度。这种状况带来的困境必然是：全球投资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主要表现为无法全面估量投资对象国的“社会和政治”风险。一旦遭遇危机，我国投资的资产就会风雨飘摇，甚至难以保全。

　　今天中国在非洲有巨额投资，但是有多少中国人真懂非洲，对非洲的政治经济社会进行过实地研究？在利比亚，中国一百几十亿美金的工程项目损失惨重。在缅甸，中国企业的水电建设投资陷入困境。此外，今后中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必须与伊斯兰世界长期打交道，但又有多少人了解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文化、政治、经济和历史？所有这些都表明：如果不对投资对象国进行充分的研究，中国崛起，走向世界的风险会越来越大。如果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局面下，知识储备不足的影响可能还不那么显著，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目前正处于二战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最深刻的大变化时期，即使像美国这种国际研究十分发达的国家尚且在苦苦探索，像中国这种“知识储备”与“智力储备”严重不足的国家必将面临更大的风险。特别是对非洲投资战略面临挑战的关键时刻，对投资和舆论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作出准确的判断至关重要。

　　第一，中国投资非洲环境与五年前相比已发生深刻变化。首先，非洲个别政客与政府官员已开始公开散布中国在非洲投资的负面影响。批评中国在非投资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廉价制成品对非洲本土相关产业的冲击；二是中国企业管理方式，尤其是劳工政策，与当地惯例在价值理念上的冲突。尤其应该引起中国警惕的是，这二者与西方国家关于中国在非洲推行所谓“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开始合流。

　　第二，美国和欧洲国家在非洲与中国正面角力的趋势进一步明显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前，美国和欧盟国家忙于“反恐怖主义”，无暇顾及中国的全球投资战略。尽管西方政府与媒体一直在指责中国是“新殖民主义”，但是他们尚无余力在具体的实践上抗衡中国在非洲的开拓。

第三，中国对非洲投资战略亟需调整。必须看到，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方式呈多样化趋势，主要为“人道主义救助”、“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三种类型。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相比，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多半只注意与业务领域直接有关的产业投资。非洲经济发展长期落后，急需对经济基础设施的投入。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与非洲得以在资源和基础设施一揽子新型合作的方式下，实现非洲基础设施的提升与中国获得国内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从这层意义而言，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体现着互利共赢的精神。

　　但是，近年来中国在非洲投资面临日益增多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侧重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既有利于中国获取资源，又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这种投资不仅不会带来非洲国家的产业升级换代，而且会导致非洲国家的去工业化。这也是当年拉美国家的深刻教训。另外一点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企业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了解很少，或者说也不愿意了解，以为可以通过国内通行的方式，只要搞定政府，甚至只要搞定最高领导人，就可以通行无阻。这不仅是不实际的，而且十分危险。前不久中国投资在非洲、缅甸，甚至委内瑞拉面临的困境与风险，表明中国亟需改变投资战略。

　　增强中国走向世界的“知识储备”与“智力资本”迫在眉睫

　　从历史看，各大国在崛起时都曾花巨资进行知识储备与发展智力资本。早期英国遍及海外领地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当代美国维基百科的地域研究，就是古今两个例证。二战后，美国为了打赢冷战，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普遍建立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地域研究”。美国的综合性大学都设立了关于世界各地区、各主要国家的研究中心。仅在华盛顿地区的各类智库就有成百上千之多。这些研究机构及其成果为美国奠立全世界的霸主地位提供了知识和智力的支撑。

　　相形之下，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知识和智力储备显然不足。造成此种状况与目前中国体制的弊病有关。从全球化背景来看，中国体制的最大弊病在于责任与问题的错位。我们处理从世界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危机，多半依靠常规智力和权变策略来处理问题，欠缺中长期的设计和思路，以及重大的、具有长远战略影响的问题研究，甚至有的出于部门利益考虑，该研究的也不去研究；而聚集了大量研究人才的高校和研究院所却多在孜孜以求地研究“吊书袋式的学问”，忽视现实中的重大经济政治问题，或者即便有了研究意向也缺乏研究资源，因此无法开展相关研究。由此带来的结果经常是：有资源的没有能力研究，有能力研究的不去做研究，或者没有资源从事研究。

　　根据上述判断，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所需的知识版块至少包括：

　　第一，关于投资对象国的一般民族志资料。包括该国历史、宗教、人文、经济、社会和政治等诸多方面。这方面研究现存的主要问题是：相当一批专家欠缺现代社会科学背景，少有当代问题意识，外语水平很可能也普遍不高。第二，地域研究。即以一国为单位的政治、经济、外交（双边关系）、军事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在这些层面已经有一些人力资本的储备，存在的问题是过度向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和美国倾斜。对中国有重大战略影响的其他众多国家的研究力量十分薄弱。第三，超出一个民族国家范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现象的研究。特别是对那些民族国家联合机构和组织的研究，如联合国、欧盟、东盟、“上合组织”、“金砖五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阿盟、非盟等。第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政策领域。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环境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资源问题、种族与族群问题、移民问题等。

　　只有系统地积累和掌握了至少上述四个版块的知识，并形成一支有能力从事高质量知识生产的研究队伍，才能真正帮助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实现大国复兴的战略目标。